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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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

　 2009年07月22日
　 　 谢有顺　

谢有顺
2009年7月18日于“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

（一）
主持人：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二讲现在开始！我是主持人，我叫陈实。今天的主讲嘉宾是谢有顺，这个帅气十足的教授就是谢有顺，中国最年轻的文科博士生导师之一，29岁获得“冯牧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最高奖项；34岁成为中大的博导；36岁，他获得“庄重文文学奖”；37岁，他与邓亚萍、李宇春、孙红雷、柴进等人被《南方人物周刊》和广大网民选为“2009年度中国青年领袖”。30岁以前成名，30岁以后成家，谢有顺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诺言。他说，一个人，30岁以前要让人看到你的锐气，30岁以后要让人看到你的学识，50岁以后要让人看到你的通达。
他是孙绍振的学生，也是陈思和的博士，他站在中国当代文学那些先锋人物宽阔的肩膀上，瞭望着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从革命老区福建长汀一个小小的山村——美溪村，走到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高地，谢有顺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一直追求的是有价值的写作和真正的批评。他追求自由、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完美结合，他渴望用一个灵魂卷走另一个灵魂。他的文章和言论，抵制谎言，拒绝游戏，浩然汹涌，天马行空，直指现代人的灵魂，鲜明的立论，火辣的辩证，犀利的批判，深刻的交锋，充满着激越、震撼的思想冲击力。
他的导师说，谢有顺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条分缕析，挥斥方遒的气魄，而他的精神彼岸又是那样的纯洁、崇高。以我自己对谢有顺的了解，我可以多说两条，一个是他非常的谦虚，非常的恭敬，没有一点成名以后的张狂。我们知道现在有的人成名以后的张狂劲，他们拒绝大家对他的爱戴，又拒绝对自己的提升。但是，这在谢有顺的身上是看不到的。第二，我觉得他非常的热情，勤奋，做事兢兢业业，对人充满热情，没有市侩的势利。他向着自己的目标慢慢走近。
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经济危机像周期性的海啸席卷全球，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和能力。我觉得勇敢的人在危机面前看到的是挑战，而更勇敢的人在危机面前看到的是机遇。
谢有顺将在他的演讲中告诉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力量，而接下来中国的声音将成为下一个发展的核心主题。全球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建立起中国文化更大的影响力，应该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在全球经济危机黑云压城的这些日子里，这样的声音不多，现在才不断的多起来。我希望这种声音能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听众带来惊喜和启示，而且也希望这种声音给我们论坛以外的广阔天空，带给我们精神、气质和神采。
接下来我们请谢有顺发表演讲，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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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谢有顺：刚才，陈实老师介绍我的时候，你们肯定注意到了，我的表情是僵硬的、尴尬的。我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是你拿他没有办法的：第一种是喝醉了酒的人，第二种是当面说你好话的人，第三种是掏出他的作品读给你听并要你当场发表意见的人。
陈实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说了，我来自一个小乡村，小地方来的人喜欢谈论大问题，呵。今天我谈的题目就挺大的，“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我不知道大家是冲着“经济”两个字来的，还是冲着“文化”两个字来的，但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它都跟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借着金融危机的契机来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之于中国发展的意义，看中国文化如何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这是有意义的事。我不想从抽象的文化命题开始讲，而是想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两种论调、两个观点出发，来辨析我的演讲主题。
第一种观点，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会影响实体经济，但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是难得的机遇。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沿用两个著名的例证，一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很多美国人走入影院，文化消费的攀升，开始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美国就以好莱坞电影业为核心，大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产业从此异军突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更是加大了对他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倾销，文化产业的份额占到美国GDP总量的25%，并占据着40%的国际市场份额，很快就要达到三亿美元，几乎接近于中国整个的GDP。它是美国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美国的文化霸主地位也靠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得以建立。第二个例证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韩国这种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国家，经济上受到重创，但随着这两个国家相继实施“文化立国”的战略，通过其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成功带动了旅游业、汽车业等产业，成功实现了对自己国家形象的再造，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到现在，日本的文化产业占其GDP总量的20%，韩国的文化产业则占其GDP总量的15%，欧洲也平均在10%—15%之间。对比中国，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直到2006年，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只占GDP比重的2.45%。