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管季超0712

能否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对当代大学生学校学习生活的旁观思考

浙江工商大学 赵荣光
zhaorongguang@hotmail.com


一、   期待与失落：象孩子尿床那样不可避免吗？

       每个走进大学校门的青年，都怀着沉重的期待。所以说沉重，是因为过多的自我、亲人、社会的各种压力都集中在因阅历还不够成熟的心理上所造成的。这种压力很早就形成了，并且在高中阶段变得越来越强化。大约自15岁开始，每个决心要走进大学校门的孩子便开始自觉的承受这种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了。考进大学，并且是要拼尽一切力量进入尽可能好的大学。全部人生的期待都在那里，跨进大学校门的青年开始都是这样想的。
    “现在要吃苦，进了大学就好了，大学是很轻松的。”许多象历史题材电视剧里的衙役、狱卒那样严厉督叱学生备考的高中老师们就是经常对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这样说的。于是，在由父母亲人的慰心期许、同学朋友的热情憧憬、个人忐忑朦胧的构想造成的心态下，许多青年怀着尚未完全消除的焦灼疲惫和复杂莫名的期待走进了将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不可估量影响的大学的校门。
       人生不能没有期待，刚刚跨入大学门槛的青年更是满怀期待。问题是期待的目标和内容，以及如何把握自己的期待。当我们注意到大学新生学校生活期待表现出整体的迷茫脆弱性时，问题的严肃与严重性就不容忽视了。许多青年入学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期待—困惑—失落—迷茫的心路过程。这一过程的时空效应因学校的不同而不同，在那些非名牌、非重点大学尤其来得力度大、影响深、持续时间长，负面影响也相对更严重。它甚至对一些大学校园文化的形成和在校学生的整体心态作用重大而深远。造成大学新生心理期待与失落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学校选择与专业志愿的落差。许多学生实际迈进的并不是自己第一志愿选择的大学，这其中的无奈恐怕是属于很大一批人的，区别只在于大小。有更多的人是专业的误撞或被迫。大学的资历是重要的，现实在极短的时间内轻而易举的战胜了理想，“爱”与“不爱”已经不容当事人认真考虑和从容选择了。于是，许多人在进入大学的脚步尚未迈出之前，失落的影子就已经在形成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使期待失落的必竟是学校本身，学校是决定学生们心路发展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学生们很快发现，大学生活与自己昔日的憧憬、高中老师的教导、各种媒体的宣传差异太大。首先，大学并不轻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比高中备考学习时更紧张，压力更大。大学也是普及教育，有更多的课程，有更多的考试，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麻烦和苦恼。其次，许多课程不容选择——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必须接受。你既不能拒绝你不喜欢、不需要的课程，你也事实上很难拒绝你们不喜欢、甚至非常讨厌的老师。青年们初入大学校园开始新生活时，发现了太多的不适应，不满意。许多人无法把眼前的一切同以前的憧憬和未来人生的期待联系起来。
        似乎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如同不经过尿床的婴儿阶段就不能期望长大一样。新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无疑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代价应当在必须和必要的合理范围之内，否则就不能认为是正常。分娩过程，无论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婴儿都是严峻的考验，双方都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是，过程一定要正常，如果胎位不正和产程过长，那就难免有危险，甚至会危及母亲和孩子的健康与生命。因此，让我们牢牢记住：如果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徘徊得时间过久，那我们将会世间万物都感到迷茫，直至怀疑起我们自己的存在。

