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五”美术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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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回望“八五”美术新潮[/url] 作者：陈裕亮　　　 2011-08-01



有没有一个“85”价值？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李小山几乎成了美术界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他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中提出了他的疑惑与彷徨，那种彷徨仿佛一堵墙般地压抑在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李小山身上。面对西方潮涌而来的各种美术流派，于是他提出了“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论点。客观地讲，这种疑惑恰恰是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共同疑惑，从而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论战，这是传统与当代，抑或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巨大碰撞，这就是“八五”美术新潮运动的开端。

　　这场新潮美术运动愈演愈烈，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留下些许的足迹。这场运动成就了栗宪庭，罗中立，王广义等人。栗宪庭现为宋庄艺术馆馆长，被誉为当代艺术的教父，罗中立和王广义则成为美术界耀眼的明星。而昔日的那个研究生李小山也成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所长。这一批擅于思考，敢于实践的艺术人，今天都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在对当代艺术仍旧褒贬不一的情况下，我们回望那段曾经影响了中国美术界的新潮运动，似乎更有意义，因为这种回望与总结似乎应当成为美术史家书写历史时笔下的素材。

　　在“西风”猛吹的同时，也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紧紧围绕着固守传统文化艺术这一主流阵地。陈平，方骏，王镛，霍春阳和田黎明等一批人则组成了“新文人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绶祥教授则成为“新文人画”的旗手，为之摇旗呐喊。在他们看来，新文人画不是一种画派，而是一种艺术主张，是为了抵制西方艺术的侵袭，固守传统文化艺术精华。他们抨击李小山的“中国画穷通末路”论是李小山走到了末路，而不是中国画走到末路，他们通过弘扬传统文人画这一主张，引导了那批迷茫的中国文艺青年，从舆论导向的角度看，似乎是起到了“西风猛吹，东风不乱”的重要作用。今天，这批挺身而出的新文人画家成了中国画坛的中流砥柱。

　　这不由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段美术新潮运动似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是所波及的领域有所区别罢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似乎依旧不能为代表传统派的胡适和代表改革派的鲁迅盖棺定论。中国文脉是靠个人来传承，当我们一味地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不加区别地革掉传统的命脉，似乎使得中国文化最终走向断层。尤其在今天，诚信危机，道德沦丧，严重的拜金主义导致各种社会丑陋现象层出不穷时;当我们提出“以德治国”与“和谐社会”等治国主张，似乎让人看到了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似乎是有意去续接已然断层的文脉，似乎试图重新找回文化自信。当然，以鲁迅为核心的改革派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促使了这个历史悠久而又包袱沉重的传统有了一次新生的机会，今天中国的强大与富足，今天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实现并走向深水区，就是这股文化思潮解放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称誉鲁迅先生为文学巨匠时，似乎也没有人去否认胡适是国学大师这一事实。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化容易出现的两种极端，既所谓的矫枉过正。今天当国学再度“热”起来时，孔子学院布满了五大洋四大洲时，似乎说明了当时的这种新文化运动确实是矫枉过正了。总之今天的白话文与代表古文化的文言文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是“龙的传人”。

　　简要梳理完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再来看看“八五”美术新潮运动，答案似乎已经出来了。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不可矫枉过正。当我们试图为历史悠久的中国画注入生机时，却不可革掉中国画的命，否则必然会引起另外一种效应，那就是沦丧了民族自尊，沦丧了文化自信，从而成为了“洋奴”或是洋人的跟屁虫。当然，我们也不能全部要求国画家一味沉醉于笔墨情趣，对西方先进的艺术理念和技法置之不理，而应该是确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画传统，践行“洋为中用”这一主张，真正的让中国画大放光彩，既有中国文化的内核，也能为世界所认可。这才是民族复兴的正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