当然，现在要高一些了，这些年更是发展迅猛。以电影票房收入为例，2008年增长超过35%,，2009年的头两个月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长110%。动漫游戏产业2008年也增长了97%。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国自2004年以来，文化产业年增长率都在17%以上，远高于GDP的年增长率。这当然是好事，表明市场正在把中国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源的金融危机，波及面和破坏力之大，都不亚于前面几次金融危机，很多人据此以为，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也必将和前面几次一样，会带来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我的看法并不那么乐观，因为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包括我国的一些情形看，这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从我国的情形来看，动漫、电影、网络游戏等文化娱乐产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确实不减反增，2008年我国电影票房达到43.41亿元，还不包括农村市场，比2007年增加了10.14亿元，这似乎符合2008年美国影院业联合会主席菲西安说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遭遇了七次经济不景气。但是在这七次里头，有多达五次，电影票房反而强烈地攀升上去。”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更是超过了电影、电视和音像制品这些传统行业的收入，实际销售达183.8亿元，比2007年增长76.6%，并为电信业、IT业带来直接收入478.4亿元，这当然是不可小视的一种增长态势。但美国等国家的情形好像就没有这么乐观，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好莱坞不少电影出现融资困难，拍摄计划流产，明星的身价也出现了缩水，传媒业的广告更是锐减，具有百年历史、曾七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宣布开始停止发行印刷版而专注于网络版，韩国的MBC、KBS和SBS三大电视台去年的广告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少了近四分之一。中国的媒体，据我所知，除了中央电视台，多数媒体的广告也都是大幅缩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就更加冷清了。据报道，中国嘉德、匡时国际、北京保利、北京荣宝、北京翰海、北京华辰、北京长风、北京永乐、北京诚轩在2008年秋拍中总成交额15.547亿元，不及春拍九公司的总成交额32.2687亿元的一半。中国嘉德11月的秋拍业绩更是从春拍的9.935亿元缩水至3.6035亿元。这些数据表明，这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确实比过往的任何一次都复杂，毕竟，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情形跟1929年不一样，跟1997年也不一样。金融危机会带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说法，看来并不是普遍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一轮的金融危机，来反思我们在文化发展上的缺失，同时创造新的文化发展机遇。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时，属于文化消费的活跃阶段，3000美元以上文化消费就会大幅提升。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但我国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还有巨大的消费潜力等待市场来释放和开发。当危机来临，我们的外贸出口面临重大挫折之时，至少我们在观念上，可以学习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和重视，把过去那种单一的物质出口的模式转变过来，力争也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在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上实现一次飞跃。既然韩国都可以实现从“韩国制造”到“韩国创造”的转变，我想，中国也应该可以。
中国自古以来，走的多是物质输出的路，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出口的，无非是丝绸、瓷器，各种工艺品等，这种长期的物质输出的战略，已经给西方国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以为中国人只会生产物质产品，中国就是一个物质中国。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的情感方式、想象方式，在西方几乎一直处于静默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三十年，中国的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中国制造”也成了一个响亮的品牌，世界上无数的人都用低廉的价格来消费中国产品，很多世界大品牌的制造基地也搬到中国来了，但他们在使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几乎不会想到，这个国家，也曾生产过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曾创造唐诗、宋词的优美世界，也曾拥有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一大批文化巨人。那些购买中国产品、使用中国产品的人，似乎并没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用物质吸引中国，但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民族精神，包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没有多大的提升，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作何感想？
金融危机的发生，至少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除了以牺牲资源的代价向国外销售物质产品以赢得微薄的利润之外，也得考虑如何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声音传达出去，只有这样，中国才不是单一的中国，也不仅是物质中国。中国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多个侧面，我们要有意识地吸引别人来了解中国更内在的价值世界。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霸国？不仅是靠他们的军事力量的推行，也靠他们的好莱坞、流行乐以及互联网等文化产品的助力，当你想到米老鼠、功夫熊猫、微软，甚至可口可乐、肯德基时，你就会觉得美国是可亲的。又比如韩国，它成功地通过以电视剧为核心的“韩流”，把她的民族文化、国家形象诠释得亲切、感人。去过韩国的人都知道，韩国并没有什么名胜古迹，韩国人也不大方，坦率地讲，韩国饭真的不好吃，但是，因为韩剧，有多少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个国家充满向往。我在韩国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大学教授陪我们到一个很普通的海滩玩，车刚爬上一个小山坡，海滩刚露出来，他就不由自主地感叹到：太漂亮了！谢教授，你们中国没有这么漂亮的海滩吧？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确实，在中国，这样的海滩一般还不会被开发成旅游区。我说的是事实。那天我们看到的绝对是最一般的海滩，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韩国已经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了。