二、   观念与心态：问题出在哪里？

    于是，我们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所在，是青年们的观念和心态有了问题。是青年们对大学生活怀有过于浪漫、过于理想的期待所致。理想也如同生活本身一样，都需要去争取，去创造。一切都是不完善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一切都是不令人满意或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因此才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建设。我们嘴上说的是“改革”，手上做的是“改革”，“改革”是永久的，有了不断的改革社会才会不停的前进。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过去很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以高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当然，许多问题是社会性的，并不是学校所能独立解决的。高校的应有设置，教师的必备素养，学校的学风建设，这样一些基本而又至关重要因素的完备优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的。那是需要许许多多优秀人们的心血和成就培筑的。严格说来，今天我们的大学，有相当一部分距离象样高等学府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
        大学是时代精神的前沿，前沿对传统和现实就自然同时具有发展前导与离心背离两种倾向，因此社会的诸多矛盾理所当然的要在这里凸显和冲突。大学作为“读书”的地方，一方面对“社会”和“现实”保有相当的距离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社会制度、时代政治、主导观念、主流意识的制约与影响，这种文化空间上的距离就不可避免的强化了学生们心中已有的不协调。
        所以，大学新生心理期望的失落，相当程度上是学校价值折扣的跌落。是学校“包装营销形象”物质的折扣，造成了学生心理上的失落。也就是说，从认识论的理论上说学生并没有错。然而错还在学生。错误来源于学生心目中的大学与现实中大学两者距离所造成的反差，这是认识论的实践问题，你过高的任可、期待、憧憬了，你把情人太理想化了，问题就出在这里。
        对自己托付终生的大学——他们将称之为“母校”——有美好的、高的期望似乎并没有特别的不好。难道有谁会批评一个真诚、深沉、热烈地爱祖国、爱母亲、爱事业、爱心上人的人的行为有什么方法的不妥吗？然而这种爱又与学生对自己学校以期望为基础的爱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是非功利的，是可以抽象化的，是难以用数学和物理手段衡量的；而后者则隐含着极强的功利性，它要求兑现，它可以衡量——至少社会和学生们可以做校与校之间的比较。于是，“子嫌母丑”的感觉便在大学生们的心中普泛开来。能识出丑，是能力；把丑改造成美，是更大的能力能力——同时也是责任、光荣、奉献和创造。但仅仅是抱怨和失望，甚至是更糟糕的放弃基本的努力，那就问题就只属于你自己。
        问题是青年们要努力避免或尽快改变不切实际的观念与不健康的心态。对于前途、理想和人生来说，大学只是一座帮助你走向对岸的桥，而且仅仅是一座，然而一个人的一生不仅只过一座桥。桥，本质上只是工具，一样的工具在不一样的人的手上会发挥出不一样的作用。如同一样的笔在每个人的手上写出不一样的字，一样的枪在不同的军人手上发射出不同的效果一样。重要的是个人潜能的发挥和自我能力的培养。
        在我们现今社会，一个青年只要入了大学并且再顺利的走出来，一般来说你就有了一种基本的社会承认和利益保障，你就有了某种人生安全的底线和支撑基础。要知道，当社会发展到大学变成全体公民普及教育程度时，“大学资历”的价值就被还原为仅仅是一个人被社会接纳的入场券。到那时，任何“优惠”都将不复存在。而今天，你在大学中的一点一滴的所有积极努力就只有一个结果：理想之塔越垒越高。完善自身和成就事业，都是一种创造，都是不停的创造过程。

三、   自主与自信：时代青年令人沉思的两大行为特征

        父母辈们都说：“现在的孩子们太自以为是。”把这种生活语言所表达的世俗感情认      识换成学术一点的词语就是：今天的青年很自主、很自信。应当说这同样是一个进步，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但你们的父母在你们现在年龄的时候，是不许有自主，不许有自信的。领袖的指示、组织的决定、领导的意见，是人们思维行动的唯一准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服从是组织观念和纪律的绝对要求。很显然，一个人能够自主思维和拥有自信心，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标志。一个民族能够自主思维和拥有自信心，则表明她还没有丧失生存的能力。拥有自主思维和自信心是青年有希望、有前途标志，也是民族有希望、有前途的保障。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自主，就人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心理成熟、人格独立的标志，而非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一意孤行的“自作主张”。自信，同样是一个人知识完备、经验丰富、心理健康的标志，而非性格修养意义的刚愎自用的“自以为是”。事实上，今天就一般意义来说，恐怕大部分从小学校门一直进到大学的在读青年们，还没有达到知识完善、经验丰富、心理健康、人格独立的程度。在青年们的这个时限， 我们的“自主”与“自信”本身还在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中，对某些人生与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仅仅靠我们的自信和自主作独力和最终决断，未免不够保险。这正如1968年披头士乐队那首有名的歌Happiness  Is  A Warm  Gun 幸福是一支温暖的枪，当我们过于迷信自己那本来靠不住的自信与自主资本时，被伤害的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

