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众视线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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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校学生刊物的闲言碎语



作者：王少磊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高校学生刊物，在中国的过去或者海外的现在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载体本身虽然算不上强势，但是“学生”和“高校”赋予它独立价值与特别意义。前者代表了创新的勇气而后者提供着宽容的氛围。那么中国当代学生刊物的情况如何？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是不是已经很久？

　　1、自愿就异化了

　　《××研究生》原先是单胶封面的学生刊物。接手前，上面也是领导开会上级视察，外加工作总结和业务汇报。这很像我那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老家，上个世纪末一度出现过几十个乡镇电视台——每日“新闻联播”乡长栽树书记下乡，再有就是“焦点访谈”征粮纳税抓人查车，总之以令人惊讶的简陋拷贝央视。

　　拷贝央视多少还可以理解。因为“乡长书记”完了，付费点歌和化肥广告就铺天盖地。虽然操作一开始就未必合法，但既然有商业动机在里面尚属可想。不过《××研究生》要拷贝《求是》杂志就莫明所以了。因为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媒体——不少高校都另有一张理论上全国发行的的校报（就是有国家新闻总署核发的CN，我打赌它是世界上最难看的报纸之一），实际上校报就是学校的一个职能部门，有拿薪水的专业人员负责运转。而《××研究生》终究是一种学生刊物，其宗旨，按它自己的说法是“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但很难相信一条乏味的表彰报道，或者半版无聊的会议新闻会有此功用。

　　《××研究生》并非一个极端的特例。大概每个高校都会有一个官方色彩的学生刊物。很奇怪“官方”一直可以成为媒体不受欢迎的借口。就像外面的情况一样，仿佛肩负了宣传使命的报刊就必得难看——这是多么奇怪但已经被习以为常的一个逻辑。我手头拿到几份不同学校的这类东西，从无论内容定位到写作口气都毫无二致。也许它们一开始就打算升格（实质上是异化）成所谓“喉舌”？又或许学校，或者说它的学生工作部门是学生刊物事实上的资方，而且它还同时掌握着对学生干部的工作评定和业绩考核——是否是这种情况，让编辑不自觉地成为校方的传声筒，而忽略了它作为“学生”刊物的本色呢？

　　我想说的是，这种选择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它一定是愚蠢的。

　　2、各打五十大板

　　首先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假若抛弃名义上的“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仅从宣传意义上打算这种方式可以达到目的吗？我很怀疑，用他们理解的“健康东西”，能否击败网上的花花绿绿而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换句话说，把两样食物摆在桌子上，能够仅从外表就做出符合校方意愿的选择吗？“先进”的文化，如果不裹上一层糖衣（或者你可以说“一个好的表现形式”）未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人的本性先天向上（我担心恰恰相反）。淫秽的东西不说也罢，对年轻人来说，即使是一本拙劣的言情小说，也完全可能比一则枯燥的校园报道更具诱惑。从不管哪个方向考虑，后者都不是符合传播规律的东西。何况学生作为特定的受众群体，又有着非同一般的阅读需求：他们往往比其他社会层面，更习惯于接受生动鲜活和叛逆边缘的东西。假如传播没有效果，抑或有效果是负方向的，则花钱做这个冤大头意义何在？剩下的一种推测就不那么好玩了：扶持学生期刊会不会只是，管理部门年终总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反过来从学生编辑的角度去看，我不太相信这种八股文章完全是出于被迫。实际上，我倾向于认为那根本是一种温顺的自觉。因为他们多半有机会远离会议新闻的，或者设法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中间状态——或者再退一步，至少可以尝试在文风方面做些技术性的改革。当然八股并不仅仅是学生期刊独有的问题，但也正为如此才使之具有某种悲剧意义（与此相反，《××研究生》们的异化努力是喜剧性的）：学校之于社会，舆论环境和学术空气原本相对宽松，可是大多数学生刊物并没有因此有所作为。

