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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文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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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7 19:39:4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08年文学一瞥
李静



  中国文学近年来备受文坛内外的诟病,其批评的重点在于中国作家对现实和历史之“真”的沉默,换言之,是对其精神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的不满。此种不满借由去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一似是而非的新闻得以全民性的宣泄。今年,顾彬多次现身媒体,在否认“垃圾说”的同时,继续了他的批评,为2008年的中国文学平添了一道饶有趣味却不太“舒服”的风景。我注意到,这位汉学家的“一般性结论”有时不失确切(其内容往往与我们的一般感受相同)——比如,他说中国作家太多世俗的聪明,不敢面对真实的问题,不敢批评威权(他举了余秋雨),喜欢代表“人类”、“民族”、某个阶层思考和说话,缺少幽默感(大多数),等等;但是当具体作家的写作跃出他已成定论的大前提时,他的判断力往往出现短路——比如,叶开谈起王小波的幽默,顾彬说,我没看出来……指望一个母语之外的批评家做本土文学的公正判官,与其说表明了国人文化自信力的危机,不如说是本土文评界“信用丧失”的绝望证明。也许中国文学人所能做的是:从所有批评的确切处反顾自身,同时,发现汉语文学中真正富有创造力的部分,予以注视,予以珍重。
  2008年颇有值得珍重的长篇小说。王朔在《与我们的女儿谈话》中表明,他是一个彻底从“自身”获得经验和灵觉的作家。除此之外,他一无所凭,一无所信。在“2034年,老王家”这一“未来”场景中,“北京老王”和朋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所做的狂禅般的对话,实是作家王朔背对世人、啮噬己身的独白——心碎到骨头里的伤感愤怒,与和光同尘的宇宙狂喜相伴。踏过“自我”这根绳索,顽主时代的现世主义者炼成了时醒时迷的唯灵论者。这是一部以生命之深之奇之狠之柔之小心眼之大彻悟写就的作品,人间道德和文学技巧在其中没有地位,对自我/他人、真实/虚伪、肉身/灵魂、人世/宇宙……作家使用同一种执拗毒辣,不畏伤身伤心伤己伤人。与那些缺乏创造力的良善之辈相比,此种独出机杼的“狠毒”显然更富文学的实验精神。
  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政治-道德-人性观照,乃是近年长篇小说的重头戏,今年也不例外。严歌苓是位技艺高超的调酒师——大开大阖、浓烈酣醉的叙述语言,回旋多致、可共呼吸的人物塑造,如临其境、可视可触的背景烘托,意在笔先、悠然心会的文化精神……各成分配比有度,偶有匠气,毕竟调出了《小姨多鹤》这杯浓酒。塑造“大时代的大女子”乃为严歌苓所擅,清洁坚忍的日本孤女竹内多鹤和泼辣慈悲的东北女子朱小环两形象令人过目难忘。曾维浩的《离骚》坊间少有评论,却是近年不可多得的轻盈灵性之作,它有着串珠的结构,散淡的语言,劲烈的风骨,茁壮的想象力,情种吴天成对美人王一花半世纪“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倾心追随,乃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作家写就的最谐趣天然、纯净刻骨的爱恋,其间折射的历史悲喜剧,真令人不胜唏嘘。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笔法怪诞,充满笑谑,其主人公乃是中国1953到2003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此种安排,是作家对遗忘和谎言的毅然锤击,对道德救赎的迫切选择。但是,文学的自由和自然亦不时被宏大历史的高温所灼伤,在这里,显现了文学的界范而非道德的局限。
  长篇小说是作家综合叙事能力的竞逐地,中短篇小说则是文学实验精神的演练场,可惜当下拥有实验精神和语言癖好的作家何其少,但青年作家李浩是其中坚韧的一个。他坚韧地表达他“纸里包着的火”,也坚韧地探寻一切的形式可能性——那不会被“火”烧着的“纸”。“伪德国小说”《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和《告密者札记》、奇幻小说《飞过上空的天使》、童话小说《国王的冰山》是他乔装的果实,在不可能的时空里,他探讨极权政治带给人的灵魂疾患。在谜团般的不安气氛、审慎的分析语式、博尔赫斯式的“引经据典”和行为乖谬的人物背后,总是埋藏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巨大谜底。
  2008年的中国诗歌有一件可喜之事,那就是木心诗集《巴珑》和《伪所罗门书》的出版。在喧嚣纷乱的当代语境中,木心的诗不避美,不避正,不避纯,不避高蹈,不避表达对畴昔文明的倾心和当代文明的评判,以明晰意象涵容哲学视界,以轻逸旋律演奏文字音乐。高贵精神如何与这粗砺虚无的时代对话而不致破碎?木心的诗歌路径暗含无尽启示。
  在年终之际回望一年的文学,除了看见那些创造性的光亮,还有沸沸扬扬的文学事件停于视线,“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则是事件中的事件。如何评价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湖光山色》和麦家《暗算》的获奖?其实,它们各有各的艺术成就和清晰面目;但是当它们一起被置于“茅盾文学奖”这一“国家最高文学奖项”的视野中时,它们作为“文学”的面目忽然暧昧不清起来。在茅奖的评选中,一直存在着“国家意志”与“文学价值”的龃龉,现在,又加入了对“市场评价”的考量。因此,这四部作品的获奖,既不能证明它们在中国文学中成就至高,也不能证明它们的文学成就至低,而只是表明,它们恰恰位于文学价值、国家意志和市场评价的微妙而辛苦的平衡点上。

20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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