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状最大功能是颁给不配获奖的人

教师之友网

奖状最大功能是颁给不配获奖的人
周泽雄



　　在历年的公共话题中，围绕各类荣誉奖项引起的争议，总会占据相当比例。仅在最近个把月里，我就顺眼瞄到如下争议：以言词大胆、犀利著称的某著名神经生物学家，愤然宣布今后不再候选中科院院士；各省作协主席大举入围某文学奖；稍早前还有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共和国脊梁奖”。
　　
　　初算一下，世上大概只有三类奖项不易引起争议，一类是奖励孩子的，一类是竞技体育的获胜者，另一类是具有冷僻专业属性的，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几乎从来不会引起大众非议。有一句教育学格言是：对孩子，鼓励永远不是多余的。因此，只要别太出格（比如弄出个“五杠少年”），针对孩子的奖励最不易惊动视听。竞技体育不仅关联着我们强身健体的内在需求，其评判标准通常也最为公正：每个现场或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在第一时间看到那个家伙率先撞线，那还有什么话说？大家起立欢呼罢。
　　
　　当然，个别深思熟虑之士，也会另持异议，古希腊雄辩家伊索格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里曾质疑道：“我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认为体力上的成就应当获得那么大的奖赏，而对于那些私下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勤劳的人，为了能有助于别人而锻炼自己的心灵的人，他们却不给予任何的荣誉。其实人们应当特别关心他们才对，因为即使那些运动员获得了双倍的体力，别人也不会生活得更好；而一个人有了很大的智慧，所有愿意分得一份他的智力的人都能得到好处。”——这个见解很对，可惜无法操作。因为，一个拥有“很大的智慧”的人（姑且假设是苏格拉底），无需胸前佩一块金牌也能使他人“分得一份他的智力”，而一个拥有“双倍的体力”的运动健将，若不在第一时间给他颁奖，人们不仅无法从他“四肢健壮的青春”（品达语）中得到激励，他本人也会永久失去获奖的机缘。苏格拉底固然伟大，但这份伟大并不依赖一个金属吊坠来确认；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精神或思想领域达到崇高之境时，获奖极可能是多余的。
　　
　　这一点，即使拿大家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来举证，也未必不能成立。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经常遭人非议，但平心而论，它仍不失为当世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若我们进一步探询，还会心生遗憾，拿诺贝尔奖错过的大师与获奖者并置一处，人们简直要说，那是两个不同的级别。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证明了一个残酷法则：如果一位作家优秀到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人的程度，那么，他就一定会错过它。
　　
　　我无意讽刺诺贝尔评委，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至少，没有第二个文学奖，曾做得更好。记得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曾互不买账，托尔斯泰甚至对莎士比亚都颇有微词，可见，即使把这些超级文豪请上评委席，也不见得评出更经得起文学史检验的人物来。我从中获得的启示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持一份礼节性尊重就可以了，不必太过当真。
　　
　　“假若您坚持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作品，您将很快发现，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这是巴尔加斯•略萨写给青年小说家的告诫，当然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相信，在他获奖之后，说法会有些微调，但我宁可他坚持旧说，同时把自己的获奖视为例外和老天开眼。
　　
　　“伟大的作家可以说是国家的第二个政府。为此，没有哪个政权喜欢受人爱戴的伟大作家。它们只喜欢二流的。”我相信，当索尔仁尼琴这么说的时候，他心目中的伟大作家，应该兼指那些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人，也许与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暗合：既不取悦政府，也不取悦反对派和民众，坚守一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萨义德看来，秉持这种“业余的良心”，也就注定了“不受奖赏的”命运。结合权力厌恶监督的本性，此类“不受奖赏的”命运不仅会出现在专制极权国家，在民主制国家也不会例外。你能想象克林顿向那个死命调查自己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颁发一个“脊梁奖”吗？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决意披露布什总统的一项秘密指令从而揭露总统滥权时，该记者受到的官方待遇，乃是一张司法传票。好在，那位记者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一项非官方荣誉，奖金不多，却最大程度地捍卫了脊梁奖的本意，如果非要用“脊梁奖”这三个字的话。而以官方名义颁布的精神性奖项，不用问，其结果定然无限接近索尔仁尼琴的设定。
　　
　　奖状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颁给不配获奖的人。我们都熟悉这号人物，谁也不觉得他有何值得挂齿的成就，但他偏生有此能耐，可以在自我介绍栏里罗列大量获奖证书。厚道点说，让他们获奖，才能使奖项的激励效能臻于极大，因为离开了奖状，他什么都不是。反过来，谁又会在乎卡夫卡是否获奖呢？
　　
　　包含巨大学术和精神荣誉的奖项总会附带着我们对于公正的渴望，鉴于太多的奖项明珠投暗（国人为此年均至少遭受三次沮丧），吾人的公正感已有衣不蔽体之忧。既然那些家伙懒得把奖项弄得好一些，他们若能把奖项弄得少一点，就不失为一种仁慈了。要不，就偷偷摸摸地干。对那些具有兄弟分赃特征的颁奖，我是从不敢要求程序公开的，既然他们分赃的意志不可动摇，那么，偷偷摸摸地干，总好过明目张胆。在现阶段，这两条狼狈至极的建议，倒不失为应急之策。更狼狈的是，它仍然像煞一种无助的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