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教者善“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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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教者善“喻”



黄耀红



古往今来，人类对于教学规律与方式的叩问与探寻从未止息。关于教学问题的文章与著述，或许足以垒成“文字的长城”。然而，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建构，如同山间寂寞的野花，开了谢，谢了开。无数的声音消失在苍茫的岁月之中。

今天，当我们怀抱着寻根溯源的心情沿着历史逆流而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以极其敬畏的心情仰望中国的先秦时代，那一篇彪炳史册的《学记》，虽然只有区区千余言，它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教育智慧，足以照亮那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天空。无论放到“历史”还是“世界”的坐标上，《学记》的理论价值足可以傲视群伦。

即令用今天的眼光看，以“取法西方”为主的中国近现代教学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或超越了《学记》的思想，我们确实还缺乏言说的自信与勇气。这既与《学记》本身达到的思想高度有关，更与近百年来中国教学理论抛弃传统根基、食洋不化而导致思想羸弱有关。

在诸如“怎样的教学是好的教学”之类的问题被大小专家以长篇累牍的洋化话语和空洞名词讨论得云遮雾罩之时，在一线教师被那些振振有词的理论话语指引得东奔西跑最终却感觉似是而非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于理论的“审美疲劳”。

就像农夫需要坐到田埂上细细的量那些拨节的禾苗一样，我们确实需要静下来想一想：教学这一人类最古老的活动，我们何以才能接近它的本质，怎样的教学才是好的教学？真的，我们需要回到原初，需要去掉所有理论与观念的遮蔽，回到教学事实的本身，回到教学发生的过程中。这种“回归”有点类似于西方哲学家所倡导的回到“现象本身”。

正是在这种时候，《学记》中一些穿越无数岁月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听吧。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君子之教化就是善于晓喻。怎样才称得上善喻呢？就是引导而不是强迫人服从（道而弗牵），对待学生严格，而不抑制其个性发展（强而弗抑），启发学生而不将结论和盘托出（开而弗达）。引导而不强迫，使学生容易亲近；严格而不压抑，使学生充分发挥；启发而不强灌，使学生善于思考。想想看，今天我们挂在嘴边的以人为本，或所谓尊重学生、等待学生、唤醒学生，所谓素质教育思想，几千年前的先人们不是都说过了吗？思想精神一致，惟语有简繁之别矣！

善教即善喻.<学记>中还有这样的话:“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显然，“喻”的含义远不是今天所说的“设喻”“比喻”，而是“晓喻”“明白”。因此，“博喻”不是多重设喻，而是左右逢源，因材施教。

然而，在笔者看来，倘若我们果真将“善教者善喻”中的“喻”理解为一种隐喻思维，即善于以故事、寓言、比喻等感性方式来启发学生，这一命题同样深刻地道出了现代教学方法的真谛。

   故事是隐喻思维中最为普遍的元素。后现代教学论者早就意识到故事元素之于教学的意义。他们提出的所谓（3S方案）即包括科学(SICENCE)、故事（STORY）等、精神（SPRIT）。

   确实，“故事”一直是滋养生命的乳汁。无论是我们童年时代对于童话寓言的渴望还是市场环境下“故事阅读”的流行，以及故事元素之于大众演说的重要，都启示我们“故事”乃不可或缺的隐喻方式。

   在我看来，善教者，无不善于善于“隐喻”。真正促使我思考这一问题的事件，来自易中天、于丹、俞敏洪等学者名人的演讲魅力。我发现，他们的学术演说无一不是将“故事”“比喻”等元素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出化的境地。

   易中天的《品三国》，故事环环相套，自不必说。他之异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特别能通过情境置换、打比方、作类比等隐喻的方式将古人的神情姿态、心情意趣还原到当下，让他们似乎来到观众之中。于是，他把古人的聚会类比为时下的PRTTY,他称周瑜为“周帅哥”，称孙权为“孙帅哥”，等等。他总能以最恰切的类比与比喻还原古人的生活，这是易中天的演讲魅力。只要看看他的《品三国》以及他的那本谈论美学的《破门而入》，其中很多例子不由得你不惊叹于易先生的聪明。严谨的书斋学者或许对易的这种历史解说，嗤之以鼻，然而，数以千万计的受众选择了易中天。这一强大的事实将学者的微词真正成了“微”词。

   于丹在电视上的那套话语，理性中充满诗意，机警而触动心灵，如同一条欢快的话语流，启开你的思想，滋润你的心灵。于丹不愧读的是影视学博学，是北师大传媒系主任，她的《论语》心得的成功，与其说《论语》解读的成功，不如说是传播得法的成功。我们注意到，她几乎每讲一段都将引用一个启人深思的哲理式故事。而每引一个故事之后，便是一连串充满见解、让人心智洞开的理性话语。

   如讲到《论语》中“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一句时，她由衷赞美一个人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然后生动地叙述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作彭泽令时的一段经历，再现了他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真实背景，然后，她说道：“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讲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诸如此类的故事引入，在于丹的演说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像英国网球明星吉姆吉尔伯特的故事，贫穷女孩于圣诞节买头花的故事，苏轼与佛印的故事，日本铃木大拙书中关于禅师与武师的故事，名为《豪猪的哲学》之类的哲理小故事，等等都被于丹拈来以佐其演说。可以说，于丹每一回演讲《论语》都离不开故事的援引。不要小瞧了这一招，这正是于丹的过人之处。因为她深知，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不是纯粹讨论学术的地方，为求得雅俗共赏，她不不得不借重于“故事”这份佐料。忙碌的现代人似乎对于这种“小故事、大智慧”的布道方式更能接受，“心灵鸡汤”之类的文字似乎特别容易受到青睐。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重后现代学者重视教学的“故事性”有其坚实的现实依凭？

    还有一个口才端的了得的人物，他就是新东方的总裁俞敏洪。有一次无意中在中央台听到他跟大学业谈创业，那种理念、那份经历、那种口头表达，让你不喜爱不敬佩不行。

   且举一例。他先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到了黄河边，看到黄河水非常浑浊，于是，好奇地用矿泉水瓶装了一瓶黄河水放到岸边。过了几天，他发现了瓶子的水居然起了巨大的变化，水不再浑浊了，细细的黄泥已沉淀了了瓶底，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是清澈的河水。于是，他启发的大意是：我们每天的心情其实也像这瓶黄河水。忧伤、失望、抱怨等不愉快的心情就像水里的泥沙，而快乐、希望、乐观就愉悦心情就是那清水。如果我们心浮气躁，让坏心情与好心情搅到一起，那么，我们的心情无法清澈。相反，如果我们学会了让不愉悦沉积到心底，我们的心情就是清澈起来，快乐起来，自信起来。试想，在这里，与其说俞先生说的道理打动了我们，不如说是他的言说方式与众不同。显示这种不同的，正是“故事”，正是设譬式说理。

   今天，我们做教师的，在课堂上是否“善喻”呢？我们能不能少一点空洞的说教，换一种故事性的隐喻思维来展开教学呢？

    我相信，只是一个教师将要传授的知识真正化为了自己的东西，他才可能融会贯通，才真正自由地、灵活地“设喻”，才能让学生在妙趣横生的比喻或隐喻中，走进求知的堂奥。

   其实，从思维方式说，“隐喻”在本质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者也可以说诗性思维，甚至也有学者称之为“象思维”。这种是人类最原初的思维方式，它的特征不是归纳而是演绎，不是逻辑而是顿语，它更加有利于人的想像、联像与创造力的培育。

若要成为善教者，且从“善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