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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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中国正字学会[zt]

兴隆街中段的一道大门的西侧挂着两块直牌，一块上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另一块是“中国正字学会”。这两块牌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抗日战争前，北平有一个“中国正字学会”是清华大学教授瑞恰慈(英籍)、吴可读(英籍)等创建的，会员有温德(美籍)、翟孟生(英籍)、水天同、赵诏熊、吴富恒等，宗旨是研究和推广基本英语。日寇占领北平后，学会迁昆，与省教育厅洽办这所高等英语专科学校，为云南省培养中等学校英语师资，也作为研究推广基本英语的基地。因为当时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公立学校校长，正字学会推举水天同先出任校长，吴富恒先生任教务长。建校后，正值日机轰炸昆明极为剧烈的时期，学校西迁东移，到了一九四三年空袭停止，学校方始在兴隆街定下来。这地址原属昆华商校学生宿舍，稍事改造修缮，因陋就简，支撑办学。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师资条件却是一流的。几年后，培养了不少英语人才。一九四八年仲春三月，英国驻华大使斯蒂文森(Stevenson)由南京来昆访问，他访问的日程第一项就是参观英专。他在一年级大教室对英专师生发表演讲，其中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茅屋出公卿”赞誉英专。由此可见，英专规模虽然很小，影响确实是不小的。兴隆街南头有一道不显眼的木门，两旁挂着三块牌，第一块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分社”，第二块是“昆明中华业余学校”，第三块是“中华小学”。中华业余学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践基地，抗战期间直到解放前后，办学都很红火，在社会上享誉很高。除了中等教育层次的业余补习学校外，还办了一所全日制小学—中华小学。中华小学以其优良的教学质量著称。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办，继之因扩大发展的需要，迁至南城脚通城巷隔壁。抗战期间职教社的领导人孙起孟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就住在兴隆街主持工作，稍后由饶博生先生继续主持。新中国诞生前，整个昆明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气氛是那样的阴沉，人们的脸上投有一丝笑容。然而，中华业余学校里的气氛却迥然不同，当夜幕降临之后，教师们在认真地教，学生们在专心地学，下课钟声一响，师生们便热烈地扭起秧歌：“豌豆秧，才发芽……”、“山那边，好地方……”欢歌劲舞，好一振生气勃勃的迎接解放的景象。中华职教社的斜对门是《平民日报社》。平民日报是一种新闻纸对开的大报，我省著名新闻工作者李鉴钊、严达夫等都曾在这家报馆工作过。如今，打开昆明街道图，再也找不到兴隆街了，但在老昆明的记忆里兴隆街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文明新街述怀文明街位于昆明市中心地区。它与正义路、甬道街平行。后来，昆明又给送来一个“新”字，叫文明新街。据一些传闻，新字来源有二：一是国民政府时期，曾开展一个“新生活运动”倡导新的文明，才加上新字的；一是1920年前后，朱德先生担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曾和云南市政公所(后来的昆明市)一道，督修建设文明街。使这条南北向的街道两旁，矗立起北面有少数三层其余均为上下两层的土木结构，式样庄重，古色古香的铺面各三十多间。路面又是青石打成的小条石镶砌的，整齐划一，风格独特，显示出新街新巷。欢快之余，众口皆碑：“文明新街”。福林堂过去的文明街，以经营药材、年节玩具、瓷器、名特小吃为主；到了晚上，又形成全市独有的旧货市场。它的北头东边，是由湖北籍人李玉卿创立的昆明最古老的药店福林堂(创建于清咸丰丁巳年，即1857年)。店铺是20年代建成。