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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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圣陶（1894——1988）

        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语文教育家。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１９１２年开始在小学任教。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１９２０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３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１９３０年去开明书店任编辑。这期间，他编过《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等期刊，并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指导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文章；同时他还先后在几所中学、大学兼任教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继续为开明书店主持编务，先后编辑出版了《国文杂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国文月刊》和《开明少年》等刊物。１９４５年后，任开明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９年初，应邀辗转自香港抵达北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先任人民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主持全国大、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工作。１９７６年后任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１９８８年因病逝世，终年９４岁。
       叶氏是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开拓者和指导者之一，对祖国汉语文教育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现代语文教育新课程标准的创制者之一。１９２３年实行新学制，同时要制定新学制的各学科课程纲要，叶氏是新学制初中国语课程纲要的拟制者。１９４９年春，新中国成立 前夕，为了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新教材，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责成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中小学各科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叶氏作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率先建议把过去“国文”或“国语”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之后，又亲自起草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具体规定了中学语文科的教学目标和初中、高中两个学段的教学要求。
      其次是亲自编制了多种语文教材，主要有：初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８册，１９３２年版）、高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４册，１９３４年版）、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６册，与顾颉刚合编，１９２４年商务版）、《开明国文讲义》（３册，与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１９３４年开明函授版）、初中用《国文百八课》（６册，与夏丏尊合编，１９３５年开明版）、《初中国文教本》（６册，１９３７年开明版）、《中学精读文选》（与胡翰先同署名，１９４２年桂林文化版）、《新编国文读本·甲种》（６册，与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６年开明版）、《新编国文读本·乙种》（３册，与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７年开明版）、《新编高级国文读本》（６册，与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文言读本》（３册，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等。其中，有全部自撰的小学国语课本；有以写作训练为中心，以单元组合为形式的初中语文课本；也有文、白分编和文、白合编的种种实验课本。
      再次是给中小学生提供了学习语文、学习百科知识、培养良好品质的各种课外读物和各种期刊。其语言，风格淳朴，简明平实，能用极其浅显的语言说出极其深刻的道理，这种“叶氏文风”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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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周予同（1898——1981）

      现代经史学家和教育家周予同。１９２０年大学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１９２１年后，历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辞海》副主编，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氏早年研究教育学，并运用新的教育理论，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史功底，观察、研究、指导语文教育工作，高屋建瓴，屡有卓见。
      一是关于国文课程的设置问题。周氏在１９２２年的《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除了对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制定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中确定的五项学目提出商榷意见外，还亲自为当时的四年制中学草拟了一份国文课程支配表。表中提出的学目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扩充了原有的“文法要略”的内容，使语言基础知识的内涵扩展为现代汉语（“国语法”）、古代汉语（“国文法”）、修辞（“修辞要略”）、应用文法式、论理学（即逻辑学）大意，内部构成因素相对完备。其二是同意胡适重视“读书”的观点，却又婉拒胡适忽视“讲书”的偏颇，认为“讲书”仍有存在的价值，但光 “讲书”而不注重“看书”，弊害也大，所以专门提出了一个名为“阅书质疑”的学目，使“阅读——见疑——质疑——释疑”这一合理的阅读流程得以在学目中落实。１９２２年，中学学制改为“三三制”，并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即所谓“新学制”。这一学制的确立，对中学语文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学习年限由四年延长至六年，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师范科、职业科；在各科内部又要实行选科制，这就势必要求语文课程提高程度，增添学目，以应需要。为此，周氏提出了新的课程设置建议。
