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眼的成因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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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眼的成因与防治

陈绶祥

一、凶险现实

中国近年来青少年的近视眼发病情形已形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凶险的现实。
据中国新闻社2006年7月的报导，目前中国约有近四亿的近视患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新增近视者超过三千万人的速率递增。
2005年，采用流行病学的调查方式，选择18个有代表的行政区，从6-18岁的中小学生中随机抽样，调查总数为30万人，其结果显示，在校学生视力不良（主要为近视）的检出率为：小学生为26.96%，初中生为53.43%，高中生为72.80%，大学生则为77.95%。而最近的资料表明，我国6至22岁学生的近视率达到63.67%，而且发病年龄尚存在低龄化趋势，发病人数还趋于逐年增加，同时，儿童中还有3%-5%患有弱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各地进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专业、非专业的有关青少年近视患者概率的统计与调查，所有调查显示的结果都不容乐观。举山西省为例，上世纪末的调查统计，近视已高居中小学生常见病之首位。从太原市的调查统计中得知：2000年，太原市初中生视力不良率达61.3%，2002年，升至64.2%，平均年递增率为1.5%；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则由21.5%，骤增为32%，平均年递增率竟高达5.3%。且这种情形还有每况愈下的趋势。198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报告的结果显示，学生中视力不良率7岁时为7.92%，18岁时增加至53.28%，而在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则分别为22.78%和70.34%，均呈两位数的百分点上升结果。各地调查大抵显示相同与接近的结论。到了2006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小学生的近视率为34-61%不等，初中生为68%，高中生为85%，大学的在校学生，近视率已高于90%了。从全部青少年的比例来看，近视率平均已达到40%以上，学生的近视率已远超70%，约80%的近视新发病例都出现在青少年时期。有人说“近世进士，尽是近视。”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尽管如此，更为凶险的事实是：虽然从家长、儿童、家庭、学校与社会都十分关注，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预防、治疗或改进措施，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甚至没有丝毫减轻变缓的征兆。
目前世界公认的引发儿童少年近视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先天遗传，包括人种因素及家庭病史。遗传性近视只能在医生检查时才能够被确诊，1979年，我国著名眼科屈光专家吴燮灿检测了100例1-7天的新生儿的眼底屈光现象，发现88.7%为远视，7.1%为近视，4.2%为正视。因而，这一因素所导致的近视人群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也不会因此而引起社会的过分关注。我们所重视的，主要是指后天因素所引发的近视，中国青少年近视的大多问题也是由此导致的，这类近视即所谓的单纯性近视，也叫学校性近视，一般认为，它主要是由环境与自身的行为引发的，是造成目前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重要因素。
目前，几乎所有的业界人士均普遍认为，造成单纯性近视的原因是：用眼环境太差，例如，光线不足，气氛污浊，视空间狭小，视对象闪烁变动频繁等等；没有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例如：读书写字时坐姿不正确，长时间卧床看书、看电视，长时间上网，玩电脑游戏等等；此外，学习负担重，心理压力大，营养结构不合理，缺乏应有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等等，也是导致学生近视的原因。应该说，在近二十年中，所有的这些被认为导致学生近视的因素都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且有的也获得了相当大的、甚至强制性的改善与改进，例如：关于学校学习环境，照明采光问题，关于学生学习减负问题，关于孩子的营养搭配问题与青少年看电视上网问题等等，都是各传媒反得强调，并应该得到一定重视或改进的问题。即使说孩子年龄小不能自觉做到正确的用眼习惯，但针对目前独生子女的普遍情况与家长关注的程度来推测，社会、家庭对少年儿童不良用眼的管教与纠正也应当是受重视并有相当效果的。然而，这一切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努力，并没有带来近视发病率的缓解，甚至没有一丝减轻的迹象。所有的专家都在呼吁：近视眼是可以预防的。所有的家庭和同学都在按专家的建议，以各种行为的改进与条件的改善在预防着青少年的近视。怎么这个近视就是预防不了呢？学校、家长在无奈之际便会互相指责，都说对方施加给学生的学业和心理负担过重：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家长不断提高期望值。或者说，预防近视的工作实际上并未引起了对方的高度重视，才使近视眼的发生成为必然……所有这些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是极其缺乏依据的。从社会总体效果与导致近视发生的原因条件来看，无疑是得到重视、有所改进与明显好转的。按理说，就应当有相应的成果，使部分人真正地预防了近视而使学生近视眼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在中国，为了预防眼病，甚至在中小学校广泛推行了“眼保健操”。但事实上，这对预防近视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它充其量是一项增强人们眼保健意识的群众性运动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眼疲劳，与近视的预防和治疗没有任何相关的联系，做得不好，甚至会引起机械性损伤。目前，只有中国在推行眼保健操，但中国学生的近视率却直线上升达到67%，而在不做眼保健操的美国学生中，近视率却只有25%，恰恰相反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白费的，甚或是雪上加霜的。或者，我们怀疑业界专家对于近视成因的假说是一种错误的假设。连不少专家，例如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光学医疗中心的专家李莹就坦率的承认：“目前，科学家还没有找到近视眼增加的原因。”所有的这一切现象，无疑加深了青少年近视这一问题的凶险程度，怎么这是一个防不胜防，或无法可防的顽凶呢？
