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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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摘自《和老人聊天》，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李：40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给你上过课的有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上课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汪曾祺（简称“汪”）：杨振声先生这个人资格很老，他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给我们讲汉魏六朝诗。他上课比较随便，也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他好像挺照顾，期末考试前他说，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课最认真，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宋诗，每次他都带上一叠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考试也要求严格。他对我不满意，说：汪曾祺怎么老是缺课？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我们的作文来具体分析，找一些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当然，有时他也出一些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为我的上一年级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是为我的下一年级出的，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李：那时你常去他那儿吗？
　　汪：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李：你在大学毕业后与沈从文接触多吗？
　　汪：我1948年到当时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沈先生和杨振声先生介绍的。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大概1950年秋天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沈先生。

　　李：听说沈从文当时精神状态很不好，对自己的前景比较悲观。我还听说他有一种恐怖感，成天疑神疑鬼。严文井、陈明、刘祖春等先生，都曾对我谈到这一情况。

　　汪：我当时也看到了。他老是觉得别人在批评他。记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放刁》的文章，本来与他没有关系，可是他认为是批评他的。他住的中老胡同后面有一条小路，他疑心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

　　李：许多人认为，他的这一精神状态与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有关。在文章中郭沫若批评他为“粉红色”的作家。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你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到过此事。
　　汪：我听说在北平还没有解放时，沈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郭沫若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这使他感到很大压力。但他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的。

　　李：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也曾发表过一些议论政治的文章，但他基本上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社会。他从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文学青年，成为北京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员，我想就是他的艺术天性起了主要作用。
　　汪：我看徐志摩、林徽因这些新月派或京派文人欣赏沈先生，一方面他们重视艺术，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对他的经历和他所描写的边民、士兵生活很感兴趣。这些文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有人道主义倾向，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弱点，觉得和劳动人民存在着距离，他们本身负有一定责任。记得林徽因写过一篇文章《窗子以外》，就写高层文化人想要理解劳动者而不能。

　　李：在“五四”时代，这种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还是比较普遍的。
　　汪：对于他们，沈先生的生活经历是新鲜的，他与文学的结合也具有传奇色彩。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都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他总是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近我觉得这一看法并不全面。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他对凡是不合他的意的，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李：这大概就是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吧？
汪：但他在文学上没有派别观念。他与上海作家的关系都不错，但也批评穆时英的作品。

　　李：我觉得，一谈到文学，沈从文似乎就只有艺术这一个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人世间的种种关系、纠葛，他根本抛在脑后，像一个不悟社会的人天真地谈论文学。譬如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写得太差，就在文章中说：郭沫若可以是一个革命家、诗人，但就不能是一个小说家。话说得非常坦率。

　　汪：我觉得沈先生有时写文章考虑问题是太简单。记得在抗战时，我们都在昆明，他给余冠英编的刊物《国闻》写过一篇文章《鲁迅与周作人》。他说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鲁迅看世界隔。当时周作人已经是汉奸了，他还像过去一样谈他印象中的周作人，当然不合时宜，难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评他。

　　李：这大概也显出他的一股迂劲。你比较喜欢他的哪些作品？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者。
　　汪：我还觉得，在创作上他描写边民，但却较早地带有现代意识，那些北京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人欣赏他，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的有些小说带有性描写的痕迹，而当时西方文化正强调回到人本身。他对施蛰存说，他很懂弗洛伊德。他的《八骏图》，完全是用性压抑来解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看虹摘星录》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的这些特点，老人认为违反传统，而左翼作家则认为违反文艺的政治原则。

　　李：沈从文对文体好像特别有兴致，而且各种文体的尝试都很成功。譬如作家论，短篇小说的各类结构，写得与众不同。他对佛经故事也作改写，我认为这类作品不太成功，不能体现他的文学风格。
　　汪：那是他的拟作，受《十日谈》的影响。当时他主要给张兆和先生的弟弟编故事，就拿此作内容，属于试验。但从文体角度来看，他把佛经翻译注进了现代语言，应该说有所创新。这些小说，语言半文半白，表现出他的语言观，我看还是值得重视的试验文体。

　　李：说到试验文体，你是否认为他有的作品可以看做纯粹形式上的尝试？
　　汪：偶尔有这种情况。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他曾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创作一部分作品。另外，他有时还有意识地模仿一些名著，我想他是在揣摩各种体验。他的《月下小景》中有些民歌，我不大相信是苗民歌，完全像《圣经》里的雅歌，像《鲁拜集》中的作品。他也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他说受过狄更斯的影响，我看不出这一点，我倒觉得他有些叙事方式有点像梅里美。他受到契柯夫的影响。《烟斗》，他说这才是学契何夫。《顾问官》也很像契诃夫的风格，但比契诃夫写得调侃意味更浓一些。

　　李：1984年，有一次我同沈先生谈到他和外国作家的关系。我问他主要读了哪些翻译作品，他说他读过鲁迅兄弟俩翻译的日本小说，对他有些帮助。他告诉我他读得最多的、最喜欢的是契诃夫、莫泊桑的作品，还有李青崖等翻译的都德的作品，他承认这些人对他都有影响。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汪：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