这有很多“老明明”为证。福林堂意为福泽杏林，请昆明书法家陈荣昌挥毫写成“福林堂”三个大字，制成金字大匾，高悬于店门之上。它的店堂风格独特，一幢扇形八面封，居于文明街与光华街交叉口。店主自己悬挂的店门两旁对联为：“遵法炮制生熟饮片，精工修合丸散膏丹”。福林堂在川广云贵经营贩运地道药材，有鹿茸、犀角、熊胆、虎骨等。据说，该店制售的中成药有84种。很多是根据昆明地区(乃至于云南部分地区)疫情、季节和气候变化的时令药品。春天卖银翘散、平胃散，夏季卖理中丸，秋季出售滋补药物，冬天当众加工鹿茸，切片出售。逢年过节也出售一些滋补丸药，顾客买去敬奉老人，馈赠亲友。福林堂的中成药选料精心，货品真实，深受欢迎，名声大振。我小时候肠胃不好，常闹肚子，只要很少的钱买一包该店的糊药(用鸡肫皮等制成的消化药)，十分有效。福林堂对面，是大理人杨兴周创建的大安堂药店。一连三间铺面，后面的两层楼房及附房作坊，成为典型的“前店铺，后作坊”的旧式商店。大安堂与福林堂遥遥相对，大有互争雄长之势。他们两家都经营中药药材，加工片剂，货真价实，讲求信誉，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大安堂恪守“信、德、义”三字的商业信条，诚实经营，乐善好施，赢得客户信任；它还向越南河内、香港等地加工出口云南名特药材。江西名瓷和租赁业务文明街的六七十间铺面中，至少有六七间经营中国瓷器。当时国内名瓷，即以江西景德镇的最为有名，为一般中等商家、居户大量选用。如大些的煮品店、饭店，尤其是昆明人喜欢吃的过桥米线、卤饵块，均需用大一些的大磁碗(昆明人叫簸头，簸字不准确，意为簸箕大的碗)，用量很大。其他用的碟、盅、盏、盘，顾客都欢喜选用名瓷。当时省內一些土窑生产的土碗，较为笨重，又不美观。瓷器店方泰祥、运昌祥，都是江西宋的商人开的。在昆明，从产地到商家，关键是运输，尤其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从九江到昆明，交通时时受阻。但老板千方百计从铁路、公路、水路，运来产品。抗战胜利，商业发展，需要增加，而货源不畅。此时此刻，他们想出租赁办法，解决急需。昆明人办红白喜事，一般都不上馆，而是请师傅自己做。文明街瓷碗店租赁全部办事用品，小到酒杯，大到八仙桌、团桌，都可以租到，用后送还，付给租金，有破损的给予赔偿。40年代后期，瓷器店又增加了服务项目—烧字。即写字或绘画在瓷器上，经过三百度以上高温，使字画印制在你购买的瓷器上。这成了馈赠、收藏的一种手段，使瓷器的销量再上档次。米面粑粑和凉拌螺蛳文明街上的名特小吃不少，而且很有名气。每早七点多钟，远郊区的彝族农民背着竹箩，装着彝族口味的米面粑杷，在文明街转游或坐在屋檐下叫卖。粑粑有小碗口大小，是糯米饭米混合蒸熟后舂成的；不放盐也不放糖。但吃起来感到米饭的香味，愈嚼味愈浓。粑粑从竹箩里不太洁白的纱布里取出，还有热气。这是三四个钟头前舂的产品，彝家山寨怕是半夜就动身了。我那时上小学，很爱吃。大概是两个铜板一个，觉得再投比这好吃的早点了。中午、下午，街边白色遮阳蓬(几根竹竿撑起的)下，有卖豆花米线、煮芽豆、凉卷粉、洋芋粑杷、烘酱烧饵块、凉拌螺蛳等等，都属不当顿的小吃，但很有风味。比如说烘酱饵块，是先把饵块烤得半黄，才抹上麻酱、辣酱的。然后，放在炭火上再烤，直到酱烤出香味，饵块也脆了……再如凉拌螺蛳，原料是从滇池草海中网到壳上起结的螺蛳，取出仁，进行淘洗。昆明人说，“螺蛳歪了用棒棒杵!”是劝人不得妄自尊大，会跌跤的。但用在螺蛳加工，却要点功夫。先摘去五分钱大小的、粘在肉上的“盖”，冲去泥沙，再用棒棒去杵，即来回杵动，尽量把它肚里的淤泥等等压去，洗净。此时的螺蛳内白白嫩嫩，吃起来嘁嚓嘁嚓地发出响声，味在其中了(以后圬染了，得小心了)。哦，还有蒸糕，是用大口子的铜壶，米面拌好放在木制的模子里，在口子上蒸。蒸好以后取出调上藕粉，放上玫瑰糖稀，昆明叫调糕。东卷洞巷口还有一家专售油燃面和春饼的。油燃面很细，作料有醋、热油、大头菜切碎做帽子，加上葱花，少汤。同在一家店坐下，正吃这油燃面，又端春饼来。春饼只有茶杯大小，一个个炸得蛋黄色，也叫“千层”饼，酥皮层层可见。放在嘴里感到油重而不腻，香甜而爽口。这饼有甜咸两种。甜的略成条，用小杂粮饭豆推成面，红糖拌猪油做得芯。咸的芯子是生熟各半的净猪肉，加点笋丝、韭菜做成，但不放酱油，怕影响色泽。既是“春饼”，一般在春节前后吃到。此时天寒地冻，吃些高脂肪的美味佳肴，也是身体的一种需要。花脸壳和大关刀早春时节，是文明街最为热闹的季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沿街两侧或地摊上，摆满、挂满娃娃们喜爱的各种年货、玩具。尤其是仿“京戏武打兵器”制作的大关刀、宝剑、长矛、弓箭，还有制作精美的京剧脸谱花脸壳。