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教师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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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教师之友
文/茅卫东



　　2001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正带着儿子在学校里玩，孩子他妈匆匆来找，说是有人打电话找我，很急的样子，约好半个小时后再打来。回家后不久，电话铃响起。从此，我结识了李玉龙，与《教师之友》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天，李玉龙找我商量改稿子的事。那篇文章的起因是孩子上了幼儿园，我偶然间发现孩子的评语手册上有一栏：爱祖国爱家乡。一个才四岁的小娃娃，能懂得这些嘛！我把它当笑话在办公室里讲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德育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侃完后，突然有了写成文字的冲动，坐在电脑前很快敲出了几千字。写完后一时也想不出寄哪家刊物比较合适，正好在网上看到《教师之友》杂志接受网上投稿，随手就发了个伊妹儿。
　　稿子寄出后约二个月没回音，我也有些忘了这事。后来才知道李玉龙早看到了这个稿子，有意冷藏了一段时间才与我联系。他说更喜欢看到我是如何做的。我一向疏于总结，也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典型事迹。李玉龙不死心，一再启发，让我把自己从教以来的教育实践好好回顾一下，尽快发给他。
　　于是有一个多星期，我白天上课，晚上冥思苦想自己做过些什么事，想起一件写一件，陆陆续续给李玉龙发了过去。2001年10月，这个初稿不足五千字的《向德育发问》变成了一万多字，李玉龙编完后，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政治教师的行与思，作为杂志的特别策划刊出，反响不错。
　　以前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但发表的差不多都是千把字的小文章，这次一下子发了一万多字，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更重要的是，这一万多字其实都是压抑自己内心已久的东西。学校不少老师怎么也不相信我是第一次向《教师之友》投稿，不相信我与李玉龙只有电话联系根本没有谋面。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从此开始关注《教师之友》。
　　我在《教师之友》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因为不服，因为偶然，因为快乐》，这是杂志举行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当教师”主题征文。文中我主要回顾了自己多年的学习生活，感叹自己没有遇到过对我影响至深的好老师，所以虽不是刻意要当教师，但既然偶然间走上了讲台，一定“不做自己憎恶的人”。记得文章最后我是这样写的：“所以，我还要当教师，当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师！”那是2001年11月。
　　三年一晃就过来了。现在，敲着这些文字的我已经不是教师了，许多人说我不值，也有许多人羡慕我的出走。于我，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惭愧自己三年前在《教师之友》上说过的话，因为我最终没有坚持下来。三个月前，我与李玉龙成了同行。更早的时候，我们一度有机会成为同事。
　　2002年，我结交了不少教育圈里的朋友，写了一些教育评论方面的文章，我对教育对学校也越来越失望了。年末，与李玉龙通话时，他说他已经在北京了，还说当初曾有动员我去杂志社的念头，如果我真想走，他可以帮我向杂志社说一说。后来钟丽曦老师――当时杂志社的常务副主编――专门打来电话，很详细地告诉我杂志社的情况，一再劝我慎重考虑。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选择出走，只是写了回顾自己的教育教学的东西《走在教育的边上》，后来改名为《我爱，但我不能……》发在《教师之友》03年第二（三？）期上。从那以后，我的心再也没有能安定下来。
　　李玉龙离开了《教师之友》到北京，原准备与朋友办一个新的教育类刊物。他把新刊物的策划方案发给我征求我的意见，还向我约稿，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突然某一天他告诉我刊物办不成了。过了没几天，在《教育在线周刊》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李玉龙”前面加了“实习记者”四个字。
　　大概半年后，李玉龙回到了《教师之友》杂志社，担任杂志的常务副主编。我又动了去杂志社的念头，这时是李玉龙劝我慎重考虑了。我理解他们的好意，心里还是有些微词。六月高考那几天，我去了福建一家杂志社应聘，老总很希望我留下。李玉龙有些不理解我的举动，劝我安心在学校教书，同时写点东西。可是我实在静不下心。暑假时，我又应聘去了报社，成了商报记者。一家市一级的财经类媒体，整天就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干了还不到一个月，实在没什么感觉。学校领导一再打电话要我回去，我也就顺台阶而下回到了学校，权作参加了一回暑假社会实践。
