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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余德泉:兼析当下书坛现象
来源:湖南书画家 作者:李中原
一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尴尬的发展时期。一方面,随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很大程度地动摇着中华民族本土艺术的文化根基,民族主义、先锋主义(观念主义)以及企图嫁接求新的折中主义之间的观念之争从未停息。前者主张强化民族艺术特质所表现出来的独有的民族人文特性,依循中国书法几千年来自身内在的客观规律,强调只有在“继承”基础之上求变创新才能使“中国书法”永葆民族特色而独步于世界艺术之林。后者主张中西文化“接轨”,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来审视中华古老的书法艺术,并企图用非汉字线型与结构的语境图式来“解构”“中国书法”而“重建”出具有“世界一体化”意义的全新书法图式。折中主义的书家们则力图将中西两种截然不同语境形态的艺术样式整合为一,创造出 “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驴非驴,似牛非牛”的“麋鹿样”的艺术图式来。
一方面,在人口众多又处于历史空前的太平盛世的国度里,无论主观意愿还是非主观意愿从事书法艺术的个体,早已高达数千万之多,学术界通常用“泛化”的字眼来描述当下书法队伍的发展情形,并认为书法艺术已从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型为“普适文化”(具体地说,自上世纪80年代书法热形成以来为普适期,之前为精英期)。这种不论什么人都可杀进圈内“玩一把”、与书法艺术发展内在客观规律严重相悖的荒诞情态,令中国书法从此由“阳春白雪”沦为“下里巴人”,在发展的道路上显得别样的无奈湖南书画家网。
老实说,“普适”现象所带来的艺术“繁荣”和艺术“自觉”,一定程度为修复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化缺失起到了积极作用;“观念艺术”与“嫁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话语。但是,当我们冷静、客观、全面地审视建国以来的中国书坛,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透过“繁荣”与“自觉”的表征,就会清楚地看到,“普适”形成的庞大创作阵营所代表的“重实践轻学术、重表现轻质美”的创作方向和泛化的审美标准并不能代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价值取向,更体现不了现当代书艺水准与时代特征。市场经济追名逐利所带来的浮躁心态,缺乏内在修养历练和严格技法训练等等所导致的面目雷同、内涵匮乏的轻薄狂怪的创作流风,气息靡弱,与中华民族质文并重、宏博精深的大美意识与包容襟怀相去甚远;无论观念艺术还是折中主义对于书艺语境、图式的刻意变革已让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这更不是我们这门古老艺术的发展方向;而真正彰显民族精神、擎起时代旗帜的依然是“王蘧常、陆维钊、郑诵先、来楚生、陶博吾、林散之、沈延毅、游寿、萧娴、卫俊秀”等“精英文化”圈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总体艺术风貌体现着我们现当代书风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取向。系统研究这些个案,不难发现,这些人物都具有“严谨务实、吃苦耐劳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不求闻达、寂寞耕耘的良好心态,丰厚的学养与高度完善的独立人格以及植根传统、广涉博采、自为新变”的诸多共有的特征。许多有良知的国人因此为当下“普适”状态下书坛的浮躁情势感到叹惋和担忧,认为俗世之下,“精英”难寻。其实并不尽然。泱泱大国,沉浮自有人在,只是比例极为悬殊罢了。长沙中南大学余德泉教授就是当下“普适”情态中“蕴藏”的富于民族情结、甘于寂寞、板凳一坐卅年冷的精英圈内人物。这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平生以古代汉语、传统诗词与楹联学为专攻,同时于书学研究和书写实践皆颇有造诣,但却至今鲜为书界所知的学人,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二
余德泉,字忞洪,号丹山游子,长沙寓客,得月斋主等,1941年9月出生于四川泸州叙永县,196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长期执教于长沙,任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对联学、书法学研究生导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民盟湖南省委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主席,《对联学刊》主编。
二十年前,我与余德泉教授邂逅于长沙古籍书店。其时,他正在为编纂《章草大典》四处搜寻字源。前年在北京任职期间,我终于在王府井书店见到了这本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典》。这本耗尽他们伉俪十几年心力而“磨”成的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对于字源极为稀少的章草书体来说,将其编成一本为大16开本、计1664页之厚的《典》,这在书史上还是第一次。无疑,该书对于研习章草艺术的人们和从事章草艺术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其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该《典》在学术与艺术方面亦有其特立的一面。在该书之首,有作者自撰之《前言》,这实际是其数十年来专研章草艺术写下的颇具理论高度的专业学术论文。洋洋两万余言,从“章草的由来、章草的特点、章草书家与传帖、章草类别、章草与今草”五个方面对章草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其中,颇多新论。譬如《章草书家与传帖》一章中对于赵正关于“简牍章草”和“传本章草”艺术价值的指谬,尤其关于章草名称由来的见解,很有见地:
八分书乃隶书之别称,而章草乃隶书(包括古隶)之草写,或带波捺这一点与八分近似。隶书又名章程书,由此看来,若谓章草之“章”乃由“章程书”之“章”而来,恐怕更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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