因此，从某个角度说，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骨子里都有一种民族自大的东西。但你们发现没有，韩国这样一个自信甚至有点自大的民族，生产出的文化产品，比如电视剧，它却不会让观众产生强迫感，反而有一种吸引力，这就表明他们在文化创造和文化输出方面，是有经验、策略和智慧的。文化不是宣传，不是说教，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有吸引力的形象来赢得读者和观众，这才算成功。相比，中国在文化宣传上，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姿态，缺少亲和力。所以，物质输出再强大，也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国家地位和民族形象；没有文化的介入，民族精神在别人眼中只会是一片空白。
有过出国旅游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游客恐怕是全世界购买力最强的一帮人，有钱，也舍得花钱，但中国游客的形象在世界各地似乎都不可爱，也不是很受好评，因为我们在公共场合的喧闹、不守规矩，还是很普遍。说到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是在线旅行服务商Expedia公司对全球超过4500家酒店做的“谁是最受欢迎的旅客”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游客，我们只是排在第三差，法国人因为小气、无礼和外语差排在第一，印度人排在第二。最受欢迎的游客是日本人和英国人。这个调查还显示，嗓门最大的游客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意大利人。这样的调查并不完全可靠，姑且听之吧。但很显然，经济的发展如果不以文化、精神的再造为基础，很可能会养成一种傲慢和粗鄙的习气，这种精神的陋习，有时比经济的落后更令人生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年均增长超过9％，截至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距2万亿大关仅差463亿美元，是近十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居世界第三。美国投资专家罗杰斯曾预言，中国有可能在2025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则称，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有人统计过，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的中国有能力制造占全世界25%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50%的摩托车、60%的电视机、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90%的打火机和纽扣，甚至“9•11”事件之后发现，美国人爱国热情的重要载体——美国国旗，绝大多数也是东莞制造的，但我们却至今没有制造出美国影片、法国时装、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来。好不容易有一只功夫熊猫，跟中国有点关系，但也是别人创造的，只是借用了中国的符号而已。
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的书，她在书中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她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话是很尖刻的，但也很中肯。电视机只是代表物质，学说和思想观念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精神和影响力。对比于我们的物质出口的贸易顺差，我们在文化出口上，却有着惊人的文化赤字。比如在图书出口上，我国和欧美的逆差达100：1以上，我们的社科书的出口几乎为零，而社科书代表的就是学说和思想观念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2004年的数据，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有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的图书版权有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电影方面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的影片据说有4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而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尽管只占全世界的5%至6%，但放映时间据统计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60%以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说，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24000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是100多万。英国把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所以英国财政大臣布朗2003年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中国家电、服装同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语言霸权一旦形成，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就会随之而来，甚至，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可以由此而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由这种语言的不对等，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些文化老人的哀叹，她说，我们要出口几十亩地的木材制造的木筷子，才能从日本换回来一辆丰田轿车。这种从大脑中、技术中找寻资源的发展方式，和我们固有的以牺牲自然资源来获取微薄利益的发展方式之间，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啊。
