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是个好老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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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春是个好老师吗
吴炜旻

　　引子

　　“王木春是个好老师吗？”一次私人聚会上，于醉眼朦胧中，王木春突然这样问。我不好回答，事实上我根本不能做出准确、合适的判断，只好含糊其辞道：“在有的人眼里是，在有的人眼里不是。”他没有回应，只是用手指敲着酒杯，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当这个鸟段长了”
　　有一天上午，王木春收到一封信，是高三年段一个慢班的学生集体写的，当时他是那个年段的段长。信中说，在临近高考的“百日冲刺”誓师大会上，该班同学受到了“歧视”，因为在会上，快班同学可以直接入场，而慢班同学需要自己搬椅子，他们认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伤了他们的自尊心。看完那封信，王木春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觉得自己的心“犹如写信的学生一样，在啜泣，在滴血”。他是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他的学生时代也曾经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愤愤不平，并发誓假如有一天自己当了老师就一定要真心疼爱每个学生。可是当他真的走上这个岗位，恍惚之间却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誓言，而是一切从实际管理的方便出发，一切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什么时候又顾忌到学生的感受了呢？当思考问题的立场从学生转移到教师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忘记了曾经受到的伤害，甚而有点“变本加厉”地“折磨”眼前这些同当年的自己一样“可怜兮兮”的学生了。想到这里，王木春的内心深处忍不住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即刻挥笔写下《我愧疚，我道歉，我追问》一文，以舒缓自己内心的压迫，以忏悔自己无意间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后来回忆起这件往事，王木春的语气中依然掩盖不住深深的失落。他说，自己的遭遇并非个案，很多老师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你当年受到伤害，所以潜意识里面在报复？”我有点促狭地问。
　　王木春瞪大眼睛，半天才说出话来：“利益，关键还在于利益。你要知道，在很多老师的意识里，那些学困生简直就是累赘，妨碍了他们获取利益，妨碍了他们过上正常、体面的生活。”
　　“你是说高考录取率？奖金？教师评价？”我穷究不舍，“那你呢，怎么办？”
　　“我也想要这个钱，当老师太苦了。”他恨恨地说，“可是我拿着不安心。我再也不当这个鸟段长了，不干活不负责。”
　　“你这是逃避。你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手头的力量改变这种状况。”我说得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
　　他冷冷地瞟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可能在想“你说得轻巧”吧。
　　我也默然。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会有的，可是相对的呢？我们是否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学生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学习环境呢？
　　后来，我听说王木春不当“段长”了。
　　“不会给你惹麻烦吧？”
　　作为省语文学科带头人，又是学校的骨干，各种各样的培训王木春自然不会陌生。他也常常为此所累：参加完省里的还有市里的，参加完学科的还有管理的，培训完自己还要培训别人。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继续教育、电脑考试、校本培训”等打着各种名目却又没有太大实际效果的“培训”，以及虽明令禁止各地却又改头换面进行的补课。“我忙得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休息了。”他这样抱怨。
　　对于自身的能力，王木春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的，他觉得自己犀利有余而厚重不足，因而十分期望能够静心多读一些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中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原典，以使自己的目光更加锐利一些，以使自己的积淀更加丰厚一些。然而这也成为了一种奢望——他甚至排不出相对充裕的时间阅读，更别提看看花赏赏月，或者甚至“像个普通人一样，多陪陪父母妻儿，多享受天伦之乐”了。“我觉得自己不像语文老师。你有见过我这么枯燥的语文老师吗？”他向我抱怨，并且认为自己“因远离闲暇而远离情趣，远离诗意，远离自我”，无味得像一头“拉磨的驴子”。王木春觉得，这样的教师也许“称职”，但绝不是他心目中的优秀者。