　　学生期刊的问题不应该是孤立的，我们应该能找到更加上游的原因。那约莫是现实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合力结果。今天的高校学生，一方面学术热情和求知欲望整体上都在降低，另一方面却又似乎极富政治意识和斗争经验。确切地说，更像是一种世事洞明的老滑与成熟。比方说寝室里卧谈是一翻心迹，组织座谈时马上换副面孔滴水不露；或者食堂打饭时勾肩搭背，“三好”评选时又相互诋毁。有信仰原本值得羡慕，假托信仰以为晋身筹码亦不足为奇，但是信仰可以熟练转换且处之泰然就非常危险了；同样集体主义应该受到鼓励，爱谁谁彰显个性也勉强算是时代精神，但是阳奉阴违当面地下就令人齿冷了。

　　没有固守，就无法让承载思想的期刊具备独立品格。我注意到，即便在研究生刊物中也普遍缺乏文人气骨与学术勇气，满纸人云亦云和不关痛痒的“浅析”、“试论”、“小议”和“略谈”——连标题都做得毫无创意更遑论其他。一方面，对于学术权威谨小慎微，没有基本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前人的成果“集精聚华”起来又胆大包天。实际上，学术腐败一直是困绕研究生的一个问题。投给核心期刊的东西都敢网上下载，在学生期刊上东拼西凑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一提的是还是同一拨人，甭看课堂上拘谨木讷论文里循规蹈矩，但只要在校园BBS里一披上马甲，又变得激动狂热和缺乏理性：消灭日本民族啦，欢呼美国倒霉啦，或者发人隐私请君入瓮，污言秽语人身攻击，随处可见阴险凶狠的诛心之论和无聊下流的插科打诨。同样是一个作者、编者和读者群体，何以在不同媒介上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哪一种是更真实的他们？假如不幸是后者，那校园刊物存在的价值又在什么地方呢？

　　3、比比看《国民》和《新潮》

　　不能不想到《国民》和《新潮》，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两份学生杂志。在我们把镜头对准校长视察时，他们正力图 “增进国民人格”、“启蒙民众思想”、“研究学术”、乃至“提倡国货”。当我们在“要闻”和“简讯”里用亘古不变的倒金字塔报道支部会议时，他们的栏目设置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哲学伦理、历史教育和语言文学，体裁也包括了通讯报道、散文小说、诗词戏剧和书报评介；实际上不单单是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我们今天在新闻或者副刊上使用的文体划分，多半就是他们从欧美介绍和汉化过来的，之前他们面对的，只有王朝时代艰涩深奥的古典文学。比起《国民》和《新潮》，今天学生刊物的使命感缺失显而易见，甚至还不如文革时代更有角色意识（当然对那个时代的评价会很复杂），大众文化和功利主义，已经把它的无论读者和编者都弄得昏昏欲睡了。我们随便找本南京的学生刊物来，来对比看一看它的标题就知道所言不虚：

　　要唱就唱大风歌——我院教保工作侧记

　　紧紧把握“三个代表”——教育活动的核心

　　某报社通联部主任某同志说：我院培养的新闻人才素质明显提高

　　开拓创新，服务基层——贯彻“群众路线”指导工作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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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须多言。

　　那么《国民》的编辑是些什么人？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马骏，《新潮》的编辑是些什么人？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顾颉刚。这些人，不管他们恪守的主义是否最终被证明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但都是——至少在某一时期都是——可以为理想献出生命的人。而我作为《××研究生》的“执行主编”第一次召集会议时，就有超过半数的编委因为许诺的补助太少而耿耿于怀。另有一半的人，希望尽快发一个由研究生会验印的大红聘书，以便在未来的毕业求职时发挥作用。

　　《新潮》有陈独秀、胡适支持，《国民》有蔡元培、李大钊投稿。北京大学校长、文科学长和一批知名教授亲自捧场。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包括冯友兰叶圣陶在内的许多名家都曾经是它们的作者。甚至鲁迅先生，也在《新潮》的通讯栏里发表对于刊物的建设意见。现在的学生刊物呢，即便巴巴地呈上去，也不指望忙着四处讲学的老师肯屈尊贡献一点眼球。

