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

管季超0712 · 发表于 2011-8-7 20:19:52

赵勇

　　钱理群先生《我的精神自传》的大陆版早已读过，却不知道一年之后还出了一个台湾版。台湾友人闻知此事，便主动寄我一册。收到书后看目录，发现台湾版中未收大陆版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却多了一个“下编”：《我的精神成长背景》。又读“序言”与“后记”，不禁感慨。
　　钱理群在“后记”中说：此书在大陆出版后，读者反应强烈。他虽然高兴，但心里却隐隐作痛：“因为有许多的删节。最想和读者交流的心窝里的话，读者看不到，读不懂，这是怎样的悲哀呢。而且这都是我‘自愿’的，不这样自残、他残，就无法和大陆的年轻人——坦白地说，本书主要是为他们写的——见面，于是就只好以伤残之躯示众了。”虽然早该知道大陆版是“洁版”，但读到这里时我还是有些吃惊。而对照一下“序言”，“后记”中的这段文字或许会理解得更加通透。
　　长序为年轻学者邵燕君所写，名为《赤子佛心钱理群》。文中说，钱老师已出过三十多本书，每本都畅销，但他也是当代学者中被退稿、删稿相当频繁的一位。1993年他出散文随笔集《人之患》，因被删者七，他竟将这七篇文章编成《删余集》，自费印制五十本，编号签名，赠送朋友学生。于是邵燕君感叹：“平时我和钱老师谈自己研究题目时，常会不自觉地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这个方面不好触及。钱老师总是说，你研究、写作的时候不要想能不能谈的问题，先按照你的想法做，顶多以后再删改嘛。不过，钱老师的说法我做不到，在如此严峻的学术压力下，我不能花费宝贵的时间去做那些出不了成果的选题。时间长了，对于那些可能出问题的领域会自觉规避，甚至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
　　钱理群因为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而不得不“自残”（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自残”），邵燕君因为担心出问题则提前规避了某些选题，她说出的话或许就不一定是她最想说的话。以上两位学者的真心表白，很大程度上映现出目下学术研究的真实处境。以笔者为例，许多时候我还是想在学术研究中正面强攻一些问题的，但却不时会遇到麻烦。三年前我曾应某刊物之约写一长稿，此稿交给编辑，编辑告我写得不错。但因此刊前几年一篇稿子出过问题，主编写过检查，他们便谨慎起来。拙稿最终被退。我不服气，便把此稿投到另外几家刊物，几家刊物的主编都告我较敏感，不便发。后一朋友向我约稿，我就把这个稿子塞给他，并告他相关遭遇。他看后觉得问题不大，只对一些表述作些淡化处理即可。我稍稍“自残”一番，心想总算为它找了个去处。但过了些时日朋友又告我，他本想蒙混过关，没料到主编审得仔细。拙稿一经主编慧眼，他就觉得不妥，稿子自然也被枪毙了。在此稿在外旅行的过程中，我曾拿它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示众之后，有朋友告我甚是喜欢，若别的地方不敢发，她来处理。我如实告她此稿旅行的种种不快，提醒她不可给自己惹麻烦。她告我，她所编辑的刊物是以书代刊，上面无婆婆，她说了算。此时稿子已在外旅行一年，我又让它游荡了大约半年，见已走投无路，便交付于她，她也果然让我这篇东西原封不动地面世了。
　　这篇稿子虽最终得以发表，却也让我意识到了审查制度的严峻。以此对照邵燕君所言，她的做法或许就代表了大多数学人的选择。在当下的情境中，学术研究往往是与其他方面的东西紧密相连的，比如课题申报、职称晋升、学术评奖等等。它们直接关涉学者本人的名与利。为了让学术研究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们往往会选择那些纯学术的问题，而自动规避安全系数不高的选题。但长此以往，周而复始，人们的学术冲动就会发生变异，研究的方向也会形成某种位移。结果，到头来检点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不想研究或不太想研究的问题研究了一大堆，最想研究的东西却一个字没写。果如此，岂不是学者的悲哀？
　　由此反观钱理群的说法和做法，就更觉得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许多时候，思想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状态下才能被推到最佳位置。如果一些问题连想都不敢想，思想的力度、准确度、精微度等等便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此思考又如此写作，必然会冒很大风险。其结果是，也许它还能以伤残之躯面世，也许它就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从我本人的想法考虑，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钱先生看齐的，因为那也是做研究的一种境界。而且只有更多的人能去研究心中想研究之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但邵燕君那种做法我也很能理解，因为我知道，当一位学者能够说出这番话时，心里边已经很是苦涩了。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8年8月版）

2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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