我们在儿童时代，对关公、张飞、蔡阳、黄盖、李逵等等脸谱就有些熟悉，都爱选色彩艳丽的“大花脸”。家长作为过大年的礼品送给我时，我能戴上花脸，耍上关刀，无内容地哼哼几句，这可是最快乐的节日啦!回家还要和其他娃娃比试，打闹累了，才把“花脸”挂起来，听父亲讲花脸所代表的人物、性格、历史，是忠臣还是奸臣，等等。《古城会》、《水淹七军》、《走麦城》……等是从文明街脸谱摆设、销售中听到、学到、懂得的。文明街春节玩具，真真可以称得上琳琅满目，一片生机，一方故乡情。闹元宵时的灯，这里应有尽有。制作也有特色。白色的兔灯，两支长耳朵，下面用泥团垂位，挂在头部中间。用大铜钱粗的松杖，锯成四个轱辘。把兔灯点燃了，牵着走时，长耳朵还会前后摇晃呢!再有灯笼、跑马灯、八角灯、菱形的灯等等，这是提着的。还有猴灯，是举着玩的。猴子耍着金骨棒，坐在莲花上。灯点在莲花中间，金骨棒用一条细篾，背在猴子后面拴牢。一举灯，猴子就灵活地耍了起来!赢得娃娃们一片喝彩!1935年蒋介石、龙云在云大会泽院看娃娃们的提灯会，我就是举着猴灯去参加的。春风拂面时，除了请大人自己动手扎一个风筝外，则去买。文明街有大小不一，式样新颖，绘画造诣极高的风筝出售。最常见最便宜的是歪桃(头部像真桃微从一边偏歪)。如果有成挂的丝线或棉线，就要买会响的板瓦、眼晴会翻转的蜜蜂、节数长达二十多节的蜈蚣。人物风筝也不少，有弥勒佛、寿星、观音、哪吒(暂把佛爷们归在人物类)、关公、刘备。羧宋锓珞莸男账眨 顺啤八辗珞荨薄Ｕ馐且晃凰氖 嗨甑某ふ摺３鍪鄯珞荩 卦谒 频摹俺岚颉鄙细巧纤秸隆 馐恰鞍 焕椿亍钡男庞 曛尽２驶 埠芟改澹 路 啤⒑ 搿⑹纸哦汲频蒙翔蜩蛉缟 Ｒ灾脸赡耆恕⒗先艘睬橛卸乐樱 肥 智朗帧：芏嗳嗽敢夥欧珞莞 敢庾魑 帐跗氛洳亍Ｕ馓跷挥谥行哪质星 奈拿鹘郑 乩 季×糠⒒印４蟀蔡媚喜嘤刑?2米长的死巷，是出售花鸟的场所，也是后来花鸟市场的雏形。初秋，这里斗蟋蚌热闹非凡。农民从近郊山区捉来金蟋蟀(背部有两颗金点)、土蟋蜱，装在竹筒、螺蛳壳里，用草塞上。出售时以头形大小、能否出战来定价格。蟋蚌的身价引起了巷内小孩用小瓦缸、铁皮小筒摆下战场。虫类打斗，得胜者发出的欢唱声、虫主的吆喝声、观众的助威声，演奏出合谐的声调和吼叫。遇上假期，最吸引小朋友、小学生们在这里逗留。虫鸟上市稀疏的季节，巷里又是租看小人书的好去处。旧货市场夜幕降临，文明街成力摆设古董、旧货市场(以出售旧衣裤、盖垫棉絮为主)。一个个摊位几乎占到街中间，只留下单人足迹可到的地方。地摊上出售的其他东西就多了。有名贵的打上“乾隆年制”红色印章的古瓷。有各个时期制造的银币、铜线。有手镯、玉佩、玉圈；还有称得上“古”的字画……成交前，都是海阔天空地侃价。但主要一条是的慧眼鉴别商品优劣，否則，吃后悔药就投有那个日子了!旧货市场有调剂余缺，补上某部分商品真空的一面，实为手头紧促的所欢迎。也有销赃的、牟取暴利的于其间。文化重叠的百年老街　昆明有许多背街小巷。巷就不说了，太多。背街也不少，就是那些缩在大马路背后的、不起眼的小街。背街的特点就是背，因为背，也就赶不上潮流，或者干脆不赶，于是就落伍了。也就只好静静地躺在大街背后度日月。兴隆街就是这样的一条背街。我从未在兴隆街住过，但小时候一直生活在那附近。那时家住福照街(今五一路中段)光华街口，离兴隆街南口不过一、二十米。兴隆街的北口拐弯朝西通福照街，正对着如安街当年的旧货、古董市场(其址即今振滇大酒店)。那里有个公厕是我们福照街住户常去的，由于这缘故，我对这长约两百米的兴隆街也算得南北两头熟了。那是半世纪前的事了。当时福照街、龙井街口有个公用自来水(那时叫做“机器水”)龙头，包括兴隆街南口在内的附近人家都在那里取水。印象中请人送水的人家也不少，那里有个挑水婆娘就是专给雇主们定时送水的。这女人的桶面上总漂着两块木片，一到夏天漂的就变成荷叶，那时只觉好看，不知做什么用。但我记得那个女人挑得平稳，桶水不会满街洒。后来听说她是寡妇，拖着两个孩子，家就住在兴隆街。这就是我唯一“认识”的兴隆街人了。兴隆街南口是个小坡，东侧有摊位卖糯米稀饭，西侧是一家甜浆油条包子店，两边都是小学生吃早点的好去处。那时我在景星小学(在今花鸟市场附近)读书，天天都要路过兴隆街南口。记忆中我似乎去东边的次数多一些，那摊主的“两羼”(先盛半碗糯米干饭，再浇上一勺稀饭，食客自己拌匀食用)吃起省事。吃干饭嫌慢，单吃稀饭又怕肚子饿了耐不住；不干不稀，又不烫嘴，再合适不过了。前些天(数十年后的前些天)我又从那小坡前走过，见仍是卖小吃的，可谓数十年一贯制，只是卖的变了，仔细瞧了瞧，是烧烤。随着岁数大了些，敢独自上坡往那街的深处走了。原来这兴隆街并不兴隆，比附近的光华街、福照街冷清多了，算得上铺子的没有几家，似乎有一两家茶馆，一两家浆洗坊(洗染店)。茶馆里靠两边墙摆若干长方桌，以条凳相间，坐的都是大人，也都是清一色的男客。