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识还是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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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识还是要儿童
柏克

　　我记得还在新课程改革之初的2003年吧，北京师大的老教授王策三先生与上海华东师大的钟启泉先生就课改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王策三先生以一篇关于轻视知识的问题入手对新课程改革发难，钟启泉先生及其弟子则以一篇“发霉的奶酪”予以还击。就这样南北双方真是吵得不可开交。王先生牢牢抓住新课程改革轻视知识，忽悠学生这一点进攻，洋洋数万字大文，喋喋不休。其视野确实是狭窄了一点，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钟启泉先生手握新课程改革利剑，喊出的口号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每一个儿童的幸福成长。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势力雄厚，也是寸步不让，咄咄逼人。这个讨论最后简单地归结为：要知识还是要儿童？
　　表面看来，这是学术思想之争，其实核心这只是利益之争，与所谓的学术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大家打的旗号够高够大，其实都没有说到问题的要点，那就是利益分析。每次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包括权力的重新转移。新课程改革现在看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制造了一批教育新贵，也制造了一批教育富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不同，虽然王策三先生那一代人也经常参与改革，但是，确实没有从改革中捞到多少好处，这是他们这一代人说话底气硬的地方。但是，王先生这一代人确实是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们坚信马列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坚信集体主义就是优于个人主义，坚信权威主义就是比民主制度要有效率。新课程改革派就不同了。他们视野宽广，据说还有国际视野，自然欧美日是他们仿效的对象。但是，新课程究竟改得如何，其实他们也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能否从中捞到足够的好处，以便改变从前被边缘化的地位。这是他们英雄气短的地方。只是扯了一张大虎皮，来作利益的掩护物。教育究竟会怎样，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关心的。
　　现在我就来发表一下他们最后简化成的：知识与儿童的问题。讨论到最后，把教育中的知识与儿童分离开来，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在教育中，知识是手段，儿童的健康成长自然是目的。可是，谁也不敢说，儿童不借助知识的掌握，就能够开启智慧，发展智力。但是问题是知识究竟是什么？知识在教育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儿童掌握知识的过程，究竟是怎样掌握的？杜威的答案是：在做中学。体验是必须的。经验是儿童成长的基石。而且还为儿童的思维过程规定了五个环节。也就是创设问题的情境——寻找问题所在——尝试作出假设——验证这个假设——作出反馈的信息，判断尝试是否有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是围绕问题来展开，并且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里问题的提出，才是最重要的。没有问题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记忆的材料，是死的东西，并不能够融合到儿童的思想性格的成长中来。
　　我们的教育可能还没有能够意识到，知识只是思维的材料，只是我们提出问题的一个前提。知识表现为结论，常常是我们审视与批判的对象，而不是我们背诵与记忆的对象。好的教学就是能够让学生于无疑处提出问题的教学。有了问题，寻找知识才有必要，而且知识才会化成灵活的有生命活力的知识。因为将知识看成是权威的、静态的、是不容质疑的东西，我们才会将知识看成是那么神圣的。如果一个学生，头脑里不能够时刻装着几个问题，那么他学习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知识呢？不能够算是知识，只是靠记忆力记下来的一些信息符号，这些信息符号因为没有问题引导，也因为缺乏个体生命的体验，因此无法真正变成儿童的经验，内化为儿童生命中的东西。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儿童这样学习来的所谓知识，学过就忘记了，考过了就没有了。更为可怕的是，以这样的方式学习到的所谓知识越多，儿童提出问题的能力就越差，而且好奇心就越差，同时厌学的情绪就越强烈。因此，我们看到，知识的真正地位与作用所在。
　　儿童进入知识场境，是需要有问题的。儿童的思考不能够没有问题引导，同时，儿童提出的问题，必然是要有相关知识来解答的。而且这些解释因为有不断地追问精神，因此，所有的答案都是暂时的，而不是终结性的。如果儿童有了问题意识，那么儿童就容易产生质疑与批判精神，而只要儿童有了这种批判精神，那么，儿童就会保持浓厚的探究兴趣，同时也不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也不会对知识产生畏难情绪与权威主义感，这样的学习与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相似。也即由通常学校对学生产生的“要我学”，到学生产生出来的“我要学”。学习本来就应该是来自生命内在的要求，而不是外在的那些功利性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