不要藐视这些文化赤字的数字，它表明中国在世界上还缺少文化发言权。我列这些数字，也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要被一时的经济发展冲昏了头脑。中国这种以牺牲大量资源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我觉得很难再持续，因为资源毕竟有限，环境恶化的压力也会使我们不堪重负。而文化的输出或者文化产业的发展，它和物质输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向自然界寻找资源，而是向大脑寻找资源。所以，发展文化产业是能耗最小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完全无中生有的产业。罗琳女士在厨房里写《哈利•波特》，她耗用的资源微乎其微，但她的小说包括由她小说改编的电影，却能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网络游戏、动漫作品、影视剧的生产，走的都是无中生有的路线，耗费的都不过是脑力和智慧而已。如果中国今天还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发展主义的观念，今后的发展必然遭遇巨大的困境。
我曾经注意到，前两年《福布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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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种观点是，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由此证明美国国力、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美元的强势地位很快就有可能被人民币或别的货币所取代。网络上有很多民族主义者持这个看法，他们为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而欢呼，并由此开始暴露出一种明显的民族自大的情绪。我对这种网络情绪一直充满警惕。为什么？因为与我们的民族自大不同的是，我在美国政治人物最近的一些言辞中，反而看到了一种谦卑和反思的精神。我当然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布什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单边政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美高潮，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断恶化，美国过去无往不利的文化渗透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抵制，在中国，这样的抵制也极为明显。但是，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整个美国政界的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你曾经关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就会发现，美国在那个会议上突然变得谦虚起来，不仅姿态放得很低，而且还前所未有地充满反思和认错精神。奥巴马总统把自己的首度拉美之行定位为“聆听之旅”和“平等切磋”，他在有关问题上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公开认错”，坦言美国一直奉行的孤立古巴政策是“愚蠢之举”。 奥巴马向其他与会领导人承诺，美国要与其他美洲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不分大小”，“美国已经发生变革”，“愿意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奥巴马还主动走向素以“反美斗士”形象示人的查韦斯，和他微笑握手，并用西班牙语向他问好。就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多米尼加共和国时也说，拉美地区十分猖獗的毒品贸易一部分的责任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对于毒品的巨大需求，而她较早前访问墨西哥时也承认，美国大量枪支流入墨西哥加剧了当地的暴力事件。拉美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谦逊姿态，普遍反应积极。
我不知大家觉察到了没有，一个傲慢多年的超级大国，一旦放下身段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贪婪和欲望，包括反思温室气体排放这样具体的问题，开始变得谦逊，愿意承认错误，并想重新开始一段旅程时，她后面所蕴藏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可惜，中国人至今没有认识到这种谦逊和反思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一种精神转变。一些中国人盲目自大，人民币刚刚开始值点钱，就以为要取代美元了，事情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我观察美国这个国家，发现她有一种能力，总能把自己国内的金融危机或海外战争的费用，迅速转嫁到其他国家的头上，即便在她困难的时候，她也总能通过技术革命或文化发展，来使她这个超级大国重新出发，就像上世纪后期，她成功地通过互联网，再一次让全世界都必须和她做生意。那这一次呢？很多专家都预言，很可能金融危机后，美国又将在某一种技术上领先世界，进而继续领导世界，或许是新能源，或许是别的。比起技术革命来，更令我惊讶的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甚至公开检讨自己以往的国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要让一个强者低头、反思，是很难的，除非她自己甘愿如此。我们中国有这种反省自己的气度吗？我们对自己这些年来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活观念有过反思吗？至少，我在当下的主流人群和官员身上，似乎还没有看到这种反思的精神。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强国和文化大国，她除了应用自己的“硬实力”之外，也开始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应用。软和硬，是一种辨证关系。反思、认错，这在缓解反美情绪上，用的是一种巧劲，因此，我们讲到“软实力”的时候，不要总是只想到文化产业，只想到功夫熊猫或者杰克逊，“软实力”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一种姿态。
“软实力”这个词最早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相对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即硬实力，他将这种“重要的力量来源”称为“软实力”。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等等，其核心就在于价值观的表达。通常而言，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实力，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威胁，所谓大棒，一种是利诱，所谓胡萝卜，一种是吸引，这就是软实力。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但他发现，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有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太硬了，相反，一些软性的东西反而容易被人接受，像文化影响力、外交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它所起到的作用，有时比硬实力更大。通过输出一种影响力，从而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推广出去，并由此影响别国的人，这一点，美国做得最成功。
