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的尺度／徐莉

教师之友网

人是万物的尺度／徐莉　

http://blog.cersp.com/30928/1295670.aspx

　　2007最后一个工作日，全校的教职员工聚在一起，以小组为单位的教师小品比赛，主题是“走在幸福的路上”。之前听到无数负气的话，比如“前年是舞蹈比赛，去年是唱歌比赛，跳过了唱过了，今年小品比赛，明年呢？全体去演杂技吧，教师杂技比赛。”为着新年的庆祝活动，忙乱的十二月又多出几个加班。不急于分辨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每件事情都很有意义，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抱怨过了，教师们走上舞台，每个组的表演仍是像模像样的光景。服装、道具、全员参与……莫不按照学校的要求。演的人投入，看的人也专注，礼堂从未有过的饱满，笑声一次次引爆空气，传出很远。我也放声大笑，我们扮演我们自己，再现我们自己的教育生活，居然如此荒诞可笑？我在流泪，不断地擦拭，不断地汹涌而出，直到无法自制。悄悄退回到办公室，独自面对湿漉漉的自己。欢欣是大家付出之后应得的些微安慰，可是，大笑之时我的眼中心里分明还有酸辛――生活在过于戏剧化的现实里，我们被冲突本身所牵制，冲突越奇伟，角色越渺小。
　　十二月照例是最忙碌的月份，此时我也总爱慨叹“年关难过”，常常安慰大家：“年终岁尾，不检查不折腾，领导们的总结汇报怎么办呢？相互体谅吧。”谁不想做好呢？领导也想做好，督导是为了敦促落实，关注也是一种鼓励，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匍匐在地的教师没有理由拒绝。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的教育可以装在资料盒里了，每项检查都有自己的指标体系，学校和教师被要求用纸张证明“我们做得很好”。打印机和复印机很辛苦，而教师们辛苦之余还得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愉快地站在课堂上，全情投入――心苦。备、教、改、导、考、析、研一样不少，标准也越定越高，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培训、学生学籍电子化统一管理、学生医疗保险的资料建档、成长导师制的落实、繁复的学生素质报告单……都是符合“一切为了孩子”的好事情，所以，只须以天职的名义贯彻下去。
　　既然都是好事情，为何做不好呢？有人建言：态度决定一切。态度真的能决定一切么？之前做得好的要坚持，之前做得不好的要改进，之前没有做过的要尝试。旧的一样不革除，新的举措层出不穷，教师陷入来不及仔细思量的琐碎。将教师虚悬于半空，而后责之――不思、无爱的是谁？不抱怨，我只是不知轻重地将自己的一点感受放大罢了。谁在微笑着听我不带半点恶意的絮叨呢？只须知道这桩桩件件如何地意义重大，我还有我的同伴们，不正试图将所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吗？放心吧，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不是那个因为担心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凌晨三点对着计算机大哭的女孩子，我已经不是那个连续七天凌晨两点回家，独自走在幽深空寂的小巷里因害怕而全身哆嗦又不敢说于任何人知道的女孩子。谁在诉说？谁在倾听？谁给予对方真诚的理解？谁承担起了自己的本分，不欺人，亦不自欺？
　　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负担过重还会导致扭曲。理解教师，不只是一味成全教师的好学上进，还包括全然接纳每个人具体的生活，容他们慢慢成长。教师是时下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较匮乏的群落，但我们需要教师捂暖那些写在书本上的冰冷的名词，并赋予它们生命的活力。教育不能只是写在纸张上的名词，教育更应是一个动词，即便她因为人自身的局限永远不能抵达完美。
　　现在再想想上学期与教科书作的斗争会忍不住笑。多么糟糕的事情――教科书翻开后，看一页，那页立即脱落下来。上过几次课，许多孩子的书就残缺不全了。我要求孩子们和我一样，上根拉杆固定书页，孩子们漫不经心的，陆陆续续，滴滴答答，每次上课都会看到飘飞于地面的书页。骂孩子们不听话吗？不知是谁更应该被责备。只好每次课前都强调一下上根拉杆的好处，捡到书页，赶紧停下课寻找书页的主人。累计起来，一个学期真花去不少时间口舌。的确是一点小事情，实践中却是耗时费劲的。这个学期，教科书的装订作了改进，拿到书，我很小人地用力甩了甩，感到很牢固，就满足地笑起来。小小的改进让我松了大大的一口气，可以省下不少气力了――安守本分即可惠泽他人，我把教科书装订方式的改进看作对教师和孩子具体的“好”。