　　回到学校后，我的状态一直不好，无心写作。李玉龙一再给我布置任务，“逼”着我写作。
　　今年初，在好友阿啃（蔡朝阳）的结婚喜宴上认识了《教师之友》新编辑范美忠。据阿啃的介绍，这是一个在朋友圈子里比任何人读书都多的人。晚上，我和范美忠睡在一个房间，他大谈哲学、文学、艺术。我本不是一个健谈之人，加上心情压抑，几个小时里，我偶尔插上一句两句，几乎就是范一个人在激情演讲。范叫我“茅哥”，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爱憎分明、非常理性又充满激情的人，我也真的是有“愚兄”之感。
　　印象中，范美忠到《教师之友》后引起过两次大震荡。一次是“白痴”之争，一次是关于某人的人格问题引起的纠纷。我与范在面谈时或电话里交换过对这两次风波的看法。虽然我们的观点最终没有取得完全的统一，但看得出来，就像范自己说的，这是一个“服从真理不服从强权”的人。范美忠在与人争论时，即使不同意你的看法，但能理解你的意图、知道你在说什么。一旦他意识到了自己理屈，就会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不知道“面子”是何物的人，他会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样也不会给人留“面子”。
　　第二次见范美忠是在今年四月的徐州论坛上。在对一堂历史课的评价问题上，范美忠激动起来，居然不顾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跑到会堂主席台上抢过话筒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在事后网友们的批评声中，再次承认了自己的冲动，丝毫不为自己辩解。
　　我曾写过一个帖了记录了徐州之行的一点感受：“对于此次青年教师论坛，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倒不是对论坛这种形式有成见，更不是怀疑主办方与承办方的真诚，只是觉得在中国，一个带有更多民间色彩的教育论坛是不太可能对现实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部分参与者与组织者的激动另当别论。我之所以参加这个论坛，并在报到那天在一个小范围内宣读了论文《走近行者，感悟成长》，真实的原因只是为了散散心，为了会会熟悉与不熟悉的网友们，见见教师之友那个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李玉龙。”
　　如果不是曾在照片上见过李玉龙，我想这次见面我会下巴脱臼。听声音，我一直以为李玉龙是一个白面书生型的人物。没想到，他竟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家伙。幸好以前毕竟有过很多的交流，加上我对细节不是很敏感――比如我至今不很清楚他是哪里人，孩子多大――短暂的适应期后，也算得上是一见如故。
　　也是在这次论坛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干干，我的绍兴同乡。他似乎比我还瘦，确也干练，取名干干名符其实。我们曾经同在绍兴，相距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可是我们居然是在远离绍兴近千公里的徐州见了面。现在我在北京，干干在成都，相距更远。不过我依然记得从徐州返回后他记录我的几句话：“他似乎总在寻找一种相反的力/来平衡一切过度的力量/过度的激情与愤怒/这是一杆思维的标尺/它的刻度并不会因为友情而改变。”我惊讶于干干竟然如此快速准确简洁地概括出我的思维特点。如果是在以前，他一定会是一个让人敬畏的绍兴师爷。
　　在回程的车上，干干说李玉龙希望他加盟《教师之友》。老实说，我真有些嫉妒他。但我也不得不承认特种兵出身的李玉龙眼光的确厉害。不论是教育理论的掌握还是对课堂的感觉，我都不如干干。在徐州，我曾当面问过李玉龙，依他这些年的经验，我会成为一个好编辑吗？如果我去成都，他能给我多少时间完成转型？我很希望李玉龙说：“你来吧！”但他始终没说出这三个字。
　　于是，暑假里，我孤身一人到了北京，经过一个月试用，成为《中国教师报》的编辑。干干也差不多同时将妇挈雏去了成都。期间打过几个电话到《教师之友》，都是干干接的。都是背井离乡之人，又脱离了熟悉的讲台，选择的又都是教育媒体，总是有不少话题可聊。
　　一直知道《教师之友》发展不顺利，却没料到她会突然面临停刊的局面。暑假曾打算去成都看看李玉龙，去《教师之友》杂志社坐坐，因为北京方面催得紧，已经到广东的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北上。看来我与《教师之友》只能是有缘无份。
　　我不是擅长叙事，对时间和细节的记忆也不行，《教师之友》其他几位与我有过不多联系的编辑我实在无力一一写出，但我还记得她们的名字：钟丽曦、焦健、刘琴。不论是已经离开《教师之友》的两位编辑还是留下来坚守到最后一刻的这几位，我都真诚地祝福你们。感谢你们，感谢《教师之友》，在我工作上最感无助的时候给了我理解和支持。
　　《教师之友》作为一本刊物即将消亡，但她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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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需要停一下
文/茅卫东