多少人都是通过美国的电影和娱乐文化来了解美国的，又有多少人是通过韩国的电视剧来了解韩国的。软实力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更为可亲，也更见吸引力。美国在世界各地过度使用军事力量的冷硬形象，许多时候就是被他们所创造的米老鼠、功夫熊猫这样的形象所软化和缓解的。因此，我们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艺术形象的力量。“以德服人”总是比“以力服人”更有效果；真正高明的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软实力。为何一直以来，美国军方都保持着和好莱坞的合作传统？原因就在于美国军方看重电影这种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从首届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翼》，到二十世纪把势年代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再到最近的《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电影拍摄方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军方觉得这是宣传自己的一种好方式。尤其是《壮志凌云》上映之后，第二年自愿报名参加美国空军的人大大增加，可见，美国国防部也不得不借重好莱坞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像这次的《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在中国已经打破了由《泰坦尼克号》保持了十年的3.6亿元的进口大片票房记录，而且其票房收入还在迅猛增长，正因为有这样一种骄人实绩，导演迈克尔•贝才会对记者大声说：“我是唯一一个获准进入五角大楼拍片的导演，那可是五角大楼，五角大楼！你觉得马丁•斯科塞斯进得去么？”迈克尔•贝所说的，是中国导演根本无法想象的一种资源。尽管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美国军方所提供的合作是收费的，但如果没有军方在观念上对电影这一媒介的重视，许多的合作是不可思议的。据说美国的每一个军种在洛杉矶都有公共事物管理部门，它们除了处理军方和媒体的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负责协调和好莱坞的各种合作事宜。军方此举，表明他们真正懂得也充分应用了软硬兼施的战略。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索软与硬的辨证关系。过去，我们想象中的金融系统是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没想到，一次危机就证实了它其实脆弱无比，正如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其实是不堪一击的。相反，那些看起来柔软的事物，有时却能焕发出极为强大的力量。文化就是一种柔软的力量，但有时它所发出的力量，却比别的力量还强大。好莱坞对美国军方的正面宣传，有时比美国部队打赢一场战争更为有效，道理就在于此。世界上最柔软的事物是什么？是水。但是，水一旦汇聚成大水、洪水，那种力量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老子才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它柔软，但坚韧，它的力量一旦被建立起来，是可怕的。中国这个民族历来多灾多难，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血脉没有断，中华文化还在影响人心，影响我们的生活。文化在，民族就能存立。
有一句话说，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比历史更永久。我以前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感悟，直到2004年我访问台湾的时候，才有新的认识。那时台湾的台独势力极为嚣张，我走访了很多人，感慨地发现，如果大陆一味地强调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而在台海政策上忽视文化力量和文化认同感的话，两岸的统一怕是遥遥无期，因为台湾现在的年青人，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根本没有大中国这个概念，他们也不惧怕大陆的军事压力。当年陈水扁上台之前，中国举行了那么大的军事演习，最后很多台湾民众还是投了陈水扁的票，有时，军事威吓只会激发年青人的逆反心理。如何才能缓解这种认同危机？我在台湾接触那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发现这些人中，支持台独的人极少，我很讶异，也很好奇。后来是一个教授的话让我恍然大悟。他说，我不可能接受台独，因为一旦台湾独立，那就意味着，李白和曹雪芹将是外国人，《静夜思》和《红楼梦》也将放在外国文学课里来讲，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你想，仅仅因为一个人热爱中国文学，不愿承认李白、杜甫或者曹雪芹是外国人，就这么一个理由，就可以让台湾绝大多数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不支持台独，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所创造出的这种认同感，是军事和经济都难以做到的。在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何以文化的影响力比军事、经济的影响力更大？因为文化柔软、可亲，有感情，有温度，它能让你无法割舍，更无法忘记。
文化的建设，文化的输出，是在诠释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不重视文化这一实力的展示，而一味地享乐，追求物质的满足，这样的民族当然是没有前途的。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分析，有一种比亡国更危险的灭亡，那叫文化的灭亡。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当时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亡天下”指的就是文化灭亡，他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看到新王朝对汉文化的仇视，他有这种忧患感。“国家”更多的是指一个王朝，而“天下”更多的是指文化。天下比国家更大。也就是说，亡国，不过是王朝的更替，皇帝轮流坐，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一种文化的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被连根拔起，她的民族特性完全消逝，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为说明这点，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金庸在《天龙八部》里面写到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就是萧峰的民族——契丹。这个民族能征善战，曾经盘踞北中国两百余年，后来被北宋所灭。不过是经过了大几百年的时间，到今天，我国的56个民族里面已经没有契丹族了。也许很多人身上还流着契丹族的血，但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当年那个能征善战、强悍骁勇的民族之所以被连根拔起，就因为这个民族一开始就不注重自己的文化，不注重民族语言的传承，所以它强盛之后很快就面临了一种比亡国更可怕的文化灭亡。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现在也开始在复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没有市场，一种对文化的敬重和痛惜之情，开始在民众当中萌生。