       二是对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和排列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教材的选材标准，周氏提出了五个“一概不录”，如“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等等。又提出两个“主张入选”：一是“诗歌中如古风及白话诗”；二是“生存人的文章”，即现代人的优秀诗文。至于选文如何列序，周氏说：“排列国文教材的方法，有讨论价值的，只有四种：一，按文体来分类；二，以问题为主纲；三，用程度作标准；四，依时代而逆溯。”对于国语文的排列，周氏主张取第二种方法；对于文言文的排列，他主张取第四种方法，不是按时代先后列序，而是按时代逆溯，即由近及古。这些观点对后世文、白分编教材的编制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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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艾　伟（1890——1955）

      现代心理学家、对国文国语教学进行心理实验研究的首创者。字险舟，湖北沙市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21年秋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应邀任国立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1933年又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同年起，受聘为教育部首届“部聘教授”。1934年在南京创办万青试验学校，对优秀儿童进行各种教育心理的实验，成绩卓著。抗日战争期间，专任中央大学师范科研究部主任和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主任，首创教育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创办大型学术刊物《教育心理研究》，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开设心理实验班，对儿童学习汉语和英语的心理进行比较研究。重要论著和译著有《高级统计学》《教育心理》《中学学科心理》以及作为语文心理学研究重要成果的《汉字之心理研究》《阅读心理·汉字问题》《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等。
      艾氏对学科心理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1947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曾说，在中国“关于教育的实验研究并不是没有人在埋头的做……在国外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实验了40年以上；就是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实验达25年。国外所研究的结果可以作我们的参考，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引用，况且许多基本教育的问题是我国的特殊问题，必须我们自己从事实验，而无法可以借鉴的呢！”艾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一生倾注全部心血，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获取符合汉语汉文特点及其教学规律的结论。作为一个长期留学国外的学者，能有这样的卓越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早在1923年，艾氏在华盛顿佐治城大学时就对汉字的形、音、义三大元素与阅读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吾人宜用简体字”的结论。自清末乃至五四，王照、劳乃宣、钱玄同等人早已奔走呼号，倡导汉字的简化；可是用汉字心理研究的成果肯定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以科学实验为根据提出一系列简化汉字的原则，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当推艾伟为第一人。
       对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心理，艾氏曾历时20余年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其成果就记录在《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一书中。艾氏认为，小学国语教学的阅读训练，首先要正确认识朗读与默读的功能问题。旧式学塾要求“书声琅琅”，即重视朗读，而艾氏通过实验研究提出要随着年级的递升，逐步加强默读的训练，以便有效地提高学生阅读的速度和阅读理解的程度。对于人们的阅读理解的水平，艾氏认为有三种理解能力事实上反映出三个等级水平：一是过目即理解（习惯和经验的条件都具备）；二是细读始能理解（习惯条件尚未形成）；三是再读三读始能理解（经验条件皆欠缺）。可见，这三种理解能力，实际上都关系到“经验背景”的厚实与否和“联想习惯”的养成与否。这些研究成果，至今还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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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夏丏尊（1886——1946）

       著名语文教育家。浙江上虞人。字勉旃，号闷庵；1912年改字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习八股，16岁中秀才，第二年进上海中西学院，18岁入绍兴府学堂。以后，赴日留学，先在宏文书院习读，后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染织工业。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院为日籍教员当翻译，并任舍监，不久担任国文教员。五四运动时，因提倡思想自由而遭旧派攻击。曾去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旋又回上虞，在春晖中学执教。1925年，与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在上海联络胡愈之、叶圣陶等组织立达学会，创办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
      1926年后，兼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开明书店《一般》（后改名为《中学生》）杂志主编，编译所所长。1936年创办《新少年》，任杂志社社长。“8·13”战事发生后，夏氏在“孤岛”一边为开明编字典，一边在私立南屏女中任教。1943年曾被日本宪兵部无故拘禁。1946年在贫病忧愤中去世，终年60岁。
        夏氏在长沙和浙江执教时，曾自编文章作法讲义，后因同事刘薰宇借去试用并修改，便以二人合编的名义由开明书店于1926年出版。1933年，与叶圣陶合著《文心》，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语文教学中的各种问题。1935年，与叶圣陶合编初中用《国文百八课》，在教材编制方面迈出了革新的步伐。1938年，与叶圣陶再度合作，写出《阅读与写作》和《文章讲话》两部文章学杰作，由开明书店出版。1926年和1930年，夏氏先后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和孟德格查《续爱的教育》，两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全国，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夏氏主编的《中学生》，以“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面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为使命，成为上世纪30年代全国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夏氏认为，语文教学对待文章的阅读和写作，都应尊重文章学的系统。