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昌：回忆编辑工作中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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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昌：回忆编辑工作中的二三事






我是1974年中到《文史哲》工作的，算来已有38年，可说是《文史哲》编辑中的元老了。在编辑过程中，曾遇到一些难题，处理得不尽人意，可说是经验教训。但令我颇为自慰的是，被认为《文史哲》复刊（1973年，只出一期）后六年内所发表质量最高的三篇文章，竟不巧都是我所编发的。个人在长期的阅稿编辑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审辨能力，而并非如人所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吃亏了。
我查阅《文史哲》目录，看到1974年3期（当时为季刊）发表张伯海评《红楼梦》论文——《建筑在累累白骨上的天堂》，和发表在4期上另一作者写的《大观园的造反生力军》，这是我在《文史哲》数十年间编发的其中两篇评《红》论文。这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在文革中，经常传闻毛主席推崇《红楼梦》，说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等等。又说《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我当然遵循领袖的教导，反复读《红楼梦》，前后不只读五遍。“文革”中还替中文系编选一本《红楼梦论文集》，并请蒋先生刻图章印在封面。我还积极参与一些老师撰写发表评《红》论文。但随后又频频风闻：毛主席认为所有评《红》文章都不是马列主义的。我们因而泄气，不再写评《红》文章了。我到《文史哲》后，有关评《红》的文稿不少，但我凭感觉，以为这些来稿与我们的思考差不多，也当不是马列观点的，因而不大敢选用。后收到张伯海等投来的两篇论文，以为角度较新，也就大胆选登了。此后数年，我仍不大愿刊发评《红》论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收到北京一位老先生写的一篇考索曹家长文，从清一直追溯至宋，近三万字。我心想，按此写法，还可追溯到曹操、曹嵩、曹腾，了无尽期。但有关领导指示，全文照登。结果是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汉学会，不巧会上有几个搞《红》学的名家，讨论中竟也对《文史哲》刊发此文提出异议。在对待“红学”问题上，我好像极其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行止失踞，不知如何是好，这当是我应吸取的教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频频传来臧克家、杨向奎等人口信，说殷孟伦先生《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4期），陆侃如先生《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刊1977年4期）和肖涤非先生《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等三篇，是《文史哲》复刊六年内质量最高的论文。很巧，此三篇论文都是我编发的。其间过程还有些曲折：
陆侃如先生系我当研究生时的三位导师之一。他原为山大副校长，一级教授，兼山大图书馆馆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等。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一切头衔顷刻化为乌有。他被整得小心谨慎，经年累月只知道写检查、向党交心、提交入党申请书等等。数年间山大收存他的档案材料有几尺厚（他原属省管教授，档案在省）。但“四人帮”垮台后，他夫人早已仙逝，自己身体也彻底垮了，整日卧床不起，可是他的思想却不知什么时候发生巨变。我每次去探望他，他都要说某某领导向他借钱不还，个人的存款被扣自己不能自由支配，学校为什么不给他落实政策等等。（陆先生1978年12月逝世，山东省委1979年10月才给他平反）每说到伤心处，他都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有一次，他交给我一封信——即《与刘大杰论杜甫信》，问能不能在《文史哲》上发表？他是很希望发表的。
此信是批评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在其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陆先生只看到该书杜甫章节大字本，全书尚未印行）中把杜甫说成法家。陆先生以为此说有误。他马上通读《杜甫全集》，把杜甫诗文中凡牵涉到历史上儒法两家人物的文字都细加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杜甫不是法家人物。
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为适应“四人帮”批儒评法的需要而作的。陆先生此长信写好后，即寄给刘大杰本人，但得不到回音。可能连刘大杰本人也作不了主。当时四人帮还极其嚣张，陆先生的批评肯定是要冒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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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的信发表后，山大有人找蒋捷夫先生（他是《文史哲》总负责人）告状，说陆侃如文革中所戴多顶帽子尚未摘掉，怎么发这样人的文章？这是蒋捷夫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可见在当时有些人的心目中，陆先生是没有资格发表文章的，更何况批评罕见的文革中出版物。
萧先生的文章是我多次鼓动下写的。1972年，我在曲阜山大书店买到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当时全国就只出版郭老这本有点学术味道的书，我当然马上阅读。但我越读越觉得不是滋味。我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认为郭老扬李抑杜太出格，投人所好。为此我借了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评注》细细阅读，写了厚厚一本笔记。有一次曾繁仁同志到我住处，看到我在阅读仇著，微笑点头，他知道我的用心。因为书中也讥刺萧先生等杜甫研究专家，所以我极盼萧先生作文回答。前后鼓动萧先生不下三、四次。萧先生很厚道，不愿给郭老难堪。所以他先批了“梁效”评杜甫，最后才写了题为《关于〈李白与杜甫〉》，题目上仍不愿直点郭沫若的名字。
殷孟伦先生的论文是我听说后到他家要来的，我只做一点编辑工作。殷先生是一个饱学才子，自幼聪明绝顶。二十几岁即出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此书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之作。他又翻译了中国辞赋界少有的日人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但才子往往有点浪漫，不拘行止。他的稿子往往需要文字加工。我为此问蒋维崧先生。蒋先生告诉我，你给他文章修改不要紧，他不知道。他的文章我略作删削修饰就发出去了。
总之，我为老先生刊发这些文章，都花些心思，但这都是编辑分内的工作。
我初到《文史哲》，是借用的。当时中文系主任章茂桐对我说，《文史哲》没有文学编辑，想借你去帮忙，你愿意吗？我稍加思索即说，我可以去，但我如果想回系里教书，你们不能阻拦。章表示去来由我。所以我就到《文史哲》帮忙了。
当时《文史哲》在化学楼二层大会议室，只有几张桌椅。戴述雨以编辑部副主任的身份做政治编辑工作，史学通为历史编辑，我是借用的文学编辑，顾琴芬负责编排，总共只有四个人，每人分管一滩。我看到给我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堆满了文学稿，足有数百篇，长期无人处理。因为当时全国高校只有山大《文史哲》和复旦《学习与批判》两个刊物，又时搞大批判，所以来稿极多，每天寄来的文学稿都不下十来篇。我当时还算年轻，身体很好，就不分昼夜阅稿。拟用的，留下来仔细修饰；不用的退还，但要编辑亲自复信说明。我还要阅读报刊有关文章。举几个例子：北京有位所谓名人写了一篇评荀子《赋篇》的论文，我花了两天时间加以重写，因为难得收到一篇有关辞赋方面的论文。又如有一位大学教师带学生到乡下实习，回来写一篇论文送来，我一看，似曾相识，细细回想，想起天津某文艺刊物发过类似文章。找来此刊物一对照，果然查出此文有抄袭倾向。只好放弃不用。类似情况不少。
大概因为文学方面来稿太多，我又颇为认真，篇篇必读，取舍必复，用心太剧，因而两年后就觉得心头时时隐隐作痛，医生说可能是神经痛，吃点谷维素就好了。我照医生嘱咐办，但疼痛并没有消除。后经心电图一查，说我心脏出了问题。时在1976年10月，我到文史哲工作才两年多。
但我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收获也很大，因为整天看稿，阅读的范围拓宽了，眼睛渐渐明亮多了。可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收到一篇评《西游记》的文章。我一看其行文，就断定作者是个新手，不出中学生文化水平。审查者不以为然，主张刊发。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出自一位高中尚未毕业的转业军人之手，其人只是喜欢《西游记》，时时练写一些短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