但相比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强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劣势，尤其是经过二十世纪狂飙突进的政治文化、革命文化的熏陶，许多中国人在言行上的粗鄙、简陋，已经偏离了礼仪之邦的道德准则，让很多人感到不适，这表明传统文化被摧毁之后，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来代替，至少，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将自己的丰富的文化魅力展示给世人看，这当然也是一种民族危机。所以这些年来，才有那么多有识之士起来呼吁要复兴中华文化，他们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及其影响力的担忧。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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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过以上的辨析，以及一些数据的对照，你们或可认同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它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的崛起，在以后的国际较量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的崛起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流于空谈，而是要真实地通过文化的再造，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文化是一种胸襟、气度和创造力，文化实力的崛起，其实也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崛起，它和经济的发展不是一回事。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没人承认日本是超级大国，就是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终究还不能站立起一种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普世吸引力。英国《旁观者》说：“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特别是在亚洲各国，日本因拒绝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而在精神上无法赢得大家的尊重。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在下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些文化官员，还是把文化当作宣传或说教，而无法找到一种可亲的、有吸引力的语言和形象来诠释民族精神，自然，它也就无法用文化来捕获人心。金融危机确实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敞开了新的契机，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团体都能利用这个契机来实现自身的文化发展的。就此，我想提出几个看法，供那些怀有文化使命的人参考：
一，文化的活力在于它对生活和世界的现状有一种反思能力。通过反思就知道，价值观的表达比物质的生产更重要，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亲和力。这种反思不仅是针对一个国家，也针对所有的个体。尤其是关于物质和享乐，这些深入人心的观念，今日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探讨。一种没有经过反省的价值不值得信任，一种没有经过反省的生活也值得怀疑。这些年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力量是物质的力量，如今，物质的苍白开始显露出来，我们可曾对它表示过异议？据统计，在国外，奢侈品的购买者70%是依靠40岁以上的人，而在中国是相反的，70%的奢侈品是40岁以下的人购买的。在这巨大的购买力的背后，展示出的不过是年青人对于物质和时尚的推崇，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他们的情感和记忆呢，靠什么展示出来？似乎还看不出来。这个状况是值得反思的。必须看到，物质并不是无往不利的，有时候，物质生产再丰富也不如一个价值观的表达。而价值的表达，必须借助于心灵，而不仅仅是物质。当然，中国现在也活跃着太多死的、板结的价值观，缺乏活力，对现状没有解释能力，这样的价值，也不会有影响力。像现在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为何并不讨人喜欢？不仅是因为自己不检点，像论文抄袭、争名夺利这样的事多了，自然会让人瞧不起；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往往枯燥、乏味，文化的传播成了一种无趣的灌输，文化成了名词、术语，绕圈子的语言游戏，它如何能唤起别人对它的兴趣？我自己是在大学教书，知道很多大学老师的课，只管照自己的陈旧方式来理解学问、面对学生，讲的课没人爱听，很多讲授文学课的老师，甚至根本不懂文学，只讲文学的知识谱系，对于文学所呈现的艺术世界，缺乏用生命去感知的能力，这当然无法唤醒学生对文学的热爱。我曾经遇见一些同行，他以自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为由，对当下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化争论，毫无了解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学者，如果不在当下的文化现场，他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视野，必定受限，因为文化是一种生命，这个生命在当下的表现，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点，你要理解文化的复杂面貌，你就绕不过这个点。你想，在“五四时期”，一个文学教授，无论他是研究古典的，还是近代的，他不可能不去知道同时代的胡适、鲁迅这些人都在写什么、论什么吧？可是，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普遍对当下的社会变化、当下的文化生态有隔膜，他的研究自然也就缺乏活力。我为什么提倡反思精神？为什么重视美国政界近来的谦逊和反思精神？就在于反思能让一种文化甚至一个国家重获活力。
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无相生。物质是有的层面，文化是无的层面，有无相生，才能全面呈现中国精神。中国这一个世纪的发展，太重“有”，而蔑视“无”。尤其是文革以来，把所有“无”的层面，神、鬼、祖宗等，包括一些不切实的思绪都绞杀干净，仿佛这个世界就只有物质才是真实的，可靠的，一味地务实，没有了务虚的人，也不尊崇那些务虚的工作，结果，人就都成了现实的囚徒，匍匐在地面上，而无法从他身上站立起一个有想象力的价值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存智慧和平衡感，就在于它一直是有无相生的。有，实在的世界；无，心灵的世界，二者同构在一起，才是世界的完整面貌。可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几乎都是物质力量的发展，民众的精神并没有获得有力的提升，社会不断地把民众引向“有”这个层面，对中国文化“无”这个层面，很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了解的兴趣。但世界并不是从有到有，许多时候，它还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也就是说，除了物质，还有精神问题；除了欲望，还要关注欲望的升华；除了满足自己，还要想到“他人的痛苦”；除了过现实生活，有时也需要像古人那样不时地做内心的遨游。