他又是提倡“语感”培养的第一人，把“传染语感于学生”说成是他“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他还主张写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为了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6个“Ｗ”：为什么要做这文（Ｗｈｙ）？在这文中所要叙述的是什么（Ｗｈａｔ）？谁在做这文（Ｗｈｏ）？在什么地方做这文（Ｗｈｅｒｅ）？在什么时候做这文（Ｗｈｅｎ）？怎样做这文（Ｈｏｗ）？真正每做一文都能明确回答这6个“Ｗ”，文风就正了。夏氏在语文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他终身为基础教育事业奋斗和刚正不阿的品格，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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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西方文化译介家、博学的文史学家和资深导师；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至1894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1894年入京会试，因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康有为邀集在京18省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要求。1896年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1897年赴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百日维新”时期，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事务并参与机要。1898年底，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在那里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维新改良，译介西方文化。1920年后，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同时兼任南开、东南等几所大学教授。有关国文读写教学的论著（讲演），都发表在这个时期。1929年病逝。其有关国文教学的见解主要如下：
       首先是更改学科名称。清末的两个重要的“学堂章程”中，“钦定”（1902）规定为“词章”，“奏定”（1904）规定为“中国文学”。梁氏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湖南女子学堂时，第一次正式改学科名称为“国文”。这一名称，在大陆一直沿用到1949年；在台湾省，则一直沿用至今。
       其次是认定国文科设科目的在“育人”。这同他“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学；变法必先变人，变人必先变科举制为学校制”的主张完全一致。这一语文教育观提出后，为后世学科教育研究者悉所遵从。
       就国文科的讲读教学而言，梁氏主张三“分”：分期、分类、分组。分期：记述文和论辩文分期讲授，即一学年分两学期，一学期讲记述文，一学期讲论辩文，使之既互不纠缠，又便于循环加深。分类：根据教学需要和文章特点，把古今文章分成三类：一是记述文（记载文），一是论辩文，一是情感文。这是大类，分别再细分出若干小类。学校国文科当以讲读记述文和论辩文为主。分组：主张分组选文，分组编文（教材），分组讲文（教法）。这就是梁氏的三“分”教学体系，即后世“单元教学法”的滥觞。
       作文教学要遵循四个原则。一是重在“应用”。“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学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二是要先明“规矩”。梁氏认为师生双方都得明白作文的“规矩”，即作文法。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怎样的结构构成一篇妥当的文章的规矩”；第二个层次是各类不同体裁文章的不同作法，即不同体裁文章的“特殊规矩”。三是作文篇数宁可“少”些，务使每个学生写一篇有一篇的收获。四是要重视取材方法（实际是做学问的方法）的指导，力戒学生凭空瞎想、瞎编。
        梁氏有关国文教学的见解，除了分散在政治、哲学、史学、教育、语言学等论著中外，较为集中的则在1922年后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教授法》《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等论文（讲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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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徐特立（1877——1968）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原名徐懋恂。湖南长沙人。１９０５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那年徐氏才２８岁，信仰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纲领，为寻求新知识、探索新道路，考入了宁乡速成师范。学习４个月后，即与同学在长沙农村创办了黎江高小，其办学宗旨是“开发民智”、“教育救国”，主要招收农民子弟读书。１９０６年，进步教育家朱剑凡毁家兴办周南女学，聘请徐氏为该校主任教员，兼附小主事。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９年，徐氏受聘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及修身等课程。当时正在该校求学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三、李维汉等。同时，徐氏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学兼课，向警予、蔡畅、丁玲等，都是他的学生。为革新中小学教育，从１９１０年起，他就到国内外去考察教育；１９１９年秋，又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经过这样的考察、学习、磨炼，到五四时期，徐氏已成为湖南教育界颇负盛名的各科教学法专家；为教学之需而编写的《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讲义出版后，深受教育界所重视。自１９２５年春，至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他同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沙县立师范和私立长沙女子师范三所学校校长。以后，在苏区和延安，一直担任教育部代理部长、部长等职，为苏维埃政权下的扫盲教育、工农教育、干部教育、科学教育、师范教育等等，做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６８年，９１岁高龄、德高望重的徐氏，因病在北京逝世。 对于“语文”和“语文教学”的性质和任务，徐氏早在辛亥之初，就在《小学各科教授法·国语科》讲义中明确规定：“国语要旨，在使儿童知普通言语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章，而养成其表达思想之能力，兼启其知德者也。”又说：“今依思想交换之作用观之，则分国语教授为二：一则依言语与文字、文章，而使理会他人之思想；一则依言语与文字、文章，而使发表自己的思想是也。”前者为听、读，后者为说、写。到１９５１年，徐氏在与教育界人士的谈话中又进一步作了阐述：“语文是文化交流的工具。说和写是交流的两个方面。……但是用语言发表（口讲）更适合于识字不多的儿童。在上课时师生共同讨论课本，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就是写作的一种准备。这种准备应该在一切科目中进行，但主要是在国语教学方面进行。”这里包含着“说为写作准备”、“各科联络都对学生的语文读写水平负责”的深刻思想。此外，徐氏还特别强调要在国语科中渗透科学教育的思想。他对语文教材建设也特别关注。他在１９４８年审读当时一套小学国语课本时说：现在的国语国文课本，仍然沿袭着辛亥以来的旧格局。“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须解决。”对语文教材的改革与创新，也是徐氏殷殷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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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穆济波（1895——1978）




