中国话语之十四：向XX学习

管季超0712

中国话语之十四：向XX学习
文/子虚

  2009-12-05


    活到现在，确属不易。从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向XX学习”的规训不绝于耳。尽管，目前已属强弩之末，临近势不能穿鲁缟，但还不到彻底耳根清净之时。不过，这已经很好很好了。曾被深度催眠之国人，像我，得以有心思坐在桌前仔细琢磨这类话语，不能不说乃不幸之后之大幸也。
    我是1970年代上的小学。半懂不懂地，就被背诵了大量“治理式语录”。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之类。现在想来，“治理式语录”的功用，不过旨在推行“语录式治理”而已。推行“语录式治理”的要义，不过在于宣示语录发布者的绝对权力而已。至于治理有效无效，地球人都知道。
    语录者就是治理者，被语录者当然就是被治理者。治理是一个中性词，中性词是我喜欢用的。理性的反思，应该排除控诉。因为，控诉是煽情的，煽情是非理性的。而非理性，正好是所有“语录式治理”的内功所在。断章取义是盲人摸象的另类方式，那种摸法摸成了习惯的时候，明眼人也会盲得一塌糊涂。

    学习并不神秘，近乎动物本能。很小的时候在陇东乡下，有幸检阅过牛羊狗马等动物成长的全过程。刚出生的小羊羔，眼睛还没彻底睁开的时候，就会到妈妈的腹部拱着找到奶头，找得轻而易举。这就是本能。这些，大致不需要学习。它证明着一点，即动物的很多技能并不需要学习，属天赋能耐。
    如果说吃奶算是本能，那么，吃草呢？即便吃草，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之中，存在着学习么？长大一点之后，看到过日本的一部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内中，就有大段大段的拷贝在演绎小狐狸学习做狐狸的事情。我要说的是，即就动物而言，学习似乎好像差不多也许都是必需的。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酷爱学习且学习得法的国度，古代学中国，近代学西方，都取到了真经。那狐狸被演绎成爱学习的狐狸，水到渠成，非常自然。我想，要是在中国，如果有两只形象比较正面的狐狸的话，其中的一只，肯定是一只道德的狐狸；另一只，当属煽情的狐狸。总之，中国片与日本片里面的狐狸，肯定是不一样的。

    鲁迅言及人生要义的时候，只提到两个概念，一则生存，二则发展。鲁迅学过医学，但并非动物学家，他没有说动物。姑且设定动物们并没有清晰的“发展规划”，只配孜孜生存吧。而就人类而言，无论全体个体，生存之上的所谓发展，早已成为一个用以衡量生命高度的硬指标。当然，对发展一词的解读，各有说法。
    既然，学习属人的本能，也是人生存发展的必需，是否意味着，“向XX学习”之类宏大号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天经地义起来，不证自明了呢？非也。理解一句话，必须明了其后的背景。“向XX学习”之类号称伟大级别的号召，自然有其出笼的具体背景的。试着分析一下，我想，大约藏有以下一些如此这般的猫腻。
    其一，作为一种号召，并不是谁喊出来都管用的。一般而言，发出号召者都是一些据说伟大级别的人物。其二，最伟大级别的号召者发出号召之后，在由次伟大级别及准伟大级别的各色人物加以重申和放大，终致家喻户晓。其三，最终的听众是必须的执行者，他们的使命就是毫无保留地身体力行，并无选择可言。

    众所周知，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国度里，只有高居政府首脑位置，才堪称伟大级别。所以，那些个伟大级别的号召，一般而言，都是政府官员发出的。与官本位相对的，便是草民这个概念。在中国，草民们的唯一天职，就是战战兢兢地影响领导同志们的伟大号召，而不得有半点怠慢和差池。否则，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中国充斥着矛盾，哪怕法理和依据上。最明显的，是国家名称中“人民”与“共和”两个概念的不相容。中国宪法亦然。一方面，明文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则规定一定得接受领导的英明领导。无论逻辑上还是事实上，并不能保证两条原则一定会是零冲突。冲突出现了怎么办？宪法没说。实然性的逻辑是，人民已经被事实上虚化，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领导。于是，事实上，是一切权力属于领导。
    权力的异化，最明显地表现为公务人员的异化。法理上，是听命于主人的公仆；事实上，却成为国民的领导。领导之下的国民，当然是愚蠢而低能的，于是，便需要有人来给予引领和导引——千万别以为这种导引和导盲犬一个级别，绝对不是。我想，这便是领导们动辄要国民向这个学习向那个学习的理据所在。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作为古装豫剧著名台词，亦作为皇权时代官员的最高境界的写照。但是，这里面，却没有任何一丝儿民主的气味。到当今，如果还有人以国民的“父母官”自居，内中，便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悲哀：其一，无力国民的可怜；其二，愚蠢官员的无知；其三，恶心官员的自作聪明。
    中国没有过信仰上帝的历史，但中国自有其不叫上帝的上帝——天子。基督教捏造上帝的时候，起码还是费了点儿脑子的，但中国的强人们以天子自居，却并不需要提供任何试图的论证。加之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亚里士多德，民族思维的幼稚和糊涂，给这种其实很弱智的伎俩提供了上好的繁衍横生的土壤。万一出现几棵聪明草，除掉就是。
    “上帝死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好消息。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再有理由占据哪怕智力上的制高点，没有谁！大家都是凡人，没有谁有资格指教谁。未经人家授权之前，谁也没有权力代表任何人。即便路边卖白菜的文盲老太太，她也应该有一票。她会把这一票投给能够替她说话的人。她有这个智慧，谁也别担心她会不在意自己的利益。

    前面说过，学习是人的本能。每个人根据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来选择学什么，天经地义。中国的问题，不在学习，而在于“被学习”。过早社会化了的孔融小同学演出了一出“让梨”，普天之下的孩子们便世世代代难逃“向孔融同学学习”的宿命。圣人们从来不想着如何多载几棵梨树，抑或如何优化梨子的质量，只是拿所谓道德说事，拿一个“让”字说事。
    皇权时代，中国妇女地位最低，而被要求学习的榜样却最多。贞节牌坊遍布大地的另一面，正是吾皇后宫佳丽三千骄奢淫逸的地久天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时候，正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甚嚣尘上的日子。不难发现，大众的“学习权”越是异化为“被学习”的时代，便是他们的基本人权被剥夺殆尽的艰难时世。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是一些人的崇高理想，军人，当然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至此，大众的主人地位被彻底颠覆。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之类伟大号召的主要功用，醉翁之意，并不在农业工业，而在于集团内部话语权的争夺。从农业、工业到全国人民，学这个学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听我的，而不是听别人的，更不能是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