　　曾参加过一次教育研讨会议，三个细节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细节一：
　　一位优秀教师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后，主持人问他：“让猫吃辣椒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先抓住猫然后直接把辣椒往猫嘴里塞，第二种方法是把辣椒拌在鱼中让猫吃下去，第三种方法是把辣椒涂在猫的屁股上。你觉得哪一种方法比较好？”被问者不知是计，稍作思考之后说出了自己的选择。主持人却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得让猫吃辣椒呢？”


　　细节二：
　　江苏省昆山实验学校的吴樱花老师坚持写教育日记，并特别记录了学生吴小迪的情况。听着吴老师讲述这位特殊学生进校后的种种表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像她当时面对这些时一样的震惊、气愤。不知所措的吴樱花没有病急乱投医，她开始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她把孩子对自己的伤害放在一边，也暂时放弃对孩子的教育，只是去了解孩子。就这样，吴樱花开始走进了吴小迪的内心。三年后，一本记录吴小迪初中三年在学校的成长经历的《孩子，我看着你长大》出版了。


　　细节三：
　　朱永新老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专”（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模式，并介绍了几位年轻教师的成长作为例证。华东师大博士后王丽琴提出：“这是教师惟一的发展途径吗？我希望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是丰富的，而不是惟一的。”


　　三个细节，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暂停当前的教育活动、中止惯常的教育思考，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反思质疑。


　　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候，事情迫在眉睫，而我们可能毫无办法。“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焦虑、急躁，甚至不自觉地把这种负面情绪传染给同事，影响了家人。更多时候，今天的课上完了，还没等喘口气，领导电话通知明天要出月考试卷，放下电话又想起后天的检查材料也得准备。反正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却似乎少有做得很满意的事。于是，我们像轮子上的小白鼠，不停地奔跑着、奔跑着。奔跑，成了我们存在的标志。奔跑中，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奔跑；奔跑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向哪里。
　　这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其实，我们也能停得下来。地球离开了我们难道就不转了？我们停一下就预示着自己的末日到来吗？都不是，事情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严重。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反思质疑一下我们的工作状态、精神状态呢？


　　有位年轻的同行对我说，教师越来越不好当了：每个月有月考；每学期还要通过学生测评；教龄在10年以下的教师要进行高考模拟考试，考试结果要与各项评比挂钩；要参加教材教法的考试，不管男女老少统统参加；评职称要考英语、要写论文……真烦！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这些，会不会心情平和一些呢？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有一个反馈，也自然应该与学生相处愉快。如果不是对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知识功底太没自信，参加模拟高考、教材教法考试，应该也不是太为难的事。至于考英语，写论文，就当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或者，干脆放弃？如果你的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话。我们理解“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的道理，也应该明白不要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而烦恼。


　　也有的同行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教了，要么脆弱得可以，动不动就想离家出走，割腕跳楼；要么蛮横得可怕，一批评就投诉就威胁甚至干脆拳脚相加。
　　“听话”“好学”可能一直是很多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但这个标准放在当下已经过于陈旧了。我们不能要求现在的学生还能像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爷爷奶奶当学生时那样。或许，我们应该像吴樱花老师那样问一问自己：“现在的学生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学生，认识学生，这是教育行为正常开展的基本前提。


　　“多媒体教学、综合实践活动，小组合作探究……教了一辈子书，反而越教越不会教了。”很多老教师感慨万千，因为教改让很多教师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一无是处。面对教改理念与教育现实之间的冲突，很多教师无所适从。
　　教育者没有了自信，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教育者没有了威信，这样的教育是无效的。专家、学者的意见都是对的吗？历史经验早已说明，不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是要吃亏的，但只听某一派专家的意见可能要吃更大的亏。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如果剥离了教育者自身的经验，按图索骥，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当我们被告之必须如何如何时，我们有权利质问一声：“这是教育的惟一的途径吗？”


　　如果我们感到很累，感到茫然，那就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在干着让猫吃辣椒的事，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学生缺少必要的了解，想一想我们曾有的成功与自信。
　　停一下吧，倒掉鞋子里的沙子，然后，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