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文艺批评话语

管季超0712

更新文艺批评话语

牛学智
来源：文艺报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严重存在把批评话语方式与批评思想混用的现象。而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第一，需要生成这个时代的批评话语系统；第二，新的话语系统才会承载新的批评思想。不然，我们对批评的要求，就会因直奔就事论事的“犀利”，而丧失介入整个人文社科话语环境的锐气。
　　“话语”这一术语，高频率出现在学术刊物的大小版面，其实是法国哲学家、理论家福柯《知识考古学》译介进来之后，福柯以话语取代文本的基本构想被大家了解以后。然而，话语如何取代文本，或者，文本概念在话语面前为什么就显得蹩脚了、不再那么威风凛凛了，这似乎还需一些基本的语境转换。比如，詹姆逊有一个“永远历史化”的概念，被国内学人经常引用。一则用在历史研究，一则用在文化和文学研究。在詹姆逊那里，本来没有什么明确历史边界的历史事件，让这些历史事件成为历史的一个直接原因，不是别的，是叙述主体的叙述。是叙述使它成为历史，并不是说它本来就是那个悍然不动的坚固之物、客观之物、真实之物。我未比较过福柯与詹姆逊思想的关联性，不好妄下断语。但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其实就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具体实践：文献是历史学得以建立的根本，可是另一堪称根本的源头人们往往忽视了，那就是叙述人及叙述人所借重的语境、立场——这里，谁说话的问题变成了是谁使他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的问题。这个背后的“谁”，可以是文化环境，也可以是叙述人的自由选择，但无论怎样，你最终要公布的言说结论，必须是经过某种“授权”的，这就等于在面对同一个文本时，其实不见得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此，“永远历史化”的关键之处不在“永远”，而在“历史化”这个权威性授权。詹姆逊的术语，就成了深刻揭示某种“从来如此”的定法的话语行为。
　　文化和文学领域借重该话语的情况也类似。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前语境，人们就觉得文学对人生世相的叙述、对文化状态的陈述，是那么得体——至少，不觉得整齐划一没什么不好，你完全相信喝着清汤精神依然抖擞，那是因为我们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化”了。可是同样的文本，一到20世纪90年代完全就不适应了，原因也很简单，90年代的文化思潮已经开始“历史化”。前后变化的截然不同，不是应然的，如果没有“永远历史化”这样的话语行为，可想而知，我们所做的大多数学术工作恐怕也不见得能摆到台面上来。至于，这期间有些研究、有些学者仍然持守，或者坚持认为“历史”就是铁板一块，坚持一种“元话语”式的研究和写作，当是另一回事，只能说这种研究、这个学者还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始终处在常识的翻版层面工作，结论倒无所谓错误，就是没有什么新意。
　　举福柯与詹姆逊，我意在强调，对一个学者来说，话语与思想并不是随意颠倒的，当我们急切地向学术要思想时，先有必要考虑，究竟是先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话语，还是笼统的以创新为名义索要“思想”？我的个人体会是，先有自觉的话语意识，思想才能产生——至少，有条件产生。因为现如今不像过去，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信息爆炸的语境，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生活在一大堆虚假信息的包围中而不自知，而思想的基本面貌或者基本形式是格言、警句，乃至某种简明好记的句式，这恰好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反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过去，某个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信仰，现在简明好记的一句话也许只是一个“传说”。而话语则不同，新的话语方式不单考验学者的敏锐眼光，至关重要的是，它通过语言的使用检验学者对对象世界的解构，或者建构——值得申明的是，我这里的解构或者建构，描述的不是通常我们见到的“戏说”、“搞笑”，以及被“授权”的抟塑。真正的解构始终指向某种僵化的定势思维和腐化的话语表述方式；真正的建构也是始终面向历史，在历史语境的内部发力的“自反性”(乔纳森·卡勒语)思维。