早期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四川合江县人。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活跃于中学语文教育界的知名学者。长期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对我国早期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 在１９２２年新学制确立后的课程标准起草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高中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就是由穆氏拟定的。所谓“必修科国文科”，就是针对高中学生中国文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特为设置的，学制１年，每周授课４小时，占８个学分。《纲要》阐明其内容含２项：甲为文字学，乙为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如此精深的内容，拟订者非有深厚的学养很难胜任此项工作。 在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早期文、白分编的革新尝试中，穆氏曾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和《高级文言读本》，分别供初中、高中使用。穆氏是主张文言、白话分教的，即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他试编的文、白分编本，就是从教材建设上体现自己主张的实际步骤。 在东南大学附中，主持了道尔顿制的实验研究。东南大学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廖世承是心理学家、实验教育家，在校力主教育科学实验。因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来华指导，确定的课题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比较研究”。穆氏参与了此课题的研究。实验后初步认定：道尔顿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的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能养成学生初步的“治学方法和能力”；但程度难得一致，学生精神容易涣散，练习考订的机会较少。最终的结论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比较，在国文科，前者并不占优势。 穆氏在１９２４年发表的《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着重探讨了３个重要问题：第一，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何价值？第二，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第三，国文国语教学的目的何在？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他又专门公布了他在东大附中任教时重新修订的《初高中必修国文课程纲要草案》，作为改革实践的方案。这篇论文，可以认为是代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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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蔡元培（1868——1940）

        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浙江绍兴人。号孑民。原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士”而终遭失败的事实，立志兴教办学。1898年辞官南下，在绍兴府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爱国女学等新式学堂任教，并于1902年和1907年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广泛接触和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辛亥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5项革新的教育宗旨为核心，亲自主持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新教育制度。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学术自由”“兼收并容”方针指引北大走上革新之路。1926年任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以后众多的政治的、文化的研究会或研究机构聘任他为主席或理事长。他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不负众望，深得国人的崇敬和爱戴。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
       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发展历程看，蔡氏早年有关国文教育问题的言行，确实有开拓、指航的作用。
       首先是他对我国旧式传统教育所作的深刻批判，为建立20世纪初新的语文教育体系开辟了道路。在他任教于绍兴府中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观念、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大批学界的精英。1918年，学者夏宇众编写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中学语文教育的专著《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书中讨论了中学国文科教授的标准、教材、教法以及当时规定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的内容等等。蔡氏十分赞赏这部新著，欣然为之作序。这篇著名序文的内容，被20世纪新语文教育的改革者奉为圭臬。
        此外，蔡氏还针对旧式国文教育的流弊，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如“读书为应用”、国文与国语并重、学校国文科应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教学“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要把“美育”注入国文科的教学中去等等。这些精辟见解，加上他在政界、学界的特殊地位，对后世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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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陈望道（1890——1977）


