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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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

——读《陈垣来往书信集》有感



谢 泳



    忽然想到中国现代学术中“专精”的传统，是因为看见三联新印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陈垣早年给蔡尚思的一封信。信中所传授的是一点治学方法，或者说也是对青年蔡尚思的一点学术忠告。

   “往来书信”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必读史料，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的繁荣，即指出当时学者在书信往来中讨论学术是一个习惯，在现代大学和职业研究机关出现前，这是学术交流的基本方式。现代学术制度形成以后，学者间的书信交流为报章杂志及相关的学术会议取代，依赖书信交流学术的方式基本式微了，但在胡适、陈垣、陈寅恪他们那一辈学者中，这个方式还基本保留，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喜读“往来书信”的原因。中国现代学者间的往来书信，现在比较普及的就是胡适的往来书信和陈垣的往来书信了。一般来说，重要学者本人的书信，我们还不难见到，而普通学者的书信，完整见到相对不易，就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某一问题，集中见到相关书信往来，只能在“往来书信集”中看到，所以“往来书信集”以后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史料文献形式，因为同样的书信，如果分别独立出现在各个学者的文集中与同时出现在“往来书信”集中有不同的学术史意义，它反映的学者间的情感和对某一事务的判断可能更丰富，也更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往来书信集”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好材料，《陈垣来往书信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价值也就自不待言了。

    蔡尚思的学术经历，在中国现代学术上是非常独特的，和他同辈的学者，基本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而蔡尚思则是自由求学，没有受过现代大学的完整教育，但却较早回到了现代大学中，他二十多岁就做大学教授，可见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自由学术风气。蔡尚思早年向陈垣求学，陈垣也非常赏识他。但蔡尚思一生的学术道路，却和陈垣不同，陈垣完全是“专精”的路子，而蔡尚思后来的学术却慢慢走向思想史、文化史一路。对这种学术走向，陈垣当年是很不以为然的。1933年6月，辅仁大学史学系缺中国断代史方面的教员，陈垣想起了远在南方的蔡尚思，想让他来辅仁教书。陈垣可能是感觉到了蔡尚思的治学方向有往思想史、文化史方面发展的苗头，所以在给蔡尚思的信中顺便谈到了治学方向问题。陈垣说：“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集》第383页）

    蔡尚思显然没有接受陈垣的意见，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作了辨解。陈垣在同年稍后给蔡尚思的另一信中说：“关于治学问题，前函不过偶而论及，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且仆所反对者，系‘空泛弘廓’之理论，未尝反对‘博’，更未尝反对‘无博之精’也。来示先博后精之论，仆岂敢有异同。”陈垣在过去给蔡尚思的信中也曾说过：“吾之念念不忘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绝之词源也。”

   “先博后精”，现在也常被认为是“专精”的前提，其实这也是一句空话。我们只见“博而不精”，很少见“先博后精”，其实“专精”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博”上，哪有无“博”的“专精”？

1949年后，陈垣和蔡尚思都留在了中国大陆，蔡尚思没有走陈垣的治学方向，越来越往思想、哲学一路发展，虽然也是一代学术的代表性人物，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他的影响可能远不及陈垣。观察中国现代学术史，凡走“专精”一路的学者，多数留下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个特点在1949年后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明显，凡走思想、哲学一路的学者，比如杨荣国、胡绳、陈伯达、关锋等，都不幸被陈垣早年言中：“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然而“三五年间即归消灭。”这不仅是学术经验，更可认为是人生智慧。

    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方面。所谓“专精”，其实还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的“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窄而深”的判断中包含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把握。傅斯年著《战国子家叙论》，开篇讲“哲学是语言的副产品”时，即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近化的语言，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求接近逻辑的要求。他提出汉语“是一个实是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文法上既没有那么多的无意识，名词上又没有那么多的玄虚，则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发生是很自然的了。（《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253页》

    傅斯年的意思是说，凡能想清楚的东西，汉语就能表达清楚，凡“玄虚”的空论，多数是原本就没有想清楚。

    傅斯年的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早期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工作以及网罗的人才，基本是以“窄而深”为原则的。这个传统体现在具体方法上，即是傅斯年所强调的“史学即是史料学”，就是“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1页）也是胡适经常说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不愿治经学，而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页）他提到的“解释有所限制”其实就是反对玄虚、空论。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所写发刊词中也强调：“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

    周传儒后来总结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第1页）。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兴起并最终一度成为史学主流，成为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方向，有大时代的原因，但也有学术自身的问题。“窄而深”的研究，以史料发现和积累为基本原则，在学术自身来讲，确有相当艰辛，很难空论，而思想理论，常常可以信口开河。当年胡适批评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判断为他对这种史学方法的警惕。胡适在1936年7月18日的日记中说：“读冀朝鼎的‘Key Economic Area in Chinese History’，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也幼稚的可笑。”

胡适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了他一生思想中的某种直觉，这种直觉看似针对学术研究方法，更是对一种抽象思维方式的警觉。陈垣、陈寅恪、傅斯年他们也有这种敏感，他们重史料，走“专精”的路，绝对不是个人简单的学术习惯，而是自觉的价值取向。