还有一层凶险，来自对青少年近视的治疗与矫正。
目前，只能通过眼科激光手续可有效矫治近视，这只是对于真正成为近视的成年人，才是最有效的治疗办法，关于它的各类研究、观察、预后等等，尚处在研究之中。尽管如此，但中国内地能提供近视矫治服务的医疗机构极少，据2006年召开的第五届眼科临床新技术展示会的专家提供的数据，拥有激光治疗中心的医院占国内医院总量的比例仅为5%，全国尚不到一千家。而已接受近视治疗的患者不到二百万人，占患者总数的比例远不足1%，如此大的差距真足使人望而生畏。因而，各类打着治疗近视、矫正近视的所谓治疗仪、矫正器应运而生，各类宣称对近视防治与眼力保健有效的新药品和保健品层出不穷。众所周知，国内所有城市的各类杂志、报刊、电视广播上，都不乏这类广告。同时，能以器械方式矫治近视眼的眼镜行业也成了国内近二十年来发展获利最为火爆的行业之一，各类大小不等、良莠不齐的品牌眼镜产品，大至洋货名品，中至台湾香港老牌，小至乡镇企业的手工制品，充斥于城乡的大街小巷之中，使人几乎无所适从。各类专家学者，还有商贾中介，以及江湖骗子，都纷纷而起，蠢蠢欲动，使得每一个企图治疗近视与矫治近视的人相对显得那么势单力薄，政府各部门的三令五申与条款规定也都会被置若罔闻或成一纸空文，最终导致了有病乱投医的泛滥与小心谨慎而贻误治疗时机的众多结局。特别是当前近视愈显低龄化之际,更增加了治疗凶险的分量。
大家都知道，儿童时期的视力发育对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以住的研究已表明：初生婴儿大约在6个月时，双眼可以对准焦点，此时眼球逐渐成熟，可分辨不同方位，立体感的建立也接近完成。到了一岁时期的婴儿，其视野宽度慢慢接近成人。而要等到三岁时，才会产生精细的视觉反射运动。一般认为，初生婴儿大多呈远视眼。因为婴儿眼球比成人小，半岁的婴儿眼球大约只相当于成人眼球的2/3，其眼轴距较发育正常的眼睛还短，所以影像会成于视网膜之后，形成远视。从婴儿降生到7周岁这段时间中，他们的眼球发育迅速，眼屈光度也渐渐变化，形成正常的眼球视力。在3-6岁时逐渐发展，到12岁时完全稳定，所以，通常儿童视力疾病的治愈期也是在6岁之前。
可怕的是，在当今中国儿童与青少年近视发作的年龄早已发生于6岁之前，以至于幼儿时期孩子已经有不少人发生了近视,这种低龄化趋势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上海瑞金医院瑞视眼科指出，有的学龄前儿童已经有几百度的真性近视了。在上海卢湾区10多所幼儿园中对3000多名孩子进行普查，有视力毛病（主要是近视）的幼儿占15%，而有弱视的占25%，这不能不说是更应该引起重视的凶险征兆之一。一般在6岁之前，既不宜过早配戴眼镜，又难以用其它方法治疗，加之孩子年龄较小，知识欠缺，表达能力不足，故而使得视力疾病的发现、治疗、矫正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在这样凶险的现实面前，我们只能束手无策或坐等失明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综合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基本结论：中国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眼的概率增加，主要出现在3-18岁的年龄段，而且主要发生在校读书（或过早在家学习）的人群身上。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这个阶段从事这样活动的学生们产生了假性近视或真性近视呢？又是怎样具体的活动方式与行为特征导致了他们近视发病率的增加呢？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和分析他们用眼的情形与用眼的方式，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二、换路思考

如前所叙，传统理论认为导致近视的原因是不良的用眼环境与不良的用眼习惯，营养与运动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从病理学的解释似乎说得过去，但却没有真正指出，是哪些不可避免的具体行为导致了少年近视的发生。而且，也正如前所说，社会对这些原因的改善与关注对近视的出现并没有改善，可见这些所谓的原因并非影响少年儿童形成近视眼的直接原因与本质因素。实际上，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能在任何一项调查或对比调查中证实上叙原因的必然可信性，更不可能在任何一次试验中或动物实验中完成使人信服的上述原因的直接因果性实验。大部分时间仍是一种臆想与猜测，或非直接的理念解说。
我们尝试换一条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个问题：狗为什么不得近视？目前，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狗学校，其中肯定也有超负荷的训练与压力，也有各种与人类学校相同存在的问题，因为那些学校都是人办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尚未见过得近视的狗呢？难道在狗学校中受严格训练的狗儿们真有什么妙方能使自己不犯近视呢？而且，我们甚至不能用任何实验的办法，使一只实验小白鼠或别的动物产生近视，如果近视原因真如人们所言，那么这些原因的条件与数据是十分容易在实验室和实验场所创造的。因而，近视作为一种生物生理疾病的发生原因，实际上真正地只出现于人的身上，也许在别的动物种中，连遗传这种因素也在生存竞争中遭到了优胜劣汰的选择。那么，这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在一定的场所范围内所发生的近视眼病肯定与一种只有人类必然参与的具体行为有关，这种行为的用眼活动是必定的、频繁的、不间断的，而且只有在人类身上才能发生的，这才应该是人类近视的本质成因。
长时间看电视、上网可能会影响视力，但目前也有不少成天陪人呆在一起的看电视的宠物动物，如果作为生理原因，我想，它们当中应该有近视患者，可是从来未听说。
那还有怎样的原因呢？
我们从更大的范围角度来看看近视的发生情形。有调查称，全球近视患者的数目在近十余年来一直稳定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TO）的报告，全球已有20%以上的儿童须要配戴眼镜。而亚洲又是近视的高发区，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以及澳大利亚科学家研究报导，大约50%的新加坡儿童近视。在日本，这个比例高达2/3，而新加坡应征入伍的18岁男青年中，近视率更高，占80%。印度的近视人口比例仅为10%，而在新加坡长期生活的印度裔男青年，其近视人数比例却达到了70%，日本、中国和韩国三国的近视率在全球29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已分别排至世界前三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综合了四十多项研究后认为：这些国家近视人口比例高与遗传因素无关。实际上，很多西方国家的近视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不少非洲与南美国家亦不能幸免。以最不容易患近视的民族之一爱斯基摩人为例，专家通过对爱斯基摩人聚居地巴罗镇两代人的调查对比发现，在饮食结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上一代人（30-50岁）中只有8%的人患近视，而下一代（30岁以下）却有60%的人患近视，最小患近视的年龄尚不足10岁。
