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文”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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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文”十周年

文 / 齐宏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恩典场

前些日子在北京，见到几位实施“在家教育”计划的家长，有位家长弄到多套语文教材，但比较来比较去，最终给孩子用的还是《新语文读本》。在《南风窗》今年四期的一篇文章里，也看到了学生们高举着《新语文读本》的照片。这套读本 2001 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初版以来，早出了修订版，一印再印，影响之广泛，上述两件小事已得到部分佐证。
语文教育专家饶杰腾教授甚至把这套读本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并列，认为这是 1949 年以后最好的人文启蒙读本。文学评论家谢冕饱含诗人激情说：“我曾为中小学生阅读视野长期被禁锢而有过不安，曾为我们的下一代没有理想的读本而遗憾。现在，当我手持这样一套好书，心中只有感谢和激动。”作家曹文轩评价《新语文读本》融入了这个时代一批有良知学者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反省，沉淀着这批学人对中国语文发展方向的思考。全国特级教师于漪在《新语文读本》封底写下这样的荐言：“人只有一个青春。在青少年时代读一些经典的作品，对精神上的成长是非常好的。《新语文读本》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我感到学生能读到这样的书是幸福的。”
不只读到这样的书是幸福的，编这样的书也是幸福的。
屈指算来，我正式加入“新语文”编委到现在，刚好十年。而何以加入编委行列则要从十二年前谈起。那时我渴望“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爱”，于是离开大城市到一偏远地方支教，认识了同去支教的张中老师。他和这套书的主编钱理群是同学，经他推荐，没什么资历的我成为“新语文”编委。
克尔凯廓尔提到，这个社会常常沦为没有恩典或缺少恩典到把人“平夷”的“无恩系统”，无形的等级和条条框框罩住每个人，把人变成没有思想和个性的符号。但新语文主编们却提供了一个“恩典场”，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多学科合作、学者化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学的研究员，有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有语文教育研究专家，有中学语文老师，还特邀一些在读的中学生参加讨论。只要有个人看法和想法，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畅所欲言。从老学者到中学生，从名家到小卒，每个人都可放言无忌。这是一个谈起真理可以不害羞，抒起情可以不后悔，敞开胸扉可以不怕受伤的所在。一群理想主义者

