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主编答客问

管季超0712

“我们没说是孟子呀！”


——《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答客问



问：从报上看到，《咬文嚼字》公布了2006年十大语文差错。我很赞赏这种做法。但其中“食色，性也”这一句话，贵刊说是孟子说的，网上却有不少读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说是告子说的。我们应该相信谁的？



答：阴差阳错！我们没说是孟子呀。2006年的十大语文差错，本刊是在2007年的1月15日发布的。《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及《文汇读书周报》，都以最快速度全文刊登了本刊提供的材料。那上面说得很清楚，“食色，性也”这一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上》，它是告子而不是孔子说的”。谁知某些媒体在传播过程当中，把“告子”错成了“孟子”。古人说，“书三写，鱼成鲁”，今天则是“话三传，告成孟”。这也许可以说是“以讹传正”吧。





    问：原来你们背了黑锅！不过，我也一直认为这句话是孟子说的。你们不是也说“出自《孟子·告子上》”吗？



答：不错，是出自《孟子·告子上》。但孟子和《孟子》不是一回事。孟子是一个人，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亚圣”之称；而《孟子》是一部书，记载了孟子及其门人的言行。《孟子》这部书中，当然有孟子说过的话，但并不全是孟子说过的话。比如“食色，性也”，就不是孟子说的。这句话记载于《孟子》第六卷的上篇：“告子曰：‘食色，性也。’”我们怎么能丢掉“告子曰”这三个字，硬把它和孟子扯在一起呢？为了避免这一误解，我们现在的改定稿是：“‘食色，性也’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上》，它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而是另一位思想家告子说的。”





    问：可这告子够陌生的！我知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可就不知道这个告子。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答：告子确实知名度不高。这也许是导致误传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告子是“性无善恶论”的代表，和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但他留下的生平史料极为罕见。据传他的名字叫“不害”，有人说他是孟子的门生，也有人说他是墨子的弟子，其实都只是推测而已。不过，“食色，性也”出于告子，这是有书为证的。





    问：我明白了。告子误为孟子，表面上看是想当然造成的，实质上是治学态度不严谨的后果。这场“以讹传正”的风波，作为主编你有什么感想？



    答：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叫打翻了五味瓶。首先是遗憾，某些媒体的偶然失误，有损《咬文嚼字》的形象是小事，主要是干扰了读者对文化知识的认识。其次是感动，这一误传出现不久，便有读者在网上纠正，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热情和扎实的专业修养。他们是“咬嚼派”的生力军。第三是高兴，我们说“食色，性也”是容易张冠李戴的引文，在纠错的过程当中，就来了一次张冠李戴，可见我们没有说错。这场“风波”的发生，也许会让我们对告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杜绝这一差错。

管季超0712

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

曹青林


    2007年4月9日，《文汇报》出了个杂文专版，其中刊有《尊卑有别的无意识》一文。作者发现在词语运用中，隐藏着等级差别，比如，对领导用的词语是“尊重”，而“上级对下级，最多也只能称之为器重”。“器重”意味着什么呢？“人家像看重可用之‘器’一样地看重你呢！”作者因此发了一通议论：语言的方式体现的礼仪，“是与尊卑有序的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今天，“这种制度和礼仪的躯壳虽然已被废弃，其文化的基因却在不经意间沿袭流传”。此文发表后没几天，即为《报刊文摘》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
    这位作者的语言敏感，我是很有一点佩服的；但是对于他的结论，说句实话不敢苟同。不错，“器重”确实和“器”有关，可问题是，“尊重”的“尊”就不是器吗？《说文解字》早就告诉我们：“尊，酒器也。”“尊”也是器的一种。人际交往中经常用到敬酒这一礼节，“尊”才由名词义引申出动词义，于是有了敬重的意思。再说，古人对器并不轻视。不是说“玉不琢，不成器”吗？“器”中就包含着圭璧之类的贵重物品。甚至，连鼎彝之类的权力象征物，也被称之为器——传国之重器。我们在夸奖一个人时，会说什么“必成大器”，或者“大器晚成”，这都和“器”的地位有关。
    当然，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尊重”和“器重”虽然都有一个“重”字，其词汇意义却是不同的。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尊卑有别”，而是长期语用习惯形成的文字规则。“尊重”的对象是人格，是尊严；“器重”的对象则是才干，是能力。这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的肯定。所以我说，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硬要把尊重和器重的词义差别说成是等级差别，把“尊重”视为用于领导的专利词语，这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
    十多年前，本人在办一份刊物时，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要改变一个字的写法，这个字便是家庭的“家”字。来信者认为，家是人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让“豕”即猪在里面逍遥自在呢？说得重一点，是对人的亵渎；说得轻一点，至少是对环境的污染。这位读者大声疾呼：一定要把“豕”从家里赶出去！他建议“家”字可改写为宝盖头下一个人，“让人猪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赶猪出门和视人为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撩起汉字的面纱，可以发现远古时代我们祖先的生活状态、思维特征、感情倾向、风俗习惯……这一切正是汉字文化学、汉字民俗学研究的内容。即以这个“家”字来说，不管“豕”是家庭驯养的，还是集体捕猎分配的，都是私有财产的一种标志，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我们怎么能够弃之如敝屣呢？这不是把价值连城的先秦陶罐，一不顺眼摔成碎片了吗？如果这种思路能够成立，那么“奸”字从女，岂不是性别歧视？“思”之从心，岂不是违背科学？“灵”（靈）字从巫，岂不是宣扬邪术？“福”字从示，岂不是崇奉鬼神？……呜呼！这样一来，汉字哪里还有活路！
    这些年来，公开提出改字的似乎不多，评词论语的倒不乏其例。某地市政建设排出了“功臣榜”，当地报纸刊文指出“功臣”一词用得不妥：今天早已不是帝王时代，“功臣”从何说起？也有人针对“官教兵，兵教官”这类提法，认为部队干部不能称之为“官”，“要铲除人际称谓中的封建烙印”。
    笔者有位交往多年的朋友，在一篇杂文中提出要改造两个成语：一个是“传宗接代”，“宗”涉及宗法观念、宗法制度，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主张改为宣传优生优育的“传种接代”；另一个是“唾手可得”，“唾”是不卫生、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和当时正在宣传的“五讲四美”背道而驰，朋友力主改用“垂手可得”，既形象又通俗。
    面对这些议论，不知怎么回事，总会让我联想到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我承认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有些不合时宜的词语，确实也有淘汰或者改造的必要；但语言毕竟是历史的产物，难免会留下历史的胎记，怎么能够因噎而废食呢？文字和词语说到底只是符号，其本初的含义和现代的运用并不是一回事。符号是可以旧瓶装新酒的。我们难道因为“轮船”随着技术的革新已经不用木轮，就不称其为“轮船”了吗？难道因为“铅笔”中装的是石墨而不是铅，就不称其为“铅笔”了吗？同样，“外公”“外婆”的称呼留有明显的宗法观念的痕迹，但“摇到外婆桥”的儿歌还可继续唱下去；“家长”一词不符合现代的民主意识，学校的“家长会”也不必改称为“爸爸妈妈会”。否则的话，将有多少词语被打入冷宫！不对，连“冷宫”这样的词语也是宫廷社会的产物，到时同样在封杀之列。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改字也好，评词也罢，如果只是凭一己之好恶，一时之灵感，心血来潮地说上几句，那恐怕只能称之为“戏说”。这是不必“尊重”也不必“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