　　12月某日的《中国教育报》头版有篇小文格外刺目，大意是为某校给全体教师配微麦叫好。学校爱惜教师，爱惜教师的嗓子，看起来听起来的确很温情。但我还想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教师需要用麦克风上课？曾目睹六十多、七十多、九十多到一百多名学生的超级大班，我抚着发麻的头皮悲从中来，更让我震惊的是许多人的无可奈何与习以为常。这真的是教师的责任心和智慧能解决的问题吗？当一位校长朋友向我保证，不会因为班额过大而降低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教育品质的时候，我愿意相信他，但我更心疼教师。真的能不降低教育的品质吗？如果是真的，我们的教师需要付出什么？那算不算教育的成本？“在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请问，谁能够做到心安理得？
　　一天，朋友们聚在一起在线研讨，话题是关注班级中的“边缘学生”，我认真地玩笑，这是个伪问题，当一个班级的学生数只有十几个或至多二十一个的时候，学生想“走失”恐怕都很难。现实的状况是，在四十多人的“正常”班级里，教师首先关注学习困难的学生，其次是学业拔尖的学生，而中间地带就通过“抓两头”的方式来“促进”了。我真的很害怕，以天职的名义要求教师在一百多人的超级大班中实现“关注每一个孩子”，那么我们的教师不论做到或做不到都只能忍受煎熬，或身体或心灵罢了。支教的时候，曾给九十多人的班级上过课，班主任说，这还是学校里的“小班”。孩子们特别静默，人数太多了，做到有序很难，惟其如此有序又显得特别重要，除了静听几乎没有更好的学习方式。所有的好理念都必须根植于具体的情境，教师的责任心和智慧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即使能够，谁该是被拿去献祭的那一个？
　　朋友夸赞一位校长，说他所在的小学因为礼堂很小，上公开课时不能让全班同学都坐到台上，所以每次学校和教师都是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孩子坐在台上，哪些孩子坐在台下。在现有的格局中，能做到不伤孩子们的心，实属难得。可是，若班级人数再少一点，是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呢？智慧有时也是害人的，它抹平了尖锐，甚至掩盖了问题。比如我已经不愿再和教师讨论大班额的情形之下，如何有效开展学生活动的问题。我满心祈望的就是，教师没有这类的“智慧”，用同一个声音拒绝。有人说，问题的关键是教师的责任心，班额问题不是什么问题，真的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接受教育的适龄人口日益减少的今天，我不断看到学校的撤并，不断听说教师超编，我们似乎已经具备减少班级人数的条件，可是，谁正试图糊弄学生、家长、教师？谁应该为班额过大负责？谁愿意将之当作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细微”“具体”处关怀教师和孩子？谁将之视作自己的本分，将之视作对教师与孩子的“好”？
　　一个孩子因为情绪失控伤了老师，孩子的母亲道歉之后说：“你们是教师，不论孩子有多么不好你们也无权拒绝对他的教育，这是你们的天职。”我知道她的话在某种语境中是对的，可是我也为她言语中透出的冷酷而颤栗。
　　我希望以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为尺度丈量出这世间的美好：勇毅、智慧、坚忍、耐心、温厚、善良、诚挚……可问题是，若完全摒弃了客观标准，这个尺度是否也会混淆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的界限？足以作为安慰的一个结论是：“多元主义是防止正常的人出现盲从的反常行为的最好良药”。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的同时，教师，你是否会想到要对外部的诸多要求追问几个“为什么”，并有勇气大声说出自己的质疑？
　我希冀的也许只是你我通过这些文字理解思想的主观活动，而不仅仅是它的客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