       现代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名陈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义乌人。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春，赴日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五四风暴突起，陈氏毅然回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因“一师风潮”案，愤而离校，返回故里，静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年就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23年至1946年，先后任上海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病逝，终年87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陈氏就积极投身于语文和语文教育的革新运动，提倡白话文，推行新式标点符号，主张文字改革，不遗余力。在30年代初，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提出的“文言复兴运动”，与沈雁冰、胡愈之、陈子展等人发起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抗日战争期间，陈氏是上海战时语文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领导了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探讨和改革试验，组织了有关中国文法革新的大讨论，编制过《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发表过《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等重要文章，并首先提出用“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陈氏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到语言学、文章学、逻辑学、修辞学、美学、文艺学等许多领域，为增进语文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深广度做出了贡献。
       早在浙江一师任教时期，陈氏就自编国文讲义，在语文教材的革新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1922年，发表《作文法讲义》，开拓了文章作法的新领域。1934年，与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合作，编纂了《开明国文讲义》，创造了语文教材编制的新体例。陈氏一贯认为我国传统的以熟读、背诵、模仿为主要环节的语文教学法不科学、低效率，必须改革。他主张：第一，要确定一些条件作为安排读文层次的标准。第二，教学时必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选文形式的规律。第三，语文教学要破除“漏斗式”的注入法，要努力唤起学习者的兴味。他还主张要在一般学校以外开辟“第二学校”，如建立公共图书馆，以扩大学习者接受教育、吸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阵地。陈氏有关语文和语文教育的论著，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望道文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陈望道语文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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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舒新城（1893——1960）




　　现代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循庵，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次年转入溆浦县高等小学。1912年秋，赴常德考入湖南第二师范附设的“单级教员养成所”，后辗转求学于长沙游学预备科、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暑假英文补习科、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即受聘任长沙兑泽中学英语科和体育科教师。后转任教会办的“福湘女学”教育科教师、教务主任兼青年会社会服务部主任，同时在省立第一中学兼课。五四运动后，致力于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编成两种讲义：《心理学原理》和《实用教育学》。又与友人合作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判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目的。1920年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讲授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同年秋，应聘去上海主持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校务。1923年2月，应聘赴宁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研究股主任，同时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是年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参予起草少年中国学会的办学计划书。1924年又应聘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后因故辞去教职，回南京定居，专事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请，主持续编大型工具书《辞海》。1930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并创办《新中华》月刊。其间，先后兼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7年《辞海》出版发行，后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抗战期间，困居上海，坚拒伪职。抗战胜利后，继任中华书局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上海市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因患癌症病逝。 　　舒氏对语文教育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介绍并实践先进的教育理论。他在多年讲授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上写成《实用教育学》一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首次向我国教育界人士介绍了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詹姆生、桑代克等人的教育学说。1925年，在从成都高师回到南京后，专门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从中发现昔日教育的弊端和未来教育的前景，编成《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教育概说》等书，为推进当时的教育革新潮流，提供了新观点和新方法。　　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早在1921年，舒氏主持中国公学附中校务时，就在校内推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或称“分团教学法”）和选科制，实行男女同校等革新措施。“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后，舒氏仿佛看到了改革旧的课堂教学制度的理想之途，大力予以宣传、推广、实验，亲自编译出版了《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等，一时成了国内推行该制的主将。　　三、主持编制大型工具书《辞海》。为人们学习、生活、工作提供了收词最多、释义最详的必备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