四、   主导与主体：哪一种文化在校园中的作用最大？

        大家都在讲大学的“校园文化”，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媒体，整个社会，它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似乎大学的“校园文化”如同一架过街桥、一辆汽车，或是一株大树那样完整具体，那样结构规范密不可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校园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同样非常活跃的多元因素复合体，社会某一族群、某种角度的观察可能并不是“校园文化”真实的全貌，都很可能是盲人摸象的分割了的具体。    在我看来，当代的大学“校园文化”，首先就存在着主导与主体两个层面和两种类型的区别。主要由管理者及其组织、制度要素构成的，体现政府、政策意志的主导功能的“校园文化”。主要由学生族群内的思想、感情、行为、活动等构成的生存方式与状态所决定的，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主体“校园文化”。主导“校园文化”与主体“校园文化”融洽到何种程度，其中变数很多，也很大。至于在学校生存发展和学生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教师群体，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独立于上述两者之外的存在。教师群体的文化因子，由他们所传出的信息进了主导与主体之中，其分解的方向与发挥的作用，应当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这样区别地认识当代大学的“校园文化”，是想表达本人数十年教师生涯中眼前碌碌所见，耳中冲冲所闻的一种深刻感觉，那就是：在大学校园中，对学生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属于大学生们“自己的”主体“校园文化”，而非来自于管理者意志或意愿的主导“校园文化”。主导作用发挥得如何，或曰主导者意志和意见被“教育对象”——学生接受的程度，主要决定于主导文化被主体文化理解认同与接受吸纳的程度。主导文化不能以君临的姿态出现在主体文化面前，不能以强制的手段和灌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哪怕是百分之百的真知灼见，一旦出现受众内心敬畏排斥而表面恭顺服从的情态，所造成的只能是扭曲的心灵，变态的人性，分裂的性格；只能培养阳奉阴违、虚伪狡诈、弄虚作假、不分是非、重利轻义和文过饰非等一切卑鄙丑陋的行为与作风。
       主导文化要想充分发挥作用，就只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亲近和融入主体文化，绝不可疏远、冷漠和对立。要在主体文化群众培养出亲切感和信任感，进而形成依靠和遵从，才可望达到“教育”、“培养”的最大期望值。如果主导文化是漂浮于主体文化之上的，或是游离于其外的，那末“主导”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就很可能会形成主体文化横溢恣肆的结果，放任的主体文化对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显然是令人担忧的。这种令人担忧的程度，在那些本来对学生就缺乏吸引力、凝聚力的学校里，表现的就尤其严重。高年级学生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一年级学员校园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形成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老生们这样过的”，“老生们这样说的”，仿佛那是一条既定的河渠，仿佛那是一条唯一的通道，于是，后来者自然而然的循从。这里，本来应当有的是非判断几乎并不存在，新生们几乎整体的不问所以，只是以好奇和信从的心态认可与接受，就如同在运动会的4×1跑道上发生的一样。于是，主体“校园文化”近乎独自地运行成了主流“校园文化”。
        以“同乡会”， “朋友”扩衍连锁网、各类“社团”、“室友”、“网友”等关系，以及学生中各种活动为载体的主体文化流，所包容的是学生们的兴趣情感、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它们是独立的，也是相对封闭的。“认同作用”和“团体归属”欲望，使后来者毫不费力的就入流从众了。这些对于一个学校的校风、学风的形成和特点，无疑具有很强权重意义。