本文已刊《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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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后记
后  记

    这本小册子的台湾版名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编辑要改成现在的书名，我感觉有点大，但编辑的考虑也有道理，我就没有反对。其实这本小册子主要是讲如何搜集史料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方法在其中。

    书在台湾印出后，我送给一些同行，但主要还是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些外校在读的研究生知道了，感觉对他们写论文还有点启发，主要是能提示他们寻找史料的方向和如何选择论文题目，也来信或通过熟人向我索取。这门课，我在厦大教了三年，其中有些材料后来也写了文章，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材料，是我个人的收藏，我一般没有使用图书馆的习惯，凡知道要用的书，我一定要买回来。我在台湾版的后记中曾说：



      2007年夏天，周宁兄邀我到厦大中文系教书。我先教了两门课，一门本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门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本书就是在研究生课的讲义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原讲义约有20多万字，我感觉此类书最不能长，就删除到现在这个样子，可能还是长了一点。因为我过去读此类书，总想在极短时间内，把相关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看出来，而越小的书，越能接近这个目标。

    我追求的是想让有兴趣并试图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生，开始接触这门学科时，在一两天时间内能对这个学科的基础史料和研究方法有个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慢慢培养兴趣，逐步积累、体会，最后养成研究习惯。

我的努力是把自己研究的感想和基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要给出具体的史料类型和可能存在的寻找方法，更要诱导出可能存在的史料方向和学术灵感，后一点尤其重要。

     我自己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科班出身，但我1985年就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当编辑，较早接触了从王瑶先生以后，相当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写作，在编辑中体会和感觉到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过去在作家协会当编辑时，业余也做点研究，但教书后有一些系统的考虑，其中一个重心是想让学生听课后能对专业有兴趣，同时也能下手。说到寻找史料，我一定要告诉学生具体的基本方向，这个方向一定是可以操作的，而不是只能玄想的。我上课时讲到的材料，特别是有些不容易见到的，我一定要把实物当堂展示给学生，比如一些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平时人们不注意，但其中常常有重要史料，我就把这些史料一页一页展示给学生，让他们从中获得研究灵感。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这些材料是如何得到的，甚至价格也告诉他们，目的就是想让学生明白获得史料的具体途径。我个人感觉，如果学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只要他们愿意积累，有信心长期保持热情，再笨的人，最终也会有收获。

    国内本来也有两家出版社对这本小册子产生过兴趣，但多数感觉不会有读者，所以就放弃了。还是瑞琳和凌志的热情，让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要再次感谢他们。



         作 者

                   2010年8月10日于厦门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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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后记
后 记  
  
   2007年夏天，周宁兄邀我到厦大中文系教书。我先教了两门课，一门本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门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本书就是在研究生课的讲义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原讲义约有20多万字，我感觉此类书最不能长，就删除到现在这个样子，可能还是长了一点。因为我过去读此类书，总想在极短时间内，把相关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看出来，而越小的书，越能接近这个目标。
   我追求的是想让有兴趣并试图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生，开始接触这门学科时，在一两天时间内能对这个学科的基础史料和研究方法有个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慢慢培养兴趣，逐步积累、体会，最后养成研究习惯。
    我的努力是把自己研究的感想和基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要给出具体的史料类型和可能存在的寻找方法，更要诱导出可能存在的史料方向和学术灵感，后一点尤其重要。
    我自己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科班出身，但我1985年就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当编辑，较早接触了从王瑶先生以后，相当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写作，在编辑中体会和感觉到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本书的缺陷一定很多，我本来也想再教几年，慢慢成熟后再印出来，但依民兄热情可感，一再催促，同时我也想为了以后学生方便（免得上课再记笔记），就同意以现在这个样子和读者见面了。
没有周宁兄的诚意，没有依民兄的热情，我绝对不可能想到写这么一本小册子出来，我要再次感谢他们！
  作 者
  2009年2月28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目录

目 录
第一章   叙  论
   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第二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第三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第四节、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五节、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六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掌故之学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
   第一节、搜集史料的意识
第二节、搜集史料的方式
第三节、旧书业与史料收集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
  第一节、        史料的开放性
第二节、        域外史料的收集
第三节、 “政治运动”中的史料
第四节、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
第四章、扩展史料的基本规则   
  第一节、        全集的版本问题
第二节、        作家传记的使用
第三节、        作家年谱的使用
第四节、        作家日记的使用
第五节：  作家书信的使用
第五章、        扩展史料的基本方向
  第一节、        文学年鉴的使用
第二节、        文学辞典的使用
第三节、        同学录的使用
  第四节、方志中的现代文学史料
第五节、政协文史资料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六节、拍卖图录中的现代文学史料  
第七节、“影像”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八节、“校史”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九节、“广告”及“会议纪念文集”的使用
第十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与“书话”
   第六章  史料应用的道德
第一节、        史料的首发权
  第二节、        史料的共享权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史料规则  
  结 语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