　　后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形成《闲暇是教师最好的继续教育》一文，并发表在我刊2008年第8期，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希望自己的呼吁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并进而改善教师目前的处境，以从根源上改变教育中浮躁、仓促的状态。文章正式发表后，他却有点后悔了，赶紧打电话给我，紧张地问：“不会给你惹麻烦吧？”我明白他的顾虑。事实上，对这篇文章，确实有一些领导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
　　“他们根本不懂！每一层领导都只是看到自己那个层面的事情，没有想到上上下下是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每一层的问题累积起来就变成了大问题！”听到我的解释，王木春突然激动起来。
　　“你的文章也确实有点偏激了。但我们只是学术探讨，表达一种来自一线的声音嘛，更何况你说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对不对？”我只能这样安慰他，也安慰我自己。
　　“也是。我不想抨击什么，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种心声。”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只是现在要出声太难了。”
　　我默然无语。王木春是一个有骨头的人，只是这样的人，其实是很让人生厌的——不仅被他“抨击”的人讨厌他，他为之“抨击”的人也讨厌他——谁会乐意在他的“硬”面前显出自己的“软”呢？而他之所以给我打电话，除了同道之间的关怀之外，也许还不免有些“心有戚戚焉”的因素吧？想必，他的现实处境并不是太好吧？
可是我也明白，现实太需要这样的呼喊了。有个老师曾经很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您编的那篇文章真是太好了，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呀！而且情况可能比它说得更糟糕，我们老师真是太忙了，更严重的是，即使我们稍微有了点时间，也多数都打牌打麻将去了，很少有人会看花赏月读书……”我好奇地问：“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不写出来呢？这个话题完全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下去啊？”没想到对方扔下一句“有用么”扭头就走，留下我独自在愕然之中寻找王木春存在的意义。
　　“你小子，行！”
　　2008年暑假，受教育厅委派，王木春等奔赴西藏援教。期间，他听了一中学教师的课，颇有茅塞顿开、发现新大陆之感，返乡后就喋喋不休地跟我说了起来，兴奋得如同一个捡到洋娃娃的孩子。作为旁观者，我自然认同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该教师在引导学生方面确实做得很到位，但我却没有受到他的情绪的左右，而是很冷静甚至很生硬地指出了该课或者说是他口中的该课的一些问题所在，颇有点故意让他下不来台的意思。因为我很好奇，以他的身份，应该听了不少课，也评了不少课，心理的那个敏感点应该会因为过度摩擦而日渐麻木，怎么还会因为这样一节课而至于兴奋到这个地步？可是他并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兴奋地盯着我，半天之后才一仰头，喝道：“你小子，行！”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我知道，王木春是寂寞了。
这个曾经在街头独自迎风而行的男子，这个曾经在酒桌独自垂首无语的男子，这个曾经在案前独自挥笔疾书的男子，这个曾经在庭院独自引吭高歌的男子，终于觉得自己寂寞了。也许，他是希望自己在奔行途中听到远远传来的脚步声吧？
　　听说我认识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也就是著名杂文家吴非之后，一向眼高于顶的王木春居然很迫切很诚恳地希望我帮他引见一下，他想认识那个“江苏的王老师”。他说，他很佩服王老师“不跪着教书”的观点，佩服他敢于直言的性格和善于直言的能力，他想成为福建的“王栋生”。
我笑着说：“那中国教育批评界不是有了‘南北二王’了？呵呵。”
“你小子，行！哈哈哈哈！”他似乎颇为得意，忽然之间仰天大笑起来，大约觉得我的建议不错。
　　尾声
　　“王木春是个好老师吗？”灌下一杯酒，王木春眯着眼睛又问。看来他还是很困惑于自己的定位，很迷茫于自己的价值存在。然而，我还是摇摇头，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这样的教师，是否算是一个“好”教师。我笑着问他：“你知道你那个博客上让我印象最深的留言是什么吗？”看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依然不得而知，我赶紧自揭谜底：“是一句话，你的一个学生留的。他说，老王，你不错。”然后凝视着他。王木春大约想起是哪个学生留的了，点点头，没说话，只是迅速举杯，遮住眼角闪过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