从这些情况，我们基本可以这样认为：近视的增加，是年轻的一代更加接受当代文明，接受大量强制教育，需要经常做功课所导致的结果。人们将其称为“学校性近视”，是再恰如其分不过的。
在所有的学校活动中，只有读书与做功课两项活动，即孔老夫子所谓“学而时习之”这样的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活动。它们在一切其它生物中均不能靠强制与实验的方法完成，我们将近视眼的成因锁定在这两项活动的有关用眼的方法与用眼过程中，也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读书与做功课都是一种近在眼前，且在青少年学习中每日必做的事情，它们的确与近视眼的形成有必然的关联。从中国近现代近视的起落情形，不难看到这点：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量留学生从国外带回的两大件是眼镜和手杖，这已成为一个时代读书人的装备了。建国以后，“四眼”也越来越多，几乎成为了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代称。但当时的“四眼儿童”却稀如凤毛麟角，大多集中在少数名校之中，而且多是成绩较好，读书较早且较努力的学生。这少数近视儿童的比例，未能超过遗传性近视的比例，因而，也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渐渐的，随着教育的回升，随着汉字改革与新教材的出现使用，近视孩子的数量也呈上升的趋势，不过，在那个不停的搞运动的年代，各种活动频率，这种趋势虽非过于猛烈，也足以引起社会关注：在1957-1958年间，全国中学范围内也实行了教室光源的改进与改造等措施。随之而来的教育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全国性活动又缓解了近视率上升的趋势。而到了文革年代，读书荒废，近视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青少年的近视率直线回落，几乎不到文革前的十分之一。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持续迅速增长趋势，近视比例越来越高，近视度数越来越深，近视年龄越来越小，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近视儿童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年轻一代父母在望子成龙的补偿情节下将独生子女过早推入学习竞争环境中，根据北京海淀区的调查，发现高收入、高学历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患近视，尤其是母亲学历越高的家庭，孩子近视发生的时间越早。特别是不少所谓“双高”的家庭，往往在学龄前，从两三岁时开始强迫孩子识字、读书、学画、练琴、习书法，导致未入学先近视，使得少年儿童近视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从这样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不难明白，少年儿童近视的产生与读书及做功课有直接必然联系。也就是说，读书与做功课这两件具体活动中的视觉现象，是导致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主要原因。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种条件下的视现象。我认为：一切有关人类的视觉现象不仅仅是“人”这一特定物种的生理现象，更是“人类”这个社会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感官可视”只是有关视觉的前提与基础，人类特殊的视觉所及范畴要宽得多，也深得多。首先是“看什么”，然后是“怎么看”，再然后是“看见了什么？”最后是“看到的为什么用？如何用？”这一系列问题才是人类社会对人类视觉要求解决的基本问题。简言之，人类视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视对象、视方式、视结论、视判断、视运用等诸多问题，在汉语相近的词汇中即是观点、对象、看法、眼力、眼光、眼界等问题，所以说：一切人类视觉的本质，是在正常人眼生理的条件下出现的社会文化问题，人类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问题也不例外。其决定要素在不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之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人类看人类自身文化创造的特殊对象时，更须从这个思路上去对待人类的视觉。而读书与做功课便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中特有的情形。
进一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读书与做功课，少年儿童面对的视对象都是记录人类文化符号的平面图籍，也就是说，是一种在其它生物生存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视觉对象，也不可能在任何动物试验中完成对这种视对象的实验。这一点很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生物都不会发生近视的根本原因。近视是一种文化病，是人文环境造就的视觉疾病。也就是说，不管是认字、读书、绘画、书法、弹琴所必须接触的，纸、颜料、文字、乐谱等等，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都包含着特定观念的、特定样式的，具有特定可传递性、可还原性的人造信息符号，这类人造的人文符号不同于现实存在的其它物体，更无其它现实物体所具有的实际功能特征。二是记录这类符号的载体都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可称之为平面的材料，当然，大多数便是中国人发明的纸。这两个特征迫使人类视觉要对平面进行观察，并决定了对这种视对象的接受不仅仅是一种“看”的活动过程，它必须具有更多的人文荷载与文化要素，它更多加入了一种“文化判定”的要求与作用，是一种“见”与“识”的“社会文化”制约下的以“觉”和“悟”为目的的“知”的行为。