浆洗坊的景象却又不同，只见临街支上一张大桌，桌旁置特大水缸，常见粗壮的婆娘在那里刷衣，用的是很硬的那种竹刷，一下一下地刷、污水溅到街心。街极窄，宽不过三、五米，一根根竹杆搭在两对门的二楼窗口上，层层叠叠地凉满各种衣物，煞是好看。过浆洗坊再往北走几十米，小街又现出一片清爽，青石板路干干净净，觉得像是剛从湿漉漉的布片森林中走出来，再没多远，拐弯就到与福照街构成的丁字路口。福照街到底要热闹些，印象中那一带有不少裁缝铺(制衣店)，好像都是江西人开的。数十年后的福照街，老式的江西裁缝铺不见了，却满街都是(或说多半是)四川人、江浙人(当时昆明人叫他们为“下江人”，居长江下游之意)开的服装店。今日细想起来，倒有几分薪尽火传之意味。再后来我又长大了些才知道，兴隆街并非如我先前看到的那般冷清。靠南的那一头实际上有着好几家烟馆，前堂像是茶铺，后堂却是瘾君子们吸食鸦片的大房间。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了，大约是家人教我去那里找什么人吧，我进去过一两回。见后堂摆了许多床，床上烟灯，烟灯昏暗犹如鬼火。灯旁多躺一人，头朝墙脚朝外，一个个懒懒的犹如病人。但那里绝不类于今日医院洁白、明亮的病房，要勉强打比方吧，那里倒像停尸房。除烟馆外，兴隆街还有一两家赌场。赌的方式叫做“打花”。上午，场主将选好的“花”(从一套赌符中选一)用碗扣住、封好；赌客们则凭自己的感觉或所谓“兆头”去猜场主押的“花”是什么。赌注多少自便，交了钱就给一个用鬼符般的草书写就的条子作为凭据。下午晚饭时分，场主当众开宝，押中的凭条子当场兑现。参赌者多半是店员、学徒及游民，他们会偶有小赢，但真正的赢家自然是场主。我偷偷地去试过一回，把晌午钱输了，垂头丧气回家被训了一顿。不过，场主也偶有失算的时候。听说有一回赌客们交了好运，很多人的“花”都打准了，而且下的注也重。场主焦急万分。开宝时间快到了，赌客们围拢死死盯住那只扣碗。就在这紧要时分，场主的女儿(后来也有人说是儿媳妇)出现了。堂中有一把简便梯子搭在楼口，只那女人登上梯子，可刚登上四、五级，花裤子却突然从腰间掉了下来。这戏剧性的突发事件自然将赌客们的目光一下子吸了过去，并爆发一阵哄笑。等大伙回过神再看开宝，其结果令他们大大地失望。过后才恍然大悟，精明的场主用美人计做了手脚。输了输了，不过众赌客对兴隆街的这一幕还是津津乐道，他们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心理补偿。初中毕业后我离开了福照街，高中毕业又离开了昆明，兴隆街呢也就几十年再没去过了。前面所说的，就是这条百年老街给我留下的最早的印象和记忆。这是一条充满旧市井文化的老街。但昆明还有另一条不同的兴隆街。那是在我远离兴隆街之后几十年才慢慢明白的。兴隆街其实是一条学校街，大中小学都有。街的北端现今有个单位叫做昆明市糖业烟酒公司酒类采购站，那地方原本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学校，名法政学堂，是1909年由省里创办的。该校当年就与云南高等学堂(今昆明师范学校前身)一起聘请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课程，在滇省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1933年，校址原在光华街的昆师附小迁兴隆街法政学堂，改名省立昆华小学，5年后停办，在院里建有《云南省立昆华小学三十年纪事》碑作为历史的见证，今犹存。昆华中学停办，原址又变成了大学。1938年，同济大学由沪辗转迁昆，校部设武成路(先设小东门临江里)，下属工学院借用富春中学(今昆二中)，理学院在翠湖东路一个大院(其址即今翠湖宾馆)，而医学院呢，就在兴隆街昆华小学原址。同济是我国名牌大学，历史悠久，其前身为德国人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校(仅设德文、医学两科)，1927年正式定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学科增多，以医学、建筑为王牌，其医学院与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相抗衡，故有“南同济、北协和”一说。同济医学院在兴隆街蛰居两年，实为这条背街大大增光，只可惜知之者寡。1940年同济走后，这块文教宝地又变成了昆华商校(今省财校前身)的校址。再往后，这块宝地就一直属“商”了。前述诸校均在兴隆街北端法政学堂旧址。在兴隆街的南端还有一“大”一“小”不能忘记。“大”指西廊的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小”指东廊的中华小学。