五、   不要包装，要武装：我的第101次敬告！

    多年来，我一直这样讲：“不要包装，要武装！”我从哈尔滨讲起，讲到长春、昆明、武汉、广州、上海、济南、南宁、杭州，今天又讲回到哈尔滨来。十余年来，我清楚的知道，我是少数，是极少的少数，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少到了仅仅是孤家寡人的一个人。现在，大家——青年——中年——也许还包括许许多多老年，似乎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们，都已经理智的认可或随波逐流的接受了“包装自己”、“推销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早在8年前，我曾寄文章给《人民日报》，我向他们指出：人身修养理论和人际关系处理原则的这种“包装推销”理念与方法是有害的；其危害作用绝不亚于达尔文自然物种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简单照搬；我们的媒体不能象煽惑天真浪漫孩子们追星狂热那样推助这种病态的时潮文化。结果，正如我早所料定的，《人民日报》不予理睬！而这也是我的一项特别意义的调研和探测，我们的当代社会，整体的迷失了！
        当代中国的商业院校，本来就不是三流以上的大学，我们没有寄希望于在这里发现真理的答案。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其他的大学里就可望轻而易举找到真理。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商业院校在更起劲、更热衷的宣扬这种观点，我们的课堂上讲授着“商品包装”和“市场营销”，于是我们就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一样的叫卖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也象社会一样极度浮躁，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们先就燥得象在广州的三伏天里一样，穿不住了上衣。不能不说商业院校的学生是最不安于坐板凳的，或者说是最坐不住板凳的。当然，这主要是他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的教导或准确说“诱导”所造成的。
        本人就亲耳听这样的领导——当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所谓的“教授”——在学院教职工大会上以宣言加号召的口气说过如下的话：“有奶就是娘，谁有钱我们就靠谁！”“商学院的特色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最善于营销自己！”不要说，当时为数不少的人是颇自以为聪明的“领悟”了，事实上他们早已经跟随北京某学院的那位在校园里卖馅饼的副教授之后行动了，而他们的另一个行动的领域就是课堂——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兴趣和能力投入的岗位，在那里，他们引导学生们的臀部离开了自己课桌后边的椅子。
        “包装推销”是商品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专有概念，人际关系领域不适宜实行、因而也不能提倡“包装”和“推销”的理论与方式。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过去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宣传自己拥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高度的精神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有不止一种旨在巩固信念、鼓舞士气的“社会主义特色”的精神与文化建设口号。然而，在今天，任何一个还能够以冷静科学头脑认识世界的人，大概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比自己长时期以来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要堕落得更加彻底。
        人不是商品，即便是彻头彻尾的商品，它的社会功能实现与良好信誉赢得靠的也主要不是“包装”和“推销”，而是实实在在的质量和真诚与忠诚的服务。人自身的价值和价质量的不断提高，靠的是道德修养的不断完善和知识与经验能力的逐渐积累；而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大小，从历史角度看则主要是由他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的。这里，“正心”、“修身”是根本，然后是彻底利他主义的“治国”、“平天下”。简而言之，我们应当拥有的，社会真正需要我们的，只是两条——修养和本领，除此以外都不是重要的。
        曾经有青年对我提问说：我去用人单位求职，不“包装”怎么能赢得好印象？不“推销”如何让对方了解自己？我回答：整洁得体的服饰是必要的修饰，但不是包装；它能够表明你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体现你的风格和信心，也是对对方的尊重。修养、知识、阅历、能力、见识、成绩、潜力等等素质的一切是无法“包装”出来的。让别人认识了解你，要的是“介绍”而不是“推销”；介绍，是实事求是的讲出真实的自己或自己的真实，要的是真诚和真实；推销的目的则是千方百计要出手自己不想再拥有的货物，让对方以你愿意或可以接受的价钱买下来是唯一目的。但对于刚刚开始求职活动的青年人来说，真正的卖家并不是你自己，而是用人单位坐在舒适的靠被转椅里的那位接待人员。是他（她）手里握有你希望以自己的依附劳动买得的“施展才华”的机会。然而，中国老早就有一句俗语说：“从南京到北京，买得精不如卖的精。”他们早已经是《水浒传》里讲的“久惯牢城”般的老奸巨滑了，对于每天不知接待多少的年轻娃娃们的“包装”“推销”小把戏，早就麻木厌烦得耐不住性子了。当他们表情冷漠或表面职业热情的听着你的包装推销时，头脑里想着的却是：“又是一个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小青年。”
        要知道，即便是在求职场合，要想让对方以愉快的心情和信任的心态接受你，最需要的永远是真诚——可信的真诚。当然，真正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因为“包装”“推销”的舞台技巧而迷失了生活中真实的自己，不要搞到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开始怀疑你在对他（她）包装推销，搞到象俗语所说“连看门狗都对你叫”的程度，那就未免太可悲了。

