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闲暇，但不妨被利用//转载

管季超0712

捍卫闲暇，但不妨被利用//转载  

上周去密云参加一个主题为“休闲与经济发展”的论坛，我做了一个发言，谈到休闲固然可以用作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从整个社会和人生言之，闲暇实在是比经济发展更具目的性的东西。

闲暇是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非劳作时间，它往往被人们用来休息、放松，娱乐，也可用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各方面能力。闲暇的获得要以劳作为基础，但工作效率的提高，各种发明和创造又常常得有赖于人在闲暇时间的思考，有赖于人在突然放松时的茅塞顿开。有意味的闲暇和有目的的工作一样，都最能促进和体现人类之特性，个人之特性。没有闲暇，也就没有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没有个性的完整无损和丰富多彩。而且，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可以以人们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为一重要的标志，而社会的发展也不妨以“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为旨归。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较多的闲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许往往更能显示出时代的变迁。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在一个军事院校里工作，突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有晚上开过会了，即便在这以严格和忙碌著称的军校，工作的八小时以外也都是属于自己的了。而这在“文革”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晚上、周末也往往都要无可逃避地参加政治学习、开批判会、阶级斗争、或者组织的义务劳动，人们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真正放松的闲暇时间，而“有闲阶级”、“帮闲”这些沾上“闲”的字眼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贬义词。但从“晚上不再开会”这样一件小事，我突然感觉“文革”的余波在我这里消失了，它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的时代的结束。

今天，人们的闲暇时间不太受政治运动的挤压了，但却很容易受到经济力量的压迫。一些个人或群体可能会不断的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大的经济业绩，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生活感受和整体质量，这就像穿上了溜冰鞋停不下来。更迫切和严重的问题是，就像我们从王斌余、阿星等农民工的案件中所看到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因生计之迫，再加上其劳动缺少法律和公权的切实保障，常常从事着长时间的紧张劳作而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

这种状况应当说是很不正常的。当然，始终会有一个如何利用你的闲暇时间才更有意义的问题，各人对闲暇时间需求的多少和迫切性也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首先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份起码的闲暇的时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是被两部分时间填满：一是劳作的时间，一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即吃喝拉撒睡的时间；甚至一个人得压榨自己的一部分生理需求时间而将其投入到劳作以谋生的时间中去，那这样的人生将是很可悲悯的，那无异于使人降低到动物甚至动物以下的水平。

我们要捍卫人们的闲暇，使之不受来自外界的强迫学习，强迫批判、以及各种各样变相的强迫劳动的侵夺。我们也要警惕来自自身的诱惑——无休止地追求物质财富、或变成一个机械的工作狂——而忘记了生命的真味和丰富多彩。除非是非常时期，不管是谁，上至国家元首，下至一芥草民，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有自己放松乃至娱悦的时间，都不致苦哈哈的，始终把弦绷得很紧。过去讲“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但这还不够，休养生息本身也是目的；过去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今天看来也失之偏颇，身心健康和愉悦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种目的状态。能够使自己的志趣和职业结为一体的人们是幸运的，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且，即便是那些幸运者也还需要工作之外的休憩。

闲暇必须得到保障，但它不妨被利用——被他人用作谋利之用。一些人喜欢在闲暇时间爬山，远足，享受无需购买的好空气和好景致，这自然很好；但只要有条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可能喜欢在闲暇时间舒适、方便地享受各种娱乐设施和人们的服务而为此付钱，这也无可非议。随着文明的进展，这甚至是一个方向，休闲服务的产业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产业之一，也是和人们的快乐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

很多人都听说过那个有关闲暇的经典故事，虽然版本多有不同。那故事大意是说，有一个打鱼人每天都只打两三条鱼就回来，然后躺在海边晒太阳，一个商人游客连看了几天，就走去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每天出去多打些鱼，多买些钱呢？”渔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你钱多了，就可以买房子置地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悠闲地躺在这里晒太阳啊！”“那我现在已经悠闲地躺在这里晒太阳了。”渔人最后答道。

这两个人的志趣相当不同，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还是以悠闲为目的。而“游客”想告诉人的似乎是：悠闲还是要有某种经济基础，除非是有极高境界或定力之人（当然也可能是极其慵懒和麻木之人），否则是不能安稳地享受这现在的悠闲的；“渔人”想告诉人的似乎是：悠闲并不是最终才去享受的目的，相反，悠闲是要随时放下，当下即是。“游客”的这种休闲自然是可以充分和直接地加以利用的，而“渔人”的闲暇别人却几乎无法利用。如果大家都是“渔人”，这个社会将可能无法在经济上繁荣发展；但如果大家都是“游客”，则可能无法体会到闲暇最深或最单纯的意味。比较理想的可能是大多数人是“游客”，而只有很少数人是那样的“渔人”。幸运的是，若从现实的人性来观察，大致也像是这样一个比例。

当然，“渔人”的那种“无用”偶尔也可以有“大用”。美国19世纪中叶有一个叫梭罗的作家，就和上面的“渔人”有点儿像，他没有长期固定的职业，喜欢充分保证自己的自由和随时享受自己的闲暇，他后来自己在家乡瓦尔登湖的旁边造了一个小木屋，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再两天，主要靠种豆子、捕鱼等为生，大部分时间则用来沉思默想。有时他划着独木舟到了湖心，半躺半坐着陷入了遐想，直到小舟被风慢慢吹着触到了岸边的沙滩，才使他惊醒过来。有时他在屋前从早晨一直坐到晚上，什么都不做，甚至什么都不想。他后来写了一本《瓦尔登湖》的书，记述自然界的美，也反省现代人的文明和思索生命的意义。今天，到瓦尔登湖来的人络绎不绝，带来的旅游收益自然相当可观，梭罗终于可以造福于他的乡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