　　也不妨举个例子。在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文学研究很难推进之时，安德森的“民族想象共同体”、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萨义德的“身份认同”、“他者”等话语问世了，这时候，理论家们突然意识到“想象”的“共同体”，个人消弭于“大我”的巨大诉说框架，以及身份意识的缺失和处于第三世界原来是作为被观看的“他者”的尴尬处境时，一些煞费苦心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材料的堆积，并没有从材料中照射出应有的思想光芒来。也就是说，原来的那套方法论实际上已经束缚了自己在本领域的伸展，于是，局部的、小的、细节的、民族的知识成为一时之选，这是表征之一；表征之二是，差异性、女权主义、阶级性等等充塞于大小版面。然而，有力量的话语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双刃剑。显见的例子是，当我们义无反顾践行类似思路，我们其实又面临了主体性破碎的学术遭遇：如果没有人类文化学，或者大的人文视野，那堆小的、局部的、地域的、民族的知识，怎么能够被激活，变成会说话的佐证？换言之，任何的人文科学研究，它的旨归应该指向“我是谁”、“我最终要往哪里去”的目的。可想而知，一味地小下去，是有些数据乃至证据会被发掘出来，但学术的总体走向难道真如人所愿，如期地实现了学者的社会批评内涵吗？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只能沉陷于数据、沉陷于证据。在如此普遍性学术氛围中，主体的完整性又一次摆到了理论研究的面前，语境的转向，共同体、身份认同以及始终停留在“他者”处境的思路，所能解决的就只能是其中一部分问题，成堆的现实命题恐怕只有另行启动话语范式了。
　　当我们的理论面目无法绕开诸如此类的巨型话语之时，最终能挑战巨型话语的仍然是新生的话语，以及话语之中蕴藉着的思想。因为话语行为指向话语纹理的细处，这个颇有意味的“细处”当然不是前面所说的使人沉陷的“细节”，它实际上是学者首先在语义层面尝试改变学术现状的“语词”。例如，现如今，凡涉及当代人的精神问题、价值问题，几乎没有研究不宏论“焦虑”的，可是，从消费主义时代气候、物欲、跟风、浮躁等心理学、精神学和文化学来研究，眼见的事实是，当代人的焦虑症不是被不明就里的理论武断地打下去，就是反过来言不由衷地蛊惑了、诠释了焦虑症的正当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呢？这是个体的研究因没有发现、拥有属于该领域的特殊话语——动用的那种公共话语，遮蔽、淹没了“焦虑症”的源头，言说因为失效而失去了说服力。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波德里亚的研究为什么打动了我，简单说，就是因为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启用了一种堪称恰当的话语方式，他把当代人的焦虑源头归结到“象征意义”的失去上。接着，他用“馈赠”等一系列人与人、人与经济形式、人与政治学“交换”的方式，论证了人之所以再度焦虑(因为焦虑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周期性发作的一种精神现象)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单是个体人的物欲观所致。有个极端的例子可以提出来一说，他说现在人死了，没有什么用来保障缅怀者疏导其悲痛的渠道，就是用来馈赠给活者的话语方式、政治经济方式缺席了——哭，是被限制的；祭祀仪式是现代化的。这是他提出用重启“象征”的思路拯救意义感缺失的文学表述的基本理论。就是指作为人的意义、象征体系的缺失导致了焦虑症不能及时进行象征交换、或交换因未“燃尽”而“剩余”，使得精神焦虑非但未能转换，而且剧烈复发。
　　波德里亚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是社会学的，也毫不含糊是有思想的。然而，假如他没有预先抛出他的话语方式——馈赠/象征、象征交换/死亡仪式，他的思想难道还会那么耀眼吗？思想固然重要，但话语却更加重要。因为没有自觉的话语意识，或者话语意识不自觉的研究，其思想其实首先缺少了使其依附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们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已经有年，但环视一圈所谓“开药方”的文章，“应该怎样”虽未明说，可是明眼人也能看出来，答案都涵盖在“不该怎样”里面了，尖锐程度为近年来所罕有。良久思索发现，文学批评本来已经在所有人文社科学术里了，要让文学批评单枪匹马突出重重制作作坊，只有先从整个人文社科研究话语系统的更新做起，否则，除了没完没了指责研究者的堕落、电子传媒的诱惑、金钱欲望的骚扰、评价机制的腐朽等等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没有了。
　　所以，粗略来看，先提话语，不提思想，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正因为文学批评只面向了文学，少面向或者不面向文学生产的整个人文社科话语语境，我们觉得批评说不到点子上，批评无法令人信服，根本原因，不在批评主体的道德承担少了、纯文学信念减弱了，而在于批评所开启的话语视野失去了批评所依附的人文知识结构。人文社科视野的褪色，直接导致了批评只能就事论事、只能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所以，要从整体上改变批评的柔弱状况，先有必要生成新的批评话语系统，少强调思想的前沿性——这里，如果先强调思想的“抢位战”，批评因没有必要的话语系统支撑，会很快堕落为别一形式的“工具论”。新话语以及相关修辞规则的稀薄，凸显所谓“思想”的批评最终会被弹回去，于是，可预见的结果是，脚疼医脚、手疼医手，批评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对它整体免疫力的拯救或许被永久性地放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