六、   老师≠导师：不要仰视你身边的教授

    在近代学校出现以前，“导师”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私人授徒和书院讲学教育方式时代与“老师”一词基本重合的意义。“老师”一词是中华本土文化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尊重的字眼，先秦时是专指“年老辈尊的传授学术的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历史文献中，“老师宿儒”往往连称。中世以后，老师一词又有了“传授文化技艺之人”的泛指义。明清时，生员举子则专称座主和学官为“老师”。“导师”则本是佛家语，谓为“导引众生入于佛道者”。《佛报恩经·对治品》：“夫大导师者，导以正路，示涅槃经，使得无为，长得安乐。”后又泛指政治、思想、学术或某种知识上的知道者、引路人。
        中国历史上，要成为老师非常之难，首先是学识道德皆出类拔萃并足以为人师的社会承认。而今天则不尽然，“老师”在相当意义上已经只是一种职业，“老师”中的许多人仅仅是为了“稻粱谋”，即谋生需要才“当”起，或“干”起老师职业来的。今天的老师，不仅“道”与“学”两者事实上早已经分离，而且“学”也没有明确严格的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学无所长或“学”之不多，甚至根本无学，也是可以被称为老师的，因为他就在老师的队伍中，他就从事着老师的社会职业。
        照我的理解，“老师”意义和功能既然已经世俗化、普泛化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我们就应当理所当然和实事求是的首先视其为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角色。但是，比较之下“导师”的社会和校园角色似乎还应当有所不同。导师首先应当是公众没有任何外部限定的客观认定与自觉接受。导师理所当然应当是中国传统意义“老师”基础上的合乎逻辑与自由的遴选，因此，导师应当是现代老师中的出类拔萃者。这样，我们便回到了本题上来了，老师≠导师。多年来，我无数次的听学生们对本人讲过如下的话：“上大学之前，我们以为大学教授都是令人仰视的学者，结果很失望。”“从来没有见到我们以前心目中期待的教授”……
        因此，我要对青年们说一句会让今天大学里的许多教授和老师们反感的话：“不要不加思考的就把老师的话当作真理；不要不经分辨的就接受一个教授为导师。”否则你很可能会被误导，那就比用错了商品的损失和危害要大得多。要知道，如同“老师”的时代衍化一样，教授也早已经世俗化、普泛化了，早已经不是韩愈《师说》“授业解惑”传统意义和青年们所理想的智者学家的功能与形象了。由学养退化决定的教授价值低落和导师功能的扭曲早已经是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中国教授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随后不久南方某大报刊出了一位省级领导如下的话：“现在阿猫阿狗都是教授。”再以后，有学者说：“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的确，现在的教授作为时代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的产物，质滥既是势所必然，贬值也就完全正常。清代的肆卖功名资历，太平天国的滥封王，早有前鉴，不足为怪。重要的问题是，青年们要对此有清醒的头脑，因此要慎重求师，切莫只对教授用仰视的一种眼光，更莫凡事以教授的是非为是非、以教授言行为师范。大是非，公是非，即个人的一己之是非。要知道，“灵魂工程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建设一种。归根到底，只有青年人自己才是的前途掌舵者，要自始至终立足于自力更生的个人努力。