这小学虽小却颇有来历，它属于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全国性的民间教育团体是由大名鼎鼎的黄炎培、蔡元培于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抗战爆发后总部西迁重庆，1939年在云南建立分社，负责人孙起孟(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下属中华小学1943年创办于兴隆街。1949年前后任校长的司徒女士也是位不平凡的人物，该女士原籍广东开平，是鲁迅先生《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所说的那位著名画家司徒乔先生的胞妹。1949年12月9日卢汉先生宣布起义，五华山及正义路、南屏街等主要街道当天就挂起了新中国国旗。这些五星红旗就是司徒怀校长组织动员本校和全市小学教师中的“民青”、“妇协”成员，秘密筹款买布缝制的。我家离中华小学不过数十步，说起来也算街坊，但这位老街坊的故事我几乎是在她走到生命终点的前不久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她半世坎坷。1995年这位老太太终于走了(其兄司徒乔1958年先走)，我闻讯赶去油管桥，冒昧地加入鞠躬者的行列，并走近灵枢赡仰老人的遗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兴隆街的老街坊。至于中华小学对门的省立英专，那更是卧虎藏龙，我得多费点笔墨。据有关史料，我国的新式外语学校，当以1862年清政府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为最早。云南地处边疆，这方面起步虽然晚一点，却也不算很晚。据《昆明教育大事记》所载，早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云南的第一所英语学堂和第一所法语学堂就先后在昆明建立。此后建立的外语学校还有东文学堂(日文学校，1904)、方言学堂(外语学校，1908)，达文英语学校(1929)等。相应地，云南英语学会(1915)和云南法语协会(1922)也先后成立。1940年和1942年先后建立的省立英专(昆明)和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呈贡)，更标志着云南的外语教育事业步入了新的阶段。省立英专一开始并不在兴隆街。这个由省教育厅委托1938年从北京迁昆的中国英语正字学会代办的学校，起初设咸宁巷(今西南大厦西侧)，后迁潘家湾昆华中学新址(今昆一中)和云瑞中学(今云瑞西路)，到1942年才在兴隆街立住了脚。校门起先开在兴隆街南口，坐西朝东。后来学校发展，校门改在福照街，坐东朝西，与今振滇大酒店斜对门。小时候我常从英专门前走过，见校门口总挂着一只好看的大鹦鹉，这给我留下的印象特深。几十年后才知道，那里本是植物学家蔡希陶开的鹦鹉店，是蔡老板将店铺打通借英专作校门的。顺便说，蔡氏本身就是英专的兼职教师，讲授科学概论。联大、云大也有不少教授在英专兼课，闻一多教的是国文。英专办校10年，1949年并入云大外文系。据我在昆一中读书时的英语教师金禄萱先生(英专第三班毕业)讲，英专校长是水天同，教务长是吴富恒。另有外籍教师多人，其中有美国的温德先生和英国的贝尔逊女士(学生称呼她贝太太)和哈丽丝小姐。水天同教授来昆之前任教清华，1948年离滇回原籍甘肃，任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我50年代末去兰州工作时曾听说兰州大学外文系有过两位从昆明去的外籍女教师，如今推想起来，想必是水先生将两位女士从英专带过去的。再后，水先生调北京外语学校。晚年又回兰大外文系任莎士比亚硕士生导师。10年前我在兰州工作时与水先生胞弟水天达君(甘肃电视台导演)相识，知道水家乃陇上名门望族，世代书香，其父水梓先生系名中医，50年代曾出任甘肃省卫生厅长。1988年我回归故里，不久即获悉天同先生不幸辞世，他在昆明的许多弟子均深感悲痛。吴富恒教授也是大名鼎鼎，原籍河北，哈佛硕士，1942年归国即来英专任教，5年后离昆赴山东解放区任英文《烟台新闻》副总编。1950年起任教山东大学，晚年任该校校长。吴氏还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和美国文学学会会长，其在中国学界地位之高于此可见。1982年哈佛授予吴先生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无疑是对他学术贡献的肯定。