在中国人看来，视觉是一个相当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远不像西方人在对眼球解剖的解剖学与光学成像的物理学那般简单。“看”是对视过程的一般称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看法”,如：瞪、眥、瞟、望、瞧、睨、盼等等，它们精细的分别了看的姿式、看的方法、看的态度，甚至于看的心情与过程。而在用“视”涵盖各种“看法”时，它已在强调着“见”这个结果了。中国人在创造“视”字时，选择了十分庄重的，带有类似宗教性特征的“示”偏旁与“见”的目的相结合。“示”的图符本意是指“天所垂之象表示的‘道’”，人们视是为了乞求见到“道”。这时，“视”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而包含着一种“文化察觉”，是一种见仁见智的社会文化结论了。孔老夫子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我们将“近视”不称之为“近看”，就已经包含了这一层“见”的含义了。
西方医学用病理学解剖学诸原理，很好地解决了近视与正常人眼球看东西时的异同等众多问题，但却没能找到由正常人眼球为了“见”的目的而被迫变成近视人眼球的原因。那么，我们不禁会问，眼睛看到的东西全一样吗？答案是不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中，看和见的联系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见”，必须有“思之官”的心参与才能完成。因而，我们认为，“见”是一种文化机制，不是一种简单和生理过程。那么。在看平面人文图籍的读书、做功课的视觉活动中，这种“文化机制”显出的是怎样特殊的人眼生理过程呢？
首先，是眼前极近处的双眼同时对焦于同一平面。各种生物有各种适应自我的双目视方式，也有不同的对焦方法。可是，没有一种生物会以双目近处同时对焦于同一平面的方式生存。而人在读书做功课等人文活动中，面对平面图籍的平面，其视觉方式要想能看见，并清晰的辨读，必须采取双眼同时对焦于同一平面的方式，而对于有一定区域的平面，双眼同时聚焦是有相当困难的，特别对于儿童的双眼，必须反复校正，才可能大致完成，这是使他们产生视疲劳最终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必须在极近的范围内，双眼精确地聚焦于平面中的图籍之上，由于双眼有一定距离，人类才能凭各眼的不同视象差异来产生对物体的的立体印象，使人具有空间感。一般在看东西的时候，对象的位置相对与人距离较远，双眼在同时看对象时，位置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视像，使人对空间的判断成为可能，但对近前的物体双眼同时而聚焦产生的视象差别极大，因而同时聚焦与判断会产生相当的困难，故而人在瞄准远处物体射猎时，必须依赖单眼而视，才能瞄准无误。过分往眼前的物体双眼对焦，又会形成“斗鸡眼”。对于平面图籍上的各类图符，它们之间的结构不存在空间距离上的差别，都是与双眼所在平面保持平行的平面之上，要认真识别它们，必须排除此图符外一些背景物体成象的干扰和干预，所以要双眼精确地聚焦于这一图符，才有可能完成整个视见的过程。由于图符的平面性特征，从本质上讲，要精确地对它每个部份都用精确的双眼聚焦是不可能的，这更增加了眼睛的负担而导致疲劳与麻木。
再次，接受平面图籍中的各种表达信息的人文符号，并将这些以各种方式印刷、书写、描绘、涂抹等手段造就的符号与作为背景的载体分离开来，需要更多思维、联想、判定、假设等等与人“心智”直接相关的心理活动来参与和干预。也就是更需要所谓的“用心”，因为“心者，心之官也。”这不但要调动更多的心理因素，更会因此影响某些生理因素，造成一些生理变化。这种所谓“心力”的因素，在平常孩子们读书做功课时不难发现，例如：饮食量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甚至引起某些性格和性情的波动等等，都是因此而导致的极常见现象，想必许多家长都有这方面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平面图籍的视接受与对物体的视接受有明显的不同。一般生物对外物的判断只是一种看、见和判断取舍的过程，它们完全依赖生物本能与成长中学会的生存本领便可自然获得。而人类儿童对平面图籍的接受学习则完全不同，因为图籍中所含文化符号在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以及人类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荷载和文化含义，因而它们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复杂的信息元素，决不可能依赖人类掌握的社会生存本领与生存技巧而自然获得；而且，在接触的第一过程中，也不是按生物的生存本领去接受与判定的，甚至是与这种本能是相左的。因而，对平面图籍看与见的过程对人类的孩子来说，已是极为勉强、勉为其难的过程。这种注目而视、专心才见、细思方识的接受方式已使人类的孩子重负不堪，更重要的是这种见识的结果还不能依孩子的能力作出取舍判断，它与小动物捕捉食物、或作游戏的整个过程是天壤之别的。这种读书、做功课的学习结果，主要是为了记忆的储存、感官的熟知与某类思行的规范，它们要在长期、甚至一生的社会文化认同中才能获得全面经验。因而，孩子们在这样条件与前提之下，从生命的意愿中大多是选择逃避和敷衍的，而社会与家庭便自然地采取了引诱与强制的对策。这样更导致了学习（如果读书做功课可称为学习的重要部分的话）中孩子负荷，主要是心理负荷的增大，这是不能不重视的因素。
综上所述，我认为青少年儿童近视眼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强制（各类法规、文化要求、社会准则等等使得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孩子都不能不受到强制）孩子们以视觉方式阅读平面图籍所导致的，这些内容几乎是孩子们整个学习过程的最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全球范围内，随着学校教育的重视与增进，青少年近视的激增也再所难免了。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地区这个比例倍增呢？我们不能不追究平面图籍本身形态了。亚洲近视眼高发区，都是采用汉字或近似汉字作为图籍基本符号的地区，近来，有些学者将导致中国儿童近视的原因归结到汉字的繁复上，中国著名屈光学专家徐广策教授说过，根据文献报导，美国学生读汉字者要比读英文者近视发生率明显增加。我未能读到这则文献，但我相信和理解，如果采用非正常、非中国的方式来阅读与学习汉字，那么将十有八九的孩子会在这个过程中患近视。
难道汉字与读书，真是造成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元凶？难道中国人发明的纸和印刷术在给人类带来信息文明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这文明的代价？我们尚须从认字读书的视觉过程中寻找具体的答案。

三、追寻元凶

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特殊的视觉特征，我们不得不从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了解中华民族生存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对中国人视机制的文化影响，并从汉字的本质特征来了解它们对视机制的制约。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属于以素食为主的杂食性黄色人种，他的生存条件为植物和水。