七、   沉舟侧畔与亡羊补牢：还是应当重提孔子

        1988年1月，诺贝尔奖得主75人（约占当代人数的2／3）聚集巴黎开会，他们共同思考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寻找能使“人把自己的命运引向太阳而不是引向深渊”的答案。大会结束发表的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我们不应再对孔子冷漠。过去，我们对孔子过于长久时间的冷漠和仇视，已经使民族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那是我们不可原谅的错误。而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待孔子的话，那么，我们犯下的就绝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和人民利益的过错，而是对全体人类无可饶恕的罪过。
        由于太长时间的隔膜和曲解、误解、毁坏，我们的民族整体已经不了解、不认识孔子了。不要说普通的工农兵大众，就是知识分子族群的大多数都对孔子很淡漠、很模糊了。十年前，一位留学过日本的青年教授就对本人说过，在看到我的《天下第一家衍圣公府饮食生活》一书 “以前根本不知道孔子”。但是，也许会有的人说：“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孔子？想一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我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不是也过得很好嘛！”的确是这样，许多在学校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学生不仅对《共产党宣言》一无所知，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充其量也只是听说而已。1997年，我被派了与5位入党大学生谈话的任务，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真正最缺少、也是最需要的一门知识就是“孔子”。可以说，对学生——当然不仅仅是学生——的人生事业教育，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门课会比“孔子”更重要。我这里说的孔子，当然不仅是孔子个人，而是儒学。儒学，是做人的学问，是告诉我们如何做人的道理与方法的学问。如何做人，是一个人要学习终生的知识，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永久的人生课题。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并且是人生一切思想、言论、行为的基础。我以为，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当然不仅仅是年轻人，目前最迫切的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要做事，先做人。”这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文化传统和人们公认的人际关系行为准则。怎么做人，也就是“人为什么而活？”这样一个极其简单又十分重大的问题。孔子认为人生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就是要探索和认识“道”，儒家的道是很恢宏的，它由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组成。微观层面就是个人修养，就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核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对个人修养的要求，是全面和严格的，它要求的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生一世。在儒家看来，君子的人格修养是永久的事业，有始无终，永不完结，最终是盖棺论定。
        中观层面的道是入世立业的原则，就是要做利民利国的事——但不包括个人的物质利益。《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一段叔孙豹和范宣子两人关于人生“不朽”问题的讨论，可以代表儒家的入世功业观，当然也可以说是先秦诸子比较一致和中国历史上主流的人生事业观。晋国大夫范宣子颇有些踌躇满志的问鲁国大夫叔孙豹：怎样理解古人提出的“人生不朽”的意义呢？我的家族自尧舜时即被封为贵族，历经了夏商周三代直至显赫的现在，大概总可以算得上是“不朽”了吧？然而叔孙豹却回答说：“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废，此之谓不朽。”即是说，一个人只有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德、言、功，才会被人们真心敬爱感戴，才会世代为人民所怀念，也才会真正的不朽。着眼于社会和历史的评价来体现自我人生价值，这就是孔子、儒家，也是中国数千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生价值观。
        宏观层面的道，是立足于正心修身基本理念对人生、世事、天地规律的探索理解。总之，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言行一致的，一心为民、毫不利己的彻底利他主义的伟大形象，他的个人修养立足于此，人生事业也同样里基于此。事实上，生于孔子之前因而启示陶冶了孔子的哲人，孔子之后秉承了孔子思想的无数儒学来者，基本上都是奉行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的做人美德，孔子的倡导力行更具有光辉的榜样作用和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然而，简单一句话，孔子仅仅回答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如何做人的问题，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简单的如何做人的道理。2500年后，我们又回到了人生问题的原点，我想，此时此刻，天上有知，孔夫子大概也会发出与今天的我们一样的感慨吧。