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完整的。但是，一种崇尚有、蔑视无的社会思潮，已经使很多人的人生观变得以实用为最高目标，所以，各大学的文、史、哲这些系别报考的人并不多，而没什么学科积累的，一些技术性的、实用性的系反而爆满，以致四年大学读下来，一份简单的工作总结都写不好的学生，英语比汉语说得好的学生，大有人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对一些影视明星的衣服品牌、对他的生日、血型、星座，包括他的孩子出生时多重，都了如指掌，但他可能并不清楚董仲舒、朱熹、关汉卿是做什么的。当代的精英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小了。一个只重“有”不重 “无”，只务实不务虚的民族，她的前途是堪忧的。温家宝总理几次说到，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也是出于这种担忧吧。他说这话，是借用了康德的话。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令他敬畏，一个是内心的道德律，一个就是头顶的星空。没有这种对“无”的想象力，文化就不会有创造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法则之一就是无中生有，有无相生。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向世界证明了我们对实有世界的创造力，现在到了该以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为契机，向世界证明自己创造无的能力了。
三，文化能吸引人心靠的是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象。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靠板结的文化符号来完成，而是要靠创造出新的、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才能捕获新的消费人群，因此，要重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力量。如果我们一讲到弘扬中国文化，就只知道向国外派曲艺团体去演出，那能把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力充分表达出来吗？文化的传播一定要创造新的文化形象，通过这个新形象来吸引新的消费人群，它才能达到传播的有效性。只是，中国文化界还弥漫着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念，一讲到文化，就以为指的是精英文化、高雅文化，蔑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并不等于就是庸俗、低俗，况且，即便庸俗，它也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你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内心，几乎都有一些庸俗的趣味，它可能并不高雅，但它依然是一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它所蕴含的消费需求，我们不该漠视。事实上，创造新的文化形象，是发展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手段；这个文化形象的影响越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就越大。电视剧为什么属于文化产业，就在于它所创造的形象能影响许多人，而不仅仅是小众的、高雅的；金庸的小说为什么被视为通俗小说，也在于他所创造的形象，能影响到社会上最为普通的民众。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们很多文化从业者都还没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发展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文化产业的主力恰恰不是精英文化。你想让一种文化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没有大众化的形式、没有富有吸引力的形象，大众怎会喜欢？大众文化就是那些不是专业读者、不是专业听众和专业观众的人都能欣赏的文化，因此，很多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要警惕自己的趣味，不能太过单一，因为过度个性化的东西，不叫文化，文化总是要表达共性的东西，既然有很多人喜欢，那么，这种文化即便不是你所喜欢的，你也要学会尊重。有尊重，文化才有多元的发展空间。像现在的短信文化、网络文化、包括选秀活动，有广泛的大众性，有些我也未必喜欢，但只要它对社会无害，我就不愿居高临下地去批判它。因此，在这个个消费时代，我们对文化应有一种新的认识，它不是宣传，不是说教，而是要尽量以老百姓所喜欢的语言和形象来传达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观念。这个社会当然不能缺了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就像有人在写通俗小说，也要鼓励有人进行艺术探索一样，它们之间是可以并存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尤其是面对西方读者时，最忌讳的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口吻或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口吻去向别人宣传中国文化，人家根本就不听，文化如果没有一点亲和力，再美好的价值观也无法让人接受。日本、美国的一些文化符号为什么能够渗透到中国小孩心里，我想，这主要还是得力于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吸引小孩的方式或形象。上一周，我问我一个朋友四岁的小孩，你觉得最好看的电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变形金刚2》！我接着问，那第二好看的呢？《变形金刚1》！那第三好看的呢？《狮子王》！那第四好看的呢？《功夫熊猫》！我无语。一种形象的创造，能让这么小的孩子都觉得可爱，难忘，念兹在兹，这当然是有智慧、有想象力在里面的。可惜，我们现有的文化产业，很多人为了维护一种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完全忽视受众的心理，也不去研究接受者的趣味，更不重视文化形象的独创性，这样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怎么能抗衡美国文化和日韩文化的入侵？文化是用来交流的，而交流是要有合适的载体的，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形象。最有效的交流就是通过一个形象把人吸引了，并被这个形象感动了。只是，这样的经历实在太少。
四，文化创造力的基础是自由和差异。自由带来创造的激情，而差异则能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没有自由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就很难释放文化的创造力。文化的创造往往是对旧文化的冒犯和挑战，而冒犯是要有勇气的，接受这种冒犯，也需要勇气。中国现在并不鼓励这种文化的冒犯，很多人的创造力都被限制起来了，尤其是在政府所设计和资助的文化项目里，基本上还是按照固有的文化惯性在走，要想突破任何一种惯性思维，都是艰难的。文艺晚会，总是那几个套路；文艺评奖，总是标准单一；权力干涉起文化来，还是那么专断。这可不是好事情。要知道，文化有文化的特性，文化生产有文化生产的市场规律，尊重其生长的规律，才能助力于文化的发展。刚才说了，美军经常协助一些有利于塑造美军正面形象的影片，但对于那些有损于美军形象的影片，他们可以不协助，但也不能以强力干涉，像当年的《阿甘正传》，就因为主人公老实而弱智的形象不能被国防部所接受，国防部拒绝提供支持，但这并不妨碍《阿甘正传》如期上映。所以，如果我们正视文化产业发展的迫切性，也正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国家就得开放更多的文化空间，同时容忍更多文化的趣味和差异，来营造一种自由的、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氛围。给文化一个更开放的天空，天塌不下来，相反，错过了这一次的发展机遇，就可能丧失一次崛起的良机。