从天时地利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地球北半球北温带，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为主的广大流域区中。世界上古人类的文明莫不产生于大河流域的台地上，当然与和生存的密切关系有关。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大河，在流向上均属南北走向或偏南北走向，与地球自转相垂直，与地球气候带的划分相交错，只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呈东西流向，与地球的自转方向相同，且处于同一的北温带气候带中。这样特殊的天生原始生存条件，使得先民们被迫作出生存方式的选择。大家知道，对于南北走向的大河，往往横跨数个气候带，只要沿着河流迁徙，就可找到适应生存的环境，取得食物和水。而对于同一气候带的河流，情形便不同了，它们要么全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植被凋零、鸟兽匿迹，要么同时春意盎然、花实果累、鸟兽出没，沿着河流东西迁徙，处处相似，只有周期性的适意，离开河流南北迁徙，却又缺乏饮水而徒增危险。因而，这样的自然条件迫使中华民族选择了以定居的方式，以采集籽实和储存籽实作为食物并等待自然生展周期的方式来求生存，这种方式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唯一的以种子植物生产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因而，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一切人类的感觉都与定居、采集、自然周期适应解读这三个基本生存活动有关，与另一类原始人类的生存方式，迁徙、狩猎、强悍体力的追求这些文化特征相去甚远，许多地方有本质的区别。
中华民族特殊的天时地利条件，使他们要依赖集群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生产与生活下去。采集活动，是相对安全的活动，但却需要更多的对对象性状特征的判断，而不是对它们体量大小的选择，哪些成熟的籽实可以采集？哪些耐放的果实便于储存？哪些东西有延生的可能？特定的自然周期如何影响我们自己与周围环境等等，都需要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判断。这样，在原始状态下的狩猎民族与采集民族最初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理活动，也有明显不同的行为准则与活动规律。一般来讲，狩猎民族更重视强健的体魄，他们在生存过程中往往有获取生命的快乐与失去生命的悲哀，有获得实体与失去实体的突然，因而，他们多实行实体崇拜，其精神活动亦多以模拟实体生命的状态来表述。而采集民族则不然，较平和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学会了对自然周期的等待与重视，他们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哀，也无突然获得食物的欢娱，和平的交往又使他们更重视精神与情感的细腻交流，他们多数崇拜自然，精神活动亦借助与自然有关的各类观念寄托来表达等等。
从视觉上看，狩猎活动是以单眼瞄准并射杀猎物为视觉基准的,这种刻不容缓的方式不允许也不可能借助他人的视经验,而采集民族并不然,由于采集对象只随时间慢慢变化,所以人们首先必须学会静观默察,逐渐懂得由表及里,才能作出判断选择,而他们的判断是双目注视的,并反复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地点来关注，他们可能比较，也可能与同伴商量，通过更多的经验结果才能完成。近代不少西方学者也对东西方视觉作了许多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主导下，东西方的着眼点、判断方式与结论均截然不同。西方人更注重直接捕捉图像本体，力求从描述的物体中解读对象；而东方人往往更 重视整个画面背景与图像的相互关系，力求寻找到图像诸多可能的各种联系，再确定图像的要表达的意图而解读对象。在这样的视觉方式中，“见”的结论是共识的结果，别人的经验可以转化成自身的认识，自然的东西可以转化成人文的解说，在这样形成的视方式中，一切“见”才可能化为“识”，被社会文化所认同，被社会文化所应用，而这样被记录下来的“识”，一开始就不与实体发生实质性的联系，而是整个社会文化观念认识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称为“名”的那个文化概念了。
而汉字，恰恰是中华民族发明的“记名符号”。
理性的看汉字的形成发展史，不难发现汉字是为了记录中华民族特定的共“识”才形成的，由于中华民族那定居和平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此之早，因而他们要记誌那种社会共识观念的方式只能选择非常简单：原始社会打制石器敲下去的那一击，我们称为一琢，便有了一点；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那一磨，便有了一道，我们也称为一画。附带说一句：一点在中国古文字中，是个自主的“主”字，一画也可称为一道，有“道”的含义。有了一点或一画，以及它们渐渐形成的各种组合，我们便可以记录社会共识的非常丰富的观念了。“琢”“磨”既是生产工具的制作手段，也成了人类思维的思考火花，琢磨生点画，点画交而为“文”，而古代汉字即称为“文”（中国汉代第一本字典便称为《说文》）。汉字后来发展成了有多种方式结构的方块字，每个字均有一定的点画，按一定的结构在同一平面上排布而成，这些点画及位置，成了构成汉字“形”（也是中华民族对所有形体的形的理解）的基本元素。有了汉字（文），便可以对各类社会共识的观念进行记录和演绎,那就是中国所谓“文化”的本质了。
近代以来，我们对汉字有许多误解：例如将汉字当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偏重于汉字发声与受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影响的误解。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学习汉字受这种观念的左右，将“文章”一律等同于“话本”阅读，是一个学习上的误区。实际上，汉字是一种由点画结构而成的平面视觉记名符号，掌握了它由点画构架的平面特征，便是知道了他的“形”；明白了这它的记名特征及更重要的符号特征：在任何逻辑组合中都不变形，并具有无序耗散结构的多种逻辑组合方式以及可传递可还原等等，便是懂得了它的“意”；它也可与语言发生关系，则可表达为它的“音”。实际上，在青少年儿童早期学习汉字的阶段，只是为了熟知它的“形”，懂得它的“形”和“音”的对应联系，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谓的“认字”“识字”了。那么,在“认字”时，有哪些重要的与视觉有关的问题呢？由于中国人文化导致的视觉特征，在聚焦于同一平面的双目，要将字符与背景明确的判断与分别，中国人选择了最大反差以使字符突出，中国人所谓的“白纸黑字”就是这层意思，当我们聚焦于某个单字平面时，黑字的字符结构会弥补当中与边缘笔画与眼球距离间的微小误差，使认字不会影响眼球的正常调节，所以儿童青少年在认识单个的汉字时，不应当造成近视，但也是费眼、费力、费神的。原来，造成近视的原因在于逐个认识由汉字逻辑组合的文章上，也就是读书之中。既然如此，那么古代读书之人，又为何不见明显增多的近视现象呢？