八、   积累成绩，不要希冀成功：要争取让每一天都有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准确些说，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中国的当代，它出了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极端功利主义流行，美丑不分习以为常，是非颠倒司空见惯，社会整体的非道德无序运行……当然，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似乎只是一个既不可避免、又注定会过去的过渡阶段。然而，处于这个过渡阶段中的许许多多的人们——不仅是青年，越来越浮躁了，他们希冀市场上那种，甚至赌场上那种意外的成功。于是，他们自认为不无理由的放松了本来是百年大计的循序渐进的成绩积累工程。
        不是把事业和人生成就的追求牢牢地夯实在成绩积累的基础之上，读书人传统的甘于寂寞、铁砚磨穿的作风，不仅很少再有人安心坚持，甚至还近乎被整个社会所鄙弃。由于社会只注重眼前即时的效果，青年便被诱导注重操作技巧——事实上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达到目的。功利心太重，功利性太强，必然诱发急功近利的行为。浮躁心，冒进心，是很难成就百年大业的，对于树目标、打基础的大学生来说，就尤其有害。重要的是脚下与眼前，要争取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要知道，在人生道路的基本方向上任何人都失败不起！
        许多大三，尤其是大四的青年，都会感慨自己的大学生活，他们说：“大一不知道要清楚，大二来不及清楚，大三清楚来不及了。”“要是能够重新来过多好！”这几乎已经成了为数不少一批在校大学生的怪圈文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青年们说：切莫二年后“悔不当初”！

九、   理想重要吗？—一个永远进行时态的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人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想就属于青年，青年就意味着理想。对于青年人来说，没有理想，就意味着生命创造意义上的完结。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彻头彻尾美好的，任何事物都生存于悖论的矛盾法则之中。伟大的列宁说过：“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如果理想是过于空洞的，如果理想是没有现实可能的，如果理想是损人利己的，如果理想是不敢见阳光的，如果理想仅仅是理想，如果……那末，请问，理想还有意义吗？
        而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理想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是不是过于美好了一点？是不是过于利己和过于功利了一点？我们是不是还仅仅停留在“理想”的状态中？当理想还仅仅是理想，当我们还长期徘徊于理想的状态之中，那么，我要说的一句话是：理想是有害的，不要让理想羁绊你的脚步，重要的是行动。除了闭上眼睛睡觉的时间以外，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走着也可以思考。进行状态的理想，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方式。切忌犹疑的时间过长！理想是目标和追求目标的努力，而非仅仅是放松脚步没有决断的思考。
        否则，你就可以对自己说：去你的吧！我不要理想，只要每一天、每一点的收获和进步。然后，不久，你会惊异的发现，理想又悄悄的回到了你的身边，这一回你发现，它比上一次更清晰、更美丽，而你自己则更信心十足、干劲倍增。

十、谁会被历史选择？“代沟”这边的建议——如何把握弹指一间的人生？

        欧美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是反叛的一代，即西方学者所说：“1941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压根就没打算保留‘尊重’这个词，没打算尊重父母的习惯、价值和音乐。他们需要的只是消费、幸福和性。”德国人乔治·迪茨在他的一本名为《披头士与滚石》的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个性张扬，特异行为，反叛观点，这一切曾经那样为许许多多的时代青年所乐道憧憬，并试图一逞为快。Counter culture“反主流文化”，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札克70年代创造的这个词，是对美国60年代以前的Hippies嬉皮士运动和法国1968年5～6月大学生运动文化形态的准确表达。青年们对主流文化表现出整体的反叛和背离。最能代表这种“反主流文化”的文化心理特征的，无过于“滚石”乐队年仅19岁的经纪人安德鲁·洛格·奥尔德姆对乐队青年们所一再强调的那句名言了：“父母们越是仇视你们，孩子们就越是喜爱你们”！这些几乎立志要全面否定现实、一切都要对着干的青年，太可怕了，于是他们被父辈们称之为“跨掉的一代”。当时，我们的媒体和习惯用中国式自造的“革命”头脑思考的人们兴奋地欢呼：“资本主义要崩溃了！”然而在西方，经过了大约10年的放纵、思考和成熟，一些60年代的嬉皮士成了“雅皮士”——企业中的骨干管理人员。当然，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更优秀的成员,一些社会精英。

