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只是他的学生,不是一位有资格评价他文学的人。(1990年代木心摄于纽约中央公园。)
陈丹青在全国书市上为木心先生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做专题介绍。(图片选自陈丹青新浪博客)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浙江桐乡乌镇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美化生活》期刊主编、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1982年移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 主要著作: 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 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 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怎样看待木心 木心先生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终于面世。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愿,今天,我的心愿实现了。
1982年,我与木心先生在纽约结识,从此成为他的学生。24年来,我目睹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90年代初,我与其他朋友听取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介绍先生与他的文学,仍然像20多年前我初识先生时那样,感到困难。这种困难是: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应该怎样看待木心先生?他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中是怎样一种位置?这种位置,对我们,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芽,世界文学刚刚介绍进来,中外经典文学的记忆刚刚开始艰难地恢复,总之,我们刚刚从漫长的文学休克期苏醒过来——今天,中国文学已经换了几乎三代人,出版盛况空前未有;所以有理由说: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文学,过去50多年、过去近百年,乃至更古早的经典中国文学,都在被我们广泛阅读、评价、研究,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上,大大小小的星座已经各得其位。虽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命运是大家持续议论的话题,但大家都会同意,和30年前相比,我们告别了文学的无知年代。
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木心先生的名字不在其间。我相信在这几天之前的数十年内,除了可数的内地作家听说过他,绝大多数文学读者不知道这个名字,更没有阅读过他的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表上,木心先生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在空间上,他密集写作与出版的地点都不在本土。总之,在他的祖国,他之所以未被淹没,是因为他尚未被认知。
这就是我的叙述的困难:木心先生与我们同在一个时代,但是他出现得太迟了,我应该怎样介绍他?
木心先生不是一位“新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超过60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80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
但木心先生也不是所谓“老作家”,虽然他今年将届79岁高龄。70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他被内地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因此,以我的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在我们视野所及的中文写作及外语写作的华裔作者中——我暂时找不出另一位文学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样的命运。我这样说,不是在陈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这唯一性,即暗示着木心先生的重要性。
敏锐的人士在80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宾逊”:就我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最早在内地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位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于新世纪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乃为文宣告说:“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最近几年,网络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开始期待木心先生的登场,上海青年作家尹庆一与王淑瑾夫妇是其中之一。这些读者仅从极有限的转载文字,便意识到他的唯一性与重要性。
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
现在大家终于能够阅读木心先生的书。但我们仍然有可能遭遇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代人已经被深深包围并浸透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们经常谈论一件作品,但很少反省自己的阅读——初读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我斗胆以简略的方式陈述这种阅读经验,那就是:当我们打开木心先生的书,很可能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
木心先生在阅读什么呢?阅读我们的“阅读经验”。
什么是我们的“阅读经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几句粗暴的、涉嫌冒犯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家,甚至六七十岁的作者,你看不到他们的语言和汉语传统有多少关系。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么,这就是我们几代人的书写习惯与阅读经验。
有学者曾经将我们的文化概括为四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传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假如我们承认“阅读习惯”也意味着“传统”的话,那么,我还要加上一个传统,即近20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五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上一项传统的过程。逆向的回归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近年所谓“国学教育问题”被争论不休的缘故,因为,在抵达所谓“国学”之前,我们先得跨越好几道不可能跨越的“新”传统。
因此,今天我们可能会承认:古典传统、五四传统,在我们整整两三代人的知识状况与阅读习惯中,已经失传,很难奏效了;第三项,尤其是第四第五项传统,则全方位的构成了我们的话语、书写、阅读、思维与批评的习惯。
我们应该记得,当20多年前大家忽然发现中国曾经有过譬如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们惊异的是什么呢?正是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阅读经验。这种被长期中断、遗忘的陌生经验立即征服并动摇了我们的阅读经验——这种征服动摇的过程还得加上80年代西方新文学带给我们的新经验(譬如昆德拉、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大家想想看,近30年来如果我们的写作实践与文学观发生了变化,正是起于阅读经验的变化。
如何定义木心的文学归属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诸位读了他的书就会发现: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上述五项传统先后吞噬的问题完全不存在。我们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以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新派”而“现代”,我不知道从五四一代直到我们,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至于《上海赋》,我想,凡是读过的朋友都会承认,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我们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这文体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谁曾在我们的写作生态中见过这样的文学“物种”?
20多年前当我初读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错觉就是将他与五四那代人相并置,但随即我就发现,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实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极少的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40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我们的困惑犹如发现“文学不明飞行物”: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