实际上，古人是发现了读书与近视之间必然联系的。公元606年，隋代开始实行开科举士的中国古代所谓的“科举”用人制度，人们通过读书，才能达到仕进的目的，因而读书成了一般人进身上流社会的唯一途径，当时，社会上读书的风气遂引起了近视眼的增多。隋代巢元方在其所著《诸病源候论》中就指出了这种“目不能远视”的近视症状与科举实施密切相关。那么，其后这类病症为何不呈明显的高发趋势呢？而大家都知道，古人识字读书的通常年龄大抵在4岁左右，要比现代还早，而古人读书的勤奋与专注也不亚于今人，古人的采光、印刷等条件应明显比现代差。
原来，古人在早期识字与读书教育中，识字和读书是分别或基本分别进行的，他们与现代人识字读书的方式不同。自20世纪西方教育引进与倡导白话文之后，现代人以汉字记录现代汉语，通过认字将现代汉语一一读出，因而，读书全靠认字来完成。而古人的识字方式，是认识单个的字，几乎所有的最初识字课本的汉字都具有极专业的从认、用、声、韵等角度的选择。例如《文字蒙求》、《百家姓》、《日用杂字》、《千字文》等。以这些文字组成的识字课本，对于儿童与青少年来讲，几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逻辑意义，例如《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句逗，并无任何观念逻辑含义，而更偏重于声韵语调的讲求。而且在识字过程中不会以认字来进行读书，往往是借吟诵来带动识字。也就是，孩子们在唱没有任何含义的歌谣（这不能使他们产生观念联系，仿佛是做一个声音的游戏），识字只是单独认图形的另一种游戏，只有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大概两年后），孩子们分别对音韵和字形各自相当熟悉之后，才会渐渐地将字和“识字课本”联系起来，进一步，又是各类经典的诵读（如《龙文鞭影》、《琼林幼学》以至于《论语》、《孟子》等），在诵读中寻找已认识的字，增加不认识的字，开始“详训诂、明句读（音逗）”，渐次了解文字的“意”及文字组成的基本逻辑，往往到了数年之后，才进入真正的认字读书的领域，那时候早已不会受近视的干扰，少量近视也多是遗传因素导致的结果了。这便是历史上长期选择形成的中国儿童认汉字的教育方式。简而言之，古人以习文代动认字，今人以认字代动读书；古人的“文”是汉字的逻辑规则，今人的“书”是汉字的记语功能，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更有重要的一点，中国所有的古代书籍，甚至早至甲骨钟鼎的文字典籍，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竖排的书写与印刷方式，这也是使得古代读书人少发近视的原因。自实施汉字改革之后，中国所有的汉字书籍都无原因地改成了横排，所有的儿童读物与小学课本都以横排的方式印刷。人们在早年识字中以认字进行阅读的方式读横排的汉字书籍，正是导致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形成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当代横排的早期读物，恰恰是造成近视的元凶。
人们为了要认识平面汉字，必须全力以赴地注目这个汉字，这时，所认识汉字必须处于人的面前双眼正中之处，这样，双眼才能正常对该处字形调焦，为了将汉字的逻辑表达（文章、文句）逐一读清楚，这些汉字必须以竖排的方向置于人眼前的正中。在长期的汉字创造发展的实践中，中华民族已实际上认识了这个道理，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甲骨文开始，汉字所组成的文辞均采用了竖行排列的方式。人们在看水平方向的对象时，中国人爱用“扫了一眼”来形容，因为水平的对象只有瞬时才能处于双眼同时调焦的颜面正中的位置，人们不可能注目而视，只能大略的观看或以一只眼的调节为准，所以会有“扫了一眼”的说法，而当中国人专注看某一对象时，便会出现“上下打量”的看法，也就是说，将对象置于双眼正中，上上下下的对各个不同的位置聚焦，才有可能看清对象的全部与局部，才可以作出相应的视觉判断来。我们古代的读书方法，正是对竖排的汉字“上下打量”的结果，这种对上下不同位置的各个调焦，双眼眼球到这个汉字的距离是同等的，它并不影响双眼调焦功能，当然，阅读多了所产生的眼疲劳，也是一种正常的结果，它不会过多影响眼的调焦机制。然而，阅读横排的汉字便不同，双眼必须对每一个横列的汉字精确聚焦。而只有处于双眼正中的那一个汉字，它到双眼球的距离才能相等，换句话说，双眼只能对这一个汉字精确对焦。至于横列中其它汉字，它们距离双眼的距离均不相同，而且，这种距离差别会随着字在列间的位置越变越大，且反反复复（见图示），因而，双眼对任何一个不等距的近距离对象都非常难以同时精确聚焦。这种双眼不同时等距的调焦，又使人不能看清书中的文字。于是，眼球肌肉便会反复放松收缩，努力使视网膜与模糊的成像面相企合，长此以往，人眼会按近正中位置的距离对焦或修正，于是，便容易形成近视现象。最初的是假性近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结果指出，当视力下滑至0.6时，真性近视就可以倒计时了，长此以往，眼球也由假性近视成为真性近视了。
这样的强制性以认字方式读横排汉字的书籍，才是造成近视的元凶。西方书籍中的文字都是横排的，但西方语言与文字的对应关系使得能说西方语言的孩子在认字读书时并不需要注目阅读每一个组成词汇的字母，因而相对来讲，他们比用汉字或方块文字的国家地区的近视发病率要低，但对于一些中国上世纪中期留学西方学习物理数学等理工类青年学生与不大习愔熟外国语言的文科学生，也难免受到专注横排字符的影响，形成较多数量的近视，早期中国留学生的近视情形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推行文字改革后，横排文字的决策与现代汉语的早期认字读书的教学方式，使得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猛烈增加，也成不争的事实。实际上，中国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激增（与世界增加比例相比明显增大）是中国文字改革强制推行汉字横排化与当代语文教学中以认字带动读现代汉语书籍所引起的。在儿童眼球最易受到伤害的成长期受到了这样强制性使双目不能同时聚焦的困惑，无疑是对柔弱的儿童眼睛雪上加霜，不少弱视的产生，也与此有直接关联。
那么，真正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关键，当然是清除元凶以及一切与元凶有关的因素了。

四、对症决策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使儿童青少年产生近视的原因，可是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也尚未从实验的角度出发去实施对症下药的决策。
当然，预防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办法，除了一般专家所说那些常规办法之外（虽无辅亦无害，不少也有益，例如改进营养、增强运动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在儿童眼睛成长期中让他们以认字的办法读横排的汉字书籍。