英专外籍教师中最富浪漫、传奇色彩的数温德先生(Robert Winter)。据金禄萱先生讲，温德在美国时一位小姐追求他，他不领情，去了加拿大、英国，小姐穷追不舍，他又来了中国，该小姐只好作罢。温先生原在清华任教，来昆后任教西南联大，并在英专兼课。这位洋先生起先住在北门街清华教授宿舍，后因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英专，就搬到云瑞西路英专旧址，每天上课都要经过光华街。据闻温先生保持西方饮食习惯，自备做面包的小机器一架，天天吃的“自助餐”。又听西南联大毕业的黄清先生(也是我读昆一中时的老师，其弟黄澄先生英专毕业留校任教)讲，温先生还常对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呢。前些年读到杨绛先生《纪念温德先生》一文，又知道钱钟书、杨绰两先生读清华的时候，温先生还是他二位的老师呢。据杨先生的文章说，温先生也许是最早在中国向学生推荐和讲授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名著《幻象和现实》的人。他在昆明还参加过进步师生的反美游行，被列入黑名单。“他是一个丢失了美国国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个中国人”。记得五十多年前昆明人把美国人叫“老美”，生活在福照街，兴隆街、光华街一带的我，也许早就不止一次“见”到过这位后来被美国除名的“老美”，但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哪里会晓得什么温德不温德呢。这是另一条兴隆街。它是在我年过半百回归故里之后，才逐渐认识的。它代表着有别于旧市井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就某些方面说，它是近代云南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相当集中的缩影。屈指算出，我远离兴隆街已经41年了，1988年回昆明以后，多次到兴隆街漫游。从南走到北，觉得比以前更窄了。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孙桑嘉一行由上海去湖南“三闾大学”途经的县城小街，还有上海城隍庙附近的小街，正与兴隆街相仿佛。但也仅仅是仿佛而已。兴隆街有文化。在它那低矮、古旧的房屋后面，在那些茶馆、烟馆、赌场、浆洗坊后面，从本世纪开始的时候就滋蔓着一股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文化流。可以说，兴隆街是两种文化的重叠。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兴隆街毕竟变了。烟馆、赌场不见了，学校也只剩下一所“新中华”(原中华小学的后身)和烟酒公司大院里那块昆华小学纪事碑。作为一条街，不光比从前显得更窄，也更少了街的意味。顺街观光，家家户户都在门口垒造了袖珍厨房，厨房两两相对，剩下的街面仅约莫3米左右，从中穿行，不像逛街，倒像进入一条紧缩拉直的、长长的带形大杂院，街坊们投向你的目光分明在问：“你找哪个?”我哪个也不找。我找的是那条文化曾经兴隆过的兴隆街。关于这条酷似带形大杂院的兴隆街，查了查书，据说命名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感觉告诉我，这条背街仍将静静地躺在那里象征逝去的岁月。最后的老街景星街、甬道街和文明街的花鸟市场被人称作昆明的“唐人街”。每天从早到晚、至夜，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都在这里积淀，定格成为许多文物化商品，定格为一种古旧的陈设和一种平凡的生活方式。那些被随便塞在柜台里的物体都清一色地被浸染上一层岁月的烟灰色，看上去很拥挤，也很贱；有的东西大约从放进去那天起就没被人多看过一眼，它们一直那样地陈旧下去，直到有一天被一位独具慧眼的先生从破烂堆里挑出来，那东西方成百上千倍地希罕起来。聚集在这里的人，除业主外，大多是男人，中老年居多，少儿多随父母，看热闹而已。买家和卖家似乎都是到这里来寻找或维持逝去的岁月的，他们站着或坐在摊主让出的凳子上闲聊着、争论着，融入熙攘的市场。一切都心安理得，岁月悠长。卖金鱼的摊前永远都蹲着孩子和他们的父亲、母亲。星期天生意好，卖鱼的老板娘满脸耐心，态度特别好。她把塑料瓢和小网兜发给那些家长，然后让他们把孩子们凌乱而多变的想象捞得满盆翻滚。那父子俩蹲在盆边玩了几乎一两个钟头，捞了满满一大瓢和盆中毫无差别的小金鱼，站了起来，却突然哗地一声倒回盆中。