        在中国大陆，这种反主流文化大约稍后了15年左右也终于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长久封闭的国门打开之后，中国青年的“生理嗜新性”在不断强势的西风劲吹下，迅速开始了对自己国家现存一切——传统的、现实的——群体性的冷漠。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特色”，比较西方，中国青年的反叛似乎要温和得多，但思想火花和艺术升华也同样逊色得多。我们主要表现为两代人在“代沟”两岸的悄悄然而快速进行的疏远、隔膜、排斥、拒绝，变化首先是从青年一边发生的。这一切是在父母一代人的习惯思维与习惯生活中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生的。于是，老一代开始了整体的惊异不解，他们突然发觉自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开始从“天经地义”的生活的高空向下跌落。老一代的苦口婆心和经验老道的话语，被青年人用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唠叨”——如同用抹布揩灰尘一样厌烦而不经意的就永久的弃置不顾了。
        “代沟”一词也是西方的，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在二战以后就开始注意到的社会问题。但对“代沟”问题作出最具说服力阐释的是1970年出版的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该书认为当今世界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能归咎于社会地位和政治观念方面的差异，而是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前喻文化”失灵，“并喻文化”突然从地表以下喷薄涌现。于是代沟不可避免出现。
    那么，大学里的教师群体的位置在哪里呢？他们“家庭”意义的社会角色一般是父母辈，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也属于代沟另一侧的群体。但他们的社会角色还是教师，他们还能够象自己的社会职责所设定的那样，按传统思维与习惯去一如既往的“教导”青年们吗？显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整体的不能。80年代初，哈尔滨某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一次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分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座谈会上说：“我们的政治老师说：‘我们在三年时间里给学生们灌输的思想，被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用30分钟就推翻了。”于是，中国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开始了时代的和整体的疏远。
        老师是什么？老师在哪里？老师的话在大学生心目中究竟有几分重量？很显然，“老师”的意义，在今天中国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杰出的习性学家，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奥地利人康拉德·洛伦茨在他的名著《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中说：“没有人愿意和一个不独立的、性格懦弱、意志薄弱的人打交道；也没有人心甘情愿受行为准则的约束；更没有人愿意把这些‘弱者’敬仰的东西视之为一种文化价值。只有当人从灵魂深处真正爱上了另一个人，并且同时非常敬仰与崇拜他的时候，才能够把他的文化传统变成自己的。”显然，当代中国大学中的“老师”们，还没有能力在青年人心目中树立起这样的群体形象。我是当代大学“老师”族群中的一员，我知道自己对青年们没有严格意义导师所应具有的吸引与感召力。因此，我不敢说我的话有多少实际上的影响和意义。
        我只知道，科学看重事实，历史注重结果；而事实和结果，都要靠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取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的一切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今天的人们看这些，明天的人们更看这些。在别人的眼睛里，在后来者的眼睛里，属于你个人的一切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你给了别人什么。要知道，你给了别人，就是给了别人对你的记忆。伟大的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只有当一个人做了对别人、对社会、对历史有意义的贡献的事后，他才不会被别人忘记，他的人生才有了非常的意义。
        用孜孜不倦的辛勤努力，涓滴不弃的积累起了丰富的才智；你在持续不懈的学习中始终保持着探索的头脑；你就使自己总是处于被历史选择的最佳状态，机遇就总是特别的眷顾你。生活中，有一些人习惯于抱怨命运不济，抱怨机遇总是不光顾自己，他们总是习惯于怨天尤人。但我以为，对于类同人群中的每个成员，“上帝”，也就是生活，事实上给我们的命运和机遇画了一条共同的起跑线。生活是公平的，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不努力，或努力不够的人，即便他们睁大了眼睛去等待也往往落空。机遇是要靠智慧的判断的，不具备智慧的头脑，机遇擦肩而过，你可能还丝毫没有觉察。
        而现在,当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更有意义的走完对于我们的一生具有永久影响的大学四年生活题目时,面对光明的前方,我们发现自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思考着向前走——让每一天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