在中国的孩子中间，提前识字是必要的，四岁左右是儿童认识图符（视觉符号）的最佳年龄，中国漫长而成功的教育经验（说他成功是有依据的，因为文化传承的唯一手段是教育，而中国文化又是唯一成功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早已明白了这点，故而古代大都将孩子开始识字的所谓“发蒙”的年龄订在四岁左右，当然，也有更早就有识字能力的孩子，在一般中国条件较优裕的家庭中，两岁就识字，四岁已识千字以上的孩子并不少见，古代还有记载识字更早的孩子（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种识字的年龄对孩子的身心开发极其有利，但要采用正确的、中国特有的、认识汉字的方法，切勿以西方拼音文字与汉语词汇将文字作为记音符号等同的认读方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必须单个的认字，单个的发声，只有这两个单纯的刺激让儿童接受，须知儿童接受越单一单纯的感觉信号，才越容易认识与牢记，切不可以成人社会的词汇，过多组合该字来进行解读（这是目前存在最多的，所有学校都采用的西方教育引进后的方法，也是当年对成年人“扫盲”教识字的常用方法），记住，认字的目的，只是“识”字（知其形与发音的关系）。例如，教“打”字，只要让孩子看着卡片不停在反复教读“打”的字音就可以了，不可以做出打动作的暗示，更不可用“打，打人的打”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认字，“打”字的“意”（打人、打车票、打饭、打主意、一打铅笔、打发、打走等），待日后生活中让他们自己去面对，至于这个音的字在语言中起什么作用，可任由孩子们自由想象游戏，只要不强化这方面的刺激暗示，在今后成长过程中是不会出现误读或用“别”字的现象的。“识”字，是认字的首要一步，也是孩子认字的“唯一”目的。
第二，汉字是一种平面点画构架的视觉符号，因而在认识过程中的准确信息传递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人认为点画越繁多的汉字越难认，事实不是这样的。根据许多人的实践和研究，从理论上讲，孩子们最不易分辨的汉字是结构相近而在读音的观念中容易相混的汉字，例如：左、右；东、西；等等，较多笔画而结体清晰、发声又不易使孩子产生观念联想混淆的汉字，例如：鳯、鼎、拳等字，孩子反而容易认识和记牢。所以，在给孩子们认字的时候，最好选择较大的卡片，以标准化手写体汉字为教具，手写体汉字很重要，这是孩子接触汉字“字母”（即笔画）的各种写法、各种逻辑状态、各种结体位置的开始，对孩子文化心理与审美教育均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三，最初认识的汉字，在选择上两个应该考虑的因素，一个是字形的因素，应该包含有汉字结体中的各种方式，各种笔画，各种部首这样的笔画组合，这样才易于使孩子们自然了解汉字的“形态要素”；另一个是字声因素，应该包含汉字发音的各种韵母与各种对孩子语言有促进的各类声母组合的字，以及中国四声规律和韵书中各种与声律音韵有关的各类汉字。当然，最重要一点，还应该是较为常用的和多意的各种汉字。我们可以参照古代众多的识字教本，也可以参照北师大等学校中按课本出现频率统计的常用汉字选用。切忌以通行的语言词汇组合，或者以时髦的政治口号及断章取义的阅读教材作为选择文字教材的依据。
第四，不要过早更不要以强制性的方式教孩子写字，最好将写字课放在六岁之后，尽量以毛笔书法的方式让孩子学习写字。并要采用正规的教法与正确的坐写姿式，按部就班的学。
最后，有些家长问我，让孩子们认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呢？
我们真正应该就简化字问题认真谈谈汉字的符号体系了。
须知汉字是目前按当代通行的“符号学”定义衡量、唯一合符视觉符号体系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是完善而实用简捷的。这个体系也是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使运用于现代汉语，在基本掌握了约两千四百个汉字符号之后，便可通行无阻了。这些常用的字符的写法多以自古以来最通行的结体方式书写法，并合乎于汉字符号形成的各种要素与原则，作为规范写法，世界上应用或部分应用汉字的地区和民族也按这种写法书写。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繁体字”，其实它们才是历史与地域这个时空中都认同的“规范字”。而简化字是当年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例如适应扫盲运动与教学改革运动等等“运动”等）与“改革汉字，走世界文字的拼音化道路”的思想认识的前提下（这个前提是错误和无知的）推行的一种异体汉字或区域性写法汉字，更有一些是以“别字”作为“通假”而使用的错别字，这是“文字改革”企图“取消汉字”的第一步。经过几批强制推广，其数目达到约千多个（有些后来取消）占常用汉字的一小半，每个推广的简化汉字都比当时正规写法的，自古多用的汉字少了一些笔画，被标榜为“易认”“易写”。在后来，几乎不读古籍，不看文献的社会学习环境中，在当时以口语书写方式行文的交流条件下，在以铅字排印的流通前提下，加之“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强行规定与强制手段，也的确因“简化”而“方便”了许多，而且，甚至以“人的双眼是横长着的”这样可笑的理由或“世界上大多数文字（实际上是指西方洋文）是横排的”这样的抉择来强制推行“汉字图书横排化”做法。在耗费了众多物力人力完成全国印刷机的改造之后，简化字的通行在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也成了规定实行、正常推行、必定风行的社会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出现（包括时间与空间上的改革），人们越来越了解世界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用相对于简化字不同的“繁体字”记录书写的各类文献、文件，它们的数量与流行区域远比四十年推行的简化汉字记录书写的各类文献文件要多得多。于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改革开放”中反而因不适应而取消了，但造成的“既有现实”又使我们欲罢而不能。
实际问题很简单，从道理上讲，文字改革是一个严重的文化错误，是在封闭自锁的无知前提下的，对世界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从改革的目的来看，是“取消汉字”；从改革的手段来看，是找了一批（约近千个）不同于以往文字符号体系中的文字的“简化汉字”；从改革结果看，是大陆青少年只认识简化字的汉字符号体系，他们在走向历史文献与走向世界汉字文献中遇到了不认识、不熟悉的交往困难。这样错误造成的恶果是深远和有影响的，就连“文字改革委员会”也从来不敢发布过“取消繁体字”的禁令。既然不能取消，就是可以继续使用，那么，为什么要制造另外一个可以由繁体字完成的另一套“简化字”文字逻辑体系呢？简体字全是常用字，这种做法的危害就更显而易见了。每个字少了几笔，却无形中在汉字的逻辑体系中增加了千个可由原有汉字取代的文字，现在流行的中小学字典，其厚度比文字改革前厚了不少，增加的千个简化字，几乎占全部收入汉字的1/15。到底是简化还是繁化，标准化还是混乱化呢？对于当今文字流通处理系统电脑来讲，已经不存在笔画多寡与结体繁简问题。倒是简化字改革中不少对汉字的曲解与错误（最常见的是将王后的“后”与前“後”的“後”都当成了一个字，将游泳的“游”与遨遊的“遊”也当成了一个字，将裏外的“裏”和里程的“里”也视为一个字等等），使汉字软件的开发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然，国家新的文字规范化政策也希望不要屈就“文字改革”所造成的错误或夸大当前状况下因文字改革遗留的暂时社会困难，更不能再重蹈“文字改革”的复辙。