孩子“哇—”地一声；老板娘略有愠色。这盆边刚空出来，立即就又蹲下一家人，兴致勃勃而又心细如丝地打捞着各自五彩缤纷的希望。四时花草，总是从街头摆到街尾，山野的泥土味，花草味和拂拂的山风便弥漫开去，弥满了整条街巷。不远处传来画眉、黄雀、八哥、相思鸟和虎皮鹦鹉的鸣叫。可惜这些小鸟一律都关在笼中，而笼子大多一溜儿拐进破败的东卷洞巷狭窄的过道，挂满了墙壁。剥落的土坯墙上甚至不长一株草。甬道街有很浓的梧桐树，可惜离得很远，鸟儿们便很寂寞，很无奈的样子。鸟儿不在树木花草间便没了生气，也没了灵魂；制成标本的死鸟，全都是站在干枯了的树枝上的。只有那些委琐的虎皮鹦鹉活得安逸；小巧、玲珑、乖巧，羽毛夸张甜腻，叽叽喳喳地挤在铁丝编织的洋式鸟笼里，热闹、匆忙、而且乐不思蜀。鸽市场似乎不在此地，但巷里也有鸽子在卖，很贵。顏色大多是赭石和灰色。近来，由于各个小区不断有花鸟市场涌现，这一带的花鸟市场便多少腾出了些摊位，而与此同时，各种真假古董及日用小商品却在景星街和文明街泛滥开来，在中式的乌黑瓦檐下，木板铺面的前沿，错落而无间隙的摊档上摆着帽子、首饰、眼镜、服装、皮带、皮鞋、饰物、打火机、液化气、水烟筒、水杯、牙签、痒抓、挖耳瓢，以至录相带、游戏机、CD、VCD、等等，等等。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商品摊档中，又还有不少冒着火烟、腾着热气、散着香味的小吃摊。男女老少、天南海北各色人等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这两条街上来，摩肩接踵地拥挤着，嚷嚷着。食馆、食摊的热气漫到人声中，人声又裹进热气中，升腾并扩散开来。人流的上方，临街楼头原先的板壁已经被岁月染成灰褐色，那些零落地悬挂着的塑料招牌是凝固了一段不算太遥远的历史。在更早的时候，当这些板壁还不至如此陈旧的时候，这些店门头上这都是挂的“福林堂”、“王运通膏药老铺”之类金字招牌的；这些招牌上的字一般却还写得好、滥竽充数者极少。如果不是昆明市城市规划建设委员会于2000年8月22日颁布了《关于文明街历史街区保护详细规划方案的决定》，将东临正义路，西至市府东街、南临景星街，北至人民中路，其中包括文明街、文庙直街、光华街、甬道街范围的一大片旧街区划入保护范围，那末，所有这一切就将如梦幻般消失在遥远的历史深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甬道街旁东卷洞巷的昆明市工艺美术二厂工作过几年，可是除厂区所在的小巷我尚依稀有些印象外，任头皮想得发麻也仍然难以完全记起花鸟市场尚未形成时甬道街、景星街和文明街确切的样子。后来和熟悉这一带情况的同龄人闲聊，才恍惚显出些飘渺的印象来—因为少有汽车穿过而显得清静。人行道不算太窄，也不平整，但那新植的法国梧桐却已经多少有些荫凉。夏天的傍晚，西晒的太阳移上了最后的屋檐，微风把树叶吹得簌簌地响。临街的住户将昆明特有的那种矮凳方桌搬了出来，摆在门口的人行道上，品茶、吸烟、下象棋，恰然自得。老昆明的市民吸两种烟，一种是用新鲜烟叶直接在土墙上晒干，剪成一沓一沓的、用鲜菜叶润着，放在圆而扁的盒里(皮制、很特别，现在见不到了，算是文物了吧)，现卷，现吸，很悠闲很耐心的样子。这种烟，叫“旱烟”、“叶子烟”，不知为什么又称作“川烟”(中国的烟叶本应以云南为最的)。吸川烟的，一般都是很老的老倌儿，用长竹杆烟管，白铜或黄铜的烟锅；装烟的盒子也多是洋漆都已磨掉了的铁皮翻盖盒。另外一些坐在矮凳子上吸烟的汉于则多半的是竹制水烟筒，讲究些的，全身有金属箍子，烟嘴处是一只特制的小钢手，中空，但可满满地装一小撮金黄色的烟丝。更有在烟筒上挂银链、宝石、玉器以显示其高贵儒雅者，竹筒已被熏磨得光滑、乌黄，透露出一种远古的恬适。早年，昆明市金银首饰厂更还制造过一种小型水烟袋，烟筒力乌铜走银，乌铜　上起银色纹样，挂银饰、精美至极。水烟袋一般只在傍晚享用。劳作一天，饭后，闲下来了，于门前树下，搬一小凳，泡一罐茶(一般用搪瓷口杯或罐头瓶)，悠悠然咕咕然吐出一缕缕青烟来；青烟袅袅，意境朦胧。我想，烟客们所谓“饭后一锅烟，赛过活神仙”，指的应是此时此地的境界吧?—吸这种烟的，一般也是老倌，年轻时髦者不屑也。甬道街中段，财贸俱乐部的门口原有一茶馆，现在似乎也还在，桌椅漫延至人行道口，而盖了简易的棚顶。那时是很寂寞的，门外既非集市，又役有车过，便常年昏暗着、郁郁地，几个老棺木雕般吸着旱烟和水烟袋，岁月在他们那里便显得有些粘滞。当然，时间在这里也并非绝对地不动，最常见老倌们的娱乐是玩一种长条型的纸牌，正面是一些很奇怪的图案和黑、红点，不知怎么个玩法，或许类似于纸麻将吧。他们玩起来都不出声，除甩出满把纸牌中的一张时，很少动作，烟气缭绕中，岁月悠悠地流走了。现在很难见到这种纸牌。