五，文化平台的建设是发挥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关键。这就要求突破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和行业划分的限制，把文化传播的平台做大，文化的声音才能被倾听。大的平台才能担负大的文化责任，正如越大的明星，其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就越大，因为他付不起名誉破产的代价。记得不久前我读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接受《南方周末》的一个访谈，他也特别说到媒体要突破行业划分和区域划分，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传媒做大做强。这很容易就令我们想起，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几乎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全世界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借此在舆论上围剿中国，细心的人会发现，中国那时几乎没有还击之力，即便还击了，也缺乏把这个还击的声音有力地传达出去的平台。为什么？就因为中国还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缺少大的平台来传达中国的声音。好不容易有一个中央四套在别国落地，那也被人称之为“中餐馆电视台”，影响只限于在中餐馆吃饭的人，很多西方观众根本不看。没有平台，如何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假如我国也有几个默多克那样的大的传媒集团，有数以十家、百家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去年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中，我们就不会那么被动。但怎样才能把平台做大呢？我想，首要的就是要打破行业和地域的界限，这一点，现在似乎有点松动了，但总体而言，还是壁垒森严的，有实力的传媒集团要到外地去办报，或兼并不同的文化企业，依然困难重重。湖南的广电集团做得再大，它的影响也还是区域性的，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做到全国性了，靠的主要还是自身独特的政治资源。假如没有许多有影响力、有感召力的文化传播平台的建立，文化的声音就会被物质的声音、消费的声音所吞没。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许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国家间的文化较量才刚刚开始。文化内容的生产和文化平台的建立，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的链条，这个链条，一面连着大众消费，一面连着国家精神。但凡那些文化产业居于强势的国家，大众的文化素质普遍偏高，国家精神的传达也比较有效。因此，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物质输出的受挫，把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迫切性昭示出来了，它不仅是为了传达中国的声音，同时，它也是新的经济生长点，而且，这种经济生长所付出的资源代价是很小的。据专家统计，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超过430万个就业机会。在发出一种思想感召力的同时，也创造利润，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曾受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对此也不可轻忽。中国要真正崛起，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崛起，也需要有软实力的崛起，没有软实力的崛起，崛起就是不完全的。说到底，除了要让世界认识中国人的制造能量，也要让他们认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何以每一次中国发生大事件，都会在国际上引起那么多的误读、误解，因为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讲，中国还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更不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不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肯定就不理解这个人所拥有的文化，他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他肯定就不会消费你的文化，更不会对你的文化、你的民族表示出赞赏。误会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此之前，由于中国急于解决亿万百姓的吃饭问题，埋头于经济发展，并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占领国际消费市场，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人的误解，以为我们是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民族，如今，世界的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中国不能再无视这个问题，不能再扩大别国人对我们的误解，而是要及时通过一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传达中国人声音，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人在想些什么，中国人爱什么，恨什么。一种国际认同的建立，将帮助中国人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重新定位自己，同时也将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新的旅程，必须从这里开始。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拉杂的想法，从现象出发，从现状出发，思索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的命运，以及中国文化实力提升的可能性。我的声音是渺小的，但我依然愿意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我一直相信，文化的声音，文化人的声音，是柔弱的、小的声音，但小的声音去到人群中，就有可能成为大声音。很多知识分子都藐视自己的声音，慢慢的，这个团体的声音就弱下去了，甚至消失了，假若每个文化人都能发出声音，哪怕微小的声音，中国就会有希望。这也是我愿意接受“岭南大讲堂•文化论坛”的演讲邀约的本意所在。
谢谢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来听我的讲座，谢谢那些站着听讲的朋友！谢谢大家！
(该讲稿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