更简单地说，学会了一个“繁体字”，孩子们就认知了一个全球通用、古今通用的，所谓时空无碍的、确定不变的汉字符号；而教会一个“简体字”，孩子们只认知了一个中国大陆实用、文字改革后五十年出版的读物可用的汉字符号，但同时还有另一个同音同义符号的汉字符号，该让孩子们学哪个呢？
我当然赞成学龄前习字的孩子以学“繁体字”为主，面对五千年的古代典籍，面对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香港、台湾的各类汉字书籍，我们为什么不用那可以取代“简化汉字”而决不会被“简化汉字”所取代的汉字体系呢？如前所说，笔画与结体不会影响孩子的视力，相反还能增进孩子的判断与智慧，各位老师和家长可以看着办。而且我想说的是，规范汉字（繁体字）经过了历史上各种砺练，它们在结体上、书写上更具有许多内在的文化联系与文化陶育功能，掌握了它们之后，对大部分简体字便可“一望而知”，而“由简知繁”就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汉字改革创造的“简化字”本身，已经铸造出许多明显的错误与困惑，但是，不能以错误存在的本身来说明错误是正确的，更不应当姑息已有的错误存在而走向新的困惑。我觉得应该如是作：如果文字改革是对的，那么就应该继续改下去；如果文字改革错了，就应当彻底改正过来，并逐步消除其错误影响。因为文字改革有关的不应当是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政权的政策或策略问题，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它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最本质的基本文化精神。在正规的场合与条件下，取消简化字，才是解决由汉字改革引起根本问题的症结，也是文化历史的必然。
要预防儿童与青少年近视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以正确的方法可以较早的识字，但不能过早以认字的办法读书。那么，较早的文字组合训练是否可行呢？当然可以在认识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后，作一些组词训练。这时，必须注意的是，所有组词和认字组词的学习、功课过程，必定要以竖排的方式进行与完成，这是能使孩子们双目正常调节的重要的措施。要让孩子们自觉（大多数孩子们也会首先选择这种竖排的方式来进行卡片组合）地掌握竖排汉字组词的逻辑方法，这时，孩子阅读的各种简单文字，均应以竖排汉字的方式出现，才可以有效地防止孩子双眼受损，预防近视。
更重要的一点，要在认字前后，孩子们语言迅速发展的期间，补以大量汉语童谣或歌谣，增进他们音律、声韵的感觉，并且，在识字过程中有意识地增加一些识字或熟悉声律的启蒙教材，在这方面，古代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龙文鞭影》、《声律启蒙》都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颇有成效的经典教材。孩子们一定要以读熟的方式引导识字，切忌以依次认字的方式去引导读书，这样可使他们在轻松诵读氛围中加强对字音的印象，也使他的认字的双眼不必紧张的多次调焦。
我知道，中国家庭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是“唯此为大”的，我才冒昧地从理论推演上提出了以上对学龄前儿童识字读书学习过程中注意的预防近视的方法。遗憾的是我已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进行这方面的试验，来取得一定的经验与比较结果了。我提出这些主张，相信决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家长和孩子们的额外负担，也希望决心一试的家长有条件能坚持下去，并记录下试验的结果，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与文明作一点努力探索。
至于小学生、中学生的学习阶段，也是青少年近视的形成与发展阶段，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只能有一些设想和建议。
第一，所有中小学的语文课本，特别是小学的语文课本，要以较大的手写字体，按竖排向排列印刷。课本开本不宜过大过宽，课本内容不是现代汉语的实用性书写文字为主，而是以了解汉字的基本逻辑为主，例如各种成语、俗语、常用典故、常用诗词歌赋为主。教学应当以诵读代动识字，不要强调以认字引导念书，更不应以讲解字义去理解课文。
第二，汉语拼音也是一项文字改革的主要内容，它产生了一种中国人不认识，英国人也不认识的以英文字母记录汉字字音（实际上不能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使我想起了在封闭中国实行过的“外币兑换券”这样的看似流通，实不流通的钞票体系，当然，它的命运是取消。“汉语拼音”实质上从未实行过（还未见过一本用拼音流行的汉语图书），作为汉字的音标，它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起过一定作用，它也只能局限于这一用途上，汉字音韵有多种方法，建议多体尝试研究，也建议儿童不要过分信赖拼音识字，另外，过早的查阅字典去进行阅读现代汉语书籍，对儿童是负担过重的，现代汉语是说的，而汉字是靠双眼认知的，不要轻易把汉字体系等同于汉语体系。
第三，将必须以横排方向印刷的科目，例如数学，推迟至高小才开。初等数学中的小学算术课的内容大可精简，在教材上应真正参照西方现代化教材，减少课时，精简重复程序，高小两年，算术课足矣！其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只要是以汉字书写的课本，也建议采用直列竖排，以利阅读。如果从社会大环境来讲，建议电视上出现的汉字以竖排方向直行，那些广告、招贴、招牌等等都能以竖写汉字进行，那当然是更好不过的了。
教育是个重要和繁杂的问题，也是近现代以来一个最混乱，问题最多的领域。否则小平同志就不会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的论断了。这个问题最集中反映在汉字与汉语的教学中，必须要认真思考，好好决策，不可能停留在永无休止的“否定”与“改革”上了。当然，只有在民族文化得到真正充分重视后，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主观的一些想法只是为了从道理上减少近视发生的臆想，愿大家都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正如“两会”中某些代表提出的那样，“我们要的是走向文明，绝不是走向失明！”

                                    2007年国庆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