　　不希望列举的只是一些罕见的个案。《国民》、《新潮》固然是同类中的翘楚，但并不是同时期仅有的优秀学生期刊。《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人所共知，实际上“五四”时期各地都有定位不俗的学生刊物。光四川一省就有《星期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四川学生潮》（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威克烈》（外国语专门学校讲演会）；《半月刊》（巴金）等。连笔者所在地的南京，也有学生联合会创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鼓吹民主进步。

　　4、好，咱们就说文学

　　或许会有辩解说时移事易，今天已经不复“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了，因此没有必要像《国民》和《新潮》那样，再把政治宣传和思想启蒙作为主旨。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事实上高校最多的学生刊物即是文学一类。那么，这样是不是该有一点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把某师范学院的《三月》作为分析样本。因为据说，它是《诗歌月刊》提名的“十大有影响力的校园文学刊物”之一，所属的文学社也曾经被《中国青年报》评为“全国十三大文学社团”——因此，我相信它应该大体代表着此类文学刊物的质量和水平。其实也只需，抄录它的几条标题就能大体知道它的内容了：

　　《美，可以令人颤栗》

　　《心灵的体验》

　　《今夜无眠》

　　《微笑人生》

　　《感叹人生》

　　《孤独时再复习我的这片云》

　　《孤独者的夜晚》

　　《难言孤独》

　　《孤独者》

　　《伟大的母爱》

　　《苦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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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就不摘引了，反正很难想象，靠着这些“孤独”和“母爱”，能实现他们标榜的 “时代性”和“开拓性”。不是说他们不孤独，也不是说妈妈不伟大，而是即便在上个世纪的上个半叶，这些浅吟低唱、唧唧歪歪的东西就不再是新鲜的了，但徐志摩的“孤独”或者朱自清的“亲情”仍不失为一种开创，而且白话文之初没准还具备某种“文本”意义。然而自那时起，数不清的文人就开始在报刊上“孤独”与“亲情”了，到今天，还用《再别康桥》的套路去再别剑桥，或者再用《背影》的手法去写老爸都死路一条。当然除此之外我不反对文学期刊的青春宣泄功用，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者都发展成为钱玄同和刘半农，但如果全部是对个人感悟的拙劣模仿和生硬蹈袭，而看不到更大意义上的多元视角和人文情怀的话——则当代学生的趣味、取向、立意和素质都令人担忧。而主流媒体（《中国青年报》）和权威文学杂志（《诗歌月刊》）的认证，多少说明了《三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我手头的其他资料也一再说明，那就是当代学生刊物的基本风貌。

　　5、只看见一则广告

　　在香港中文大学，其新闻学院的学生刊物《大学线》有较大规模的免费派发，而上面的作品可以参加香港官方的新闻评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其学生刊物《足迹》牛气到可以主办“第一届国际中文辩论赛”。而台湾政客马英九在自己的简历栏里，首先就写上“曾任留美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就是说，学生本来应该是思想最为活跃，创造能力和热情也都最为强大的人生阶段。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学生都应该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应该有能力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也应该被社会各界听到和重视。

　　其实相对于《国民》和《新潮》所处的时代，我们今天主流社会对学生期刊的关注已经降到最低。不说我的《××研究生》，即便是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期刊，现在也很难想像会跟过去一样——它的一篇政论或者时评就能引起轰动。而且今天的学生期刊，也更少有机会出现在主流媒介的视野里。实际上，它简直已经从公众视线里消失。即便是“小众”和“专业”的学界，也基本上看不到对它的调查和研究。在整合了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上，你也很难用搜索引擎找到相关的文献和报道。“中华传媒网”是圈内最富盛名的新闻学术网站，两年来，我只在它的“传媒社区”里看到一则跟学生期刊相关的广告招标：虽然在大陆，包括学生刊物在内的内刊都没有广告发布的权利。

　　但是仍然有为数不少学生刊物，在眼镜店或者咖啡厅里争取财务支持——这似乎是他们进入社会的唯一活动。而在《××研究生》的编辑部里，我只能看着一大堆稿纸心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