在编写“新语文”时，钱理群老师有一个说法：让边远山区的孩子拿到这套书时能够接触到高贵的精神领空，给孩子们提供最宝贵的精神资源，给他们的精神打下底子，好供他们有足够力量弹跳，好更有力量反思这个世界加诸的种种限制。这就使“新语文”有高屋建瓴的气魄，一上来就有人文关怀的大气象。我们希望把最珍贵的资源引进来，点燃蕴藏在孩子们心灵中的火。我们也许无力动摇整个系统，但可以再多些再添些恩典因子，多一些活的识而不是死的知，多一些灵魂记录而非社会扫描。这就使“新语文”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气息。钱理群说：“这里相聚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这是“新语文”编写的初衷。但编写过程之难，超乎编委们想象。编写工作几度陷入困境，令人无从下手。这群理想主义者各有各的理想，有人干脆建议不要有思想和旗帜，重要的是审美。我们几个年轻人坚决不同意以个人旨趣代替孩子的旨趣。我建议回到我们自己的中学时代，想一想那时的我们希望看到怎样的文字？难道只想跟语文学技巧？还记得《血色黄昏》的编者曾在此书初版后记中说：“为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马克思说 ：“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不陌生。”要说真都不陌生，很困难。但这种心志很好，对人类的全部文化都充满了好奇，都愿意去探索，也能兴致盎然地去了解。今天的学生们最缺的就是这一点。他们早已不再把课堂当成探索未知领域的平台，而成了死记硬背好应付考试的场所。学生成了一台劣质复印机，把老师的讲义复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然后再拷贝到试卷上，考完了也就忘光了。知识和兴趣脱节，学问和生命割裂，这不能不说是现行教育之大弊。上文提到我到北京接触到很多正进行“在家教育”的父母和孩子们，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跟学校的学生相比，那些接受在家教育的孩子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他们对人类一切知识都愿了解的好奇心和愿意自主学习的强烈兴趣。他们把每次学习都当成认识世界、认识人和认识永恒的机会，都能带激情去学习。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理想。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培养“文艺复兴人”，也就是培养愿意学习一切、探索一切、了解一切的学生。这套读本区别于其他读本的最大特色正是这样开广的视野。
但一关系到宗教文化和信仰问题，大家便争得面红耳赤。老一辈中有的坚决不允许任何信仰文字出现在“新语文读本”中。我能理解从那些年代出生入死过来的老一辈们，曾经被虔诚信仰深深伤害过。巴金老人所说“没有鬼”、“也没有神”等话有复杂而沉重的背景。可是不能因为信错了，就一定要置疑信仰。在饭桌上谈起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时，我问一位老人家：“那为什么不怀疑怀疑？”他说：“也怀疑怀疑。”可我知道我们没说到一处去。怀疑是无法栖止的栖止地，怎可能成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一个大师的伟大得益于其委身的精神资源，而不单单是怀疑和质疑精神。而许多老一辈们似乎也并没有足够贯彻自己的质疑精神，就要把“新语文”的工程建基于灿烂辉煌的古代传统文化上，另外一批要建基于“五四”所开拓的伟大启蒙精神上。这两种传统何以面对风花雪月背后的苦难，何以面对席卷全球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何以迎接现代性问题和托克维尔所说“平庸个人主义”挑战？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参编过程艰辛但令人感念。在会议室，一位老师朗读到一个女孩安妮在集中营写的日记，读到几个孩子在集中营写的诗歌，看看可否选用，大家都默默流泪。一位老人家小声说 ：“人道的力量真大！”我几乎想喊起来，这怎么是一种“人”道呢？明明是“天”道的力量。在集中营如此黑暗绝望的时刻，人道早被粉碎了，那些热爱艺术，会鉴赏音乐的纳粹分子，甚至弹奏着钢琴杀人，人道的理想和审美主义的梦想早破碎了。阿多诺说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此时，哪有人道来真正鼓舞人和帮助人？惟有日记和诗背后的信仰在支撑人去面对黑暗。
反过来看我们中国，整个 20 世纪的事实暗夜里，可供我们推荐的带价值之光的文字太少了。摩罗极力推荐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他说是绝少例外。我们也讨论是否编入一篇谈超越鲁迅的文章。读完了，才发现根本就不是在谈超越鲁迅，连是否真正理解了鲁迅都成问题，何谈超越？
一中年学者在讨论入选哪些文字时，一推眼前厚厚一摞资料，说 ：“少选这些亮色的、理想主义的文字吧！我们小时候被骗够多了。当时老是告诉我们这是个美好的世界，结果到社会上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说实话，我的启蒙老师是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脱冷。你看他说得多么赤裸裸，这才是真实！”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姑且不谈作为天主教徒和保王分子的巴尔扎克塑造伏脱冷形象的本来意思，单就这番话，就很典型。难道世界丑陋就意味着须放弃任何价值关怀？面对恶的事实就必须在价值上认同恶的力量？为什么人自己堕落却总抱怨是世界的诱惑？而世界又是谁使它变得如此丑恶？人果真就是由环境决定的吗？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岂不就成了某种摆设？
犹忆编选书目确定后，每位编委回去仔细编选加注并写“阅读建议”。我匆匆把自己负责的外国文学部分寄给钱师，阅读建议也写得简单潦草。没想到，开统稿会议时，一看拿到手的资料，发现每一篇都经钱师输入电脑，且几乎每篇阅读建议都重新写过。拿着他整理好的文稿，我当时很震惊，几乎感到自己不配在编委名单署名。而钱师还非常感谢我选编了许多好文字。他谈起我节选的列夫·托尔斯泰和妥斯托耶夫斯基等文字，是那么兴奋，连连赞叹。卑微如我，深知人的尊贵，也知道人的软弱。在一个越来越匆促的世界中，总为自己的匆忙与功利推脱。但那一刻，我不再推脱，而是老老实实承认恩典临到了我。铭刻在心，温暖一生。
此书出版过程也一波三折。书编好后要交给广东一家出版社出版时，突然接到命令不准出。我们都集中到宾馆一个大一点房间，讨论怎么办。钱理群决定自己不署名，转移出版社出版，“因为这是针对我来的……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一套书出来，让孩子们看得到，”他说，“也没什么，我也早有所料。”说到这里，他语声哽咽，流泪了。我从没有想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位看来如此豁达的老人竟会哭起来。这恐怕也是他没有想到的。整个房间静悄悄的，一种复杂况味袭上心头。我眼睛也湿润了。回来后，凡署“钱理群”名字的书与文章我都找来翻阅。虽多年前大学时代，他的《心灵的探寻》一书就曾被我部分手抄过。现在，我更信任一位在今天这个时代还会流泪的学者。这不是睿智，而是某种人性深处的柔弱与怜悯。果然，读他的书的过程中，我仍旧持续被感动，尤其《压在心上的坟》中他对自己烧掉父亲照片时的忏悔。压迫的可怕就在于一定要蹂躏掉我们心灵深处的柔弱与怜悯，让我们变得怨毒与狭隘。好在我们还能流泪，还能痛苦和忧伤，这显出我们没有心凉，而是在黑夜中起来守望某种值得珍惜的价值。
几经周折，这套《新语文读本》最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从办公室拿到邮递来的初中到高中十二册新书，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孩子。刚巧一位高中生到我家看到了，捧起来读到爱不释手，我一狠心就送给他了，本来就是为他们编的嘛。看他欢天喜地抱书下楼，喜悦也堆积在我胸口，十年了，还在冲撞。

编辑 李丰池

摘自《校长》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