或问，二十年前的甬道街、文明街和景星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甬道街街头花园转弯那两排屋和那些铁棚子后的铺面，就还是原来的样子，只不过那时木板壁的颜色显得更旧、更灰，而街头东卷洞巷巷口靠右的两间铺，五、六十年代时则还有一个那时就已倒闭的书店，称“万港书屋”；我曾在上初中的时候，从里面翻出过一部四卷本棉纸石印《文心雕龙》。那时我对文学刚刚发生浓厚的兴趣，以为《文心雕龙》也即叶圣陶的《文心》一类作文参考全书，便毫不犹豫地以零用钱买下了，结果当然未能看懂。我从未见过有哪种图书曾像这本书一样，每一页都卷了角，而且卷得那样地厉害，我几乎是费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其摊子压紧了。印象中，我进万卷书屋翻书的时候，屋子很窄，很黑。而屋外的木架支撑的墙壁，已经有些歪斜。这歪斜了几十年的老房居然伫立至今，并即将得到城市新规划的修整和保护。然而，不知何故，上世纪五十年代，则甬道街、文明街一带的情景却老时时清晰地浮在我的眼前，催促我用笔、用文字将它呈现出来。那时，是市场上还最后使用着花钱即半开银元的时候，我六、七岁。奶奶在小花园靠东一面摆画摊与人绘制绣花粉木为生。一桌、一凳、一布伞，桌子上一边堆着“花样”即自绘画谱样本，一边是笔、镇纸(压条)、墨盒及粉盒。有顾客送来白色的枕套、帐沿等绣品面料，奶奶便用墨线勾勒需要的花鸟鱼虫；倘是深色的鞋头、门帘、围腰之类，则用白粉对骨胶绘出。顾客有要求现画的，奶奶也就将绸缎铺开，用镇纸压住一方，以指甲略加位置经营后，直接用粉或墨勾勒开来，花草鱼虫便无声地随她的笔水一样流出。我母亲说：“奶奶的花样在心中，花草鱼虫都是人家自己生出来的呢。”倘是枕套，要求纹样相同却又正反相对，如此方可称一“对”枕套。奶奶也不用复写纸，只将绘好的一面翻过去，边画边慢慢揭开来，正面的一块绸缎上便绘出和另一面截然相反却又相同的纹样来。顾客们常常在一旁看得入迷，赞口不绝。奶奶用这支画笔帮补我父母养活着一家人；两个姑姑和我们兄弟姊抹六人；父亲在市府工作，头上没有纱帽，工资少得可怜。我曾经很长时间地在奶奶身边小花园(称“云瑞公园”)的池塘和竹丛下玩耍。前些天我特意到这隐藏于闹市人群中的小花园中转了一趟，实在太小，不过是一处很挤的栽了些树木的空地，算不得“公园”的。但那时，在孩子的眼中，这可是大得不得了的一片天地呵。园之东西各有大龙竹一丛，高可接天、郁郁葱葱，是孩子们弹玻璃弹，赌洋画(彩色硬纸画片，最早是放在高级香烟筒里的宣传品)的好地方。园中偏西一方有水池，至今还在，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但那时这水池却颇堂皇，大约新修不久吧，水至清洌，藻荇交错，游鱼往复，隐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遐想世界。池心有假山，重峦叠嶂，堆垒有致，而山石间种植的草木则俨然深山丛莽，颇令少年的我神往。有砖砌矮花台绕花园，但不置盆花；花台脚下却芳草萋萋，绿意盎然，于此斗将军草(孩童游戏)、捉蟋蟀可消磨童年大半个下午的时光。天晚了，前后左右的屋頂上冉冉升腾起了白色的炊烟，街上的行人愈来愈少了。围着公园零零星摆着的小摊档不知何时已经撤去，我也就将帮助奶奶收摊了。奶奶的画桌和大布伞放在东卷洞巷左侧那家空置的铺子里。这铺子早些年就已很旧，要倒的样子，现在却仍旧摆着许多鲜活的盆景和灰暗的古董在卖。半个世纪前那段历史，就是翻故纸堆也很难找回了。现在看来，甬道街，包括景星街、文明新街一带后来衍变成花鸟市场，昆明“唐人街”倒也并非没有来头。昆明旧时习俗，除夕之夜给孩子在枕头下放压岁钱，大年初一穿新衣、吃蒸糕、上街买玩具。今甬道街、文明街一带是初一至初三的玩具市场。这市场与农村里的集市“街子”相似，货品五花八门，在人行道边随意摆放，所不同的是，乡街子所摆为蔬菜、山货、农副产品兼日用杂品，这里摆的却是各式民间自制的玩具。各种仿制戏曲脸谱，大头宝宝、刀枪剑戟锤棍叉，枪炮坦克飞机汽车小马车，兵舰，储蓄罐、吹鸡(哨子)，“乓洞”(用玻璃吹制而成，半球形，有细管，吹响作“乓洞”声，极易碎，谚云：“乓洞、乓洞，即时买来即时送”)，万花筒，风筝，灯笼，皮球，跳绳，等等，凡孩子们想得到、自己做得出、做不出的玩意儿，应有尽有。旧时，昆明固然有富足的孩子，但似乎不多，我所知道的小伴，玩具除年初一到甬道街、文明新街用压岁钱购买外，举凡泥制枪炮、坦克、汽车、风炉，竹木制刀剑、机枪，纸折飞机、青蛙、纱帽、仙鹤等全部都是自己制作。制作玩具的过程，也就是玩儿的过程。但其实这些玩意儿偶尔也能从市集上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