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小说写作的基本伦理

教师之友网

谢有顺：小说写作的基本伦理


南方都市报   



□谢有顺

在中国,自古以来是诗歌发达,小说不发达,小说和诗歌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这背后牵涉到中国文人对物质世界和俗世生活的基本态度。
小说是活着的历史
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当我们在探究、回忆、追溯一段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历史,往往是规律、事实和证据,但那一段历史当中的人以及人的生活往往是缺席的。小说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保存历史中最生动的、最有血肉的那一段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细节。
在这方面上,小说和诗歌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诗歌重性情、胸襟和旨趣的抒发,所以诗在中国是一种庄重的文体,而小说却是渺小的、不入流的小技和末流。
小说的“小”指的就是渺小,而“说”跟古代“喜悦”的“悦”是一个意思,小说的字面意思,就是小小的能让人家高兴起来的事物。诗歌没有义务去还原一个物质世界,它往往是不及物的写作,可以不对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或生活世界作具体的描绘。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达诗人的性情。比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读完这首诗,并不明白西湖是什么样子的。诗人要说的可能是西湖以外的东西。还有,你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读完之后,幽州台是什么样子的,你也无从得知。诗人重在表达和抒发他那个时期的心情、性情,并不重在还原和刻写一个生活世界、物质世界。
小说像诗歌这么写就不行了。小说的读者普遍会对你笔下所写的生活作必要的还原和追问。《红楼梦》里写到了大观园,读者自然就会对大观园进行一个又一个的考据,甚至做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还原。直到今天,“红学家”们都还在考证,这个大观园究竟是在北京、河北还是苏州。诸如此类的考证,表明读者对小说所写的物质真实是会计较的,他会通过物质还原的方式,来审核作家笔下的现实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读鲁迅的小说,他写了茴香豆,到绍兴的人,就会想吃一吃鲁迅所写的茴香豆。所以在小说中,你不能抽象地写茴香豆,你的描写必须是可以被还原、被现实生活所审核的,这是小说和诗歌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诗歌重在抒发个人的性情,而小说有一个物质的外壳,这是小说这种文体最基础的方面。
我们读历史著作时,会明白明代、清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和什么样的官品阶级,但我们很难通过历史学家的讲述,真正明白明清时代的人是怎样过日常生活的,他们穿什么衣服,唱什么戏,吃什么样的点心,用什么样的器物,等等,这些都是历史著作中难以读到的。因此,小说能补上历史著作中所匮乏的当时的生活脉络,生活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真实、丰满。有论者说,小说比历史更可靠,马克思就说,自己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要丰富得多。莫洛亚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也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去描写一个皇帝,皇帝的手又小又胖,像“又小又胖的手”这样的词汇,在历史文献里肯定是不会出现的,但它会出现在小说里面。小说就这样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肌理和脉络给补上了。为什么说诗歌比历史更永久、小说比历史更永久?因为文学可以保存历史的肉身部分。
今天我们写小说的人,也是在讲述这个时代,讲述这个时代的记忆和经验,这种讲述,其实也是在保存一个时代的肉身状态。一百年或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或许只剩下一些结论,或只剩下一些制度、规章及历史规律的演变,这个时代更细微的一些方面,肯定是由小说家来保存的。所以,小说的第一个层面,是对物质的还原、对生活的还原。
小说背后要有作者的性情
但在中国,小说一直是被藐视的文体。尽管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把小说当作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一个重要的文体。但在现代中国,在鲁迅开始写小说之前,中国小说一直还是不入流的文体。在那个年代,只有写诗才是摆得上台面的、才是高尚的事情。
很多人不明白,何以二十世纪的文学巅峰要以鲁迅为代表。这就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鲁迅是真正把中国的小说从一种渺小的文体壮大成重要文体的奠基者,在此之前,小说是没有多大的文体地位的。等鲁迅写完《呐喊》、《彷徨》中的二十五篇小说之后,小说才开始成为重要的文学样式,写文艺小说的人才开始多起来。到1925年后,有大量的人在写小说,鲁迅又不写小说,改写杂文了。所以,鲁迅很了不得,他成功地把一种文体变成最重要的文体之后,就不再写这种文体了,他又接着把杂文这种轻浅的文体给发展起来了。
其实,中国之所以重诗歌,不重小说,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我刚才说了,诗歌是用来表达“我”的性情、胸襟和旨趣的,而小说呢,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中国最早的小说脱胎于说书和话本,它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而从中国文人的观点看,一部文学作品,它必须要有一个作者自己开阔的胸襟、气象,才算是文学最高的境界。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说的都是别人的事,那就是不入流的,这是小说一直处于很低地位的隐秘原因。《红楼梦》的地位之所以会比其它几部名著要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红楼梦》带有诗性和自我表达的成分,它不完全是讲别人的故事,它也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这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不同的。《红楼梦》算得上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文人小说,它实在是作者的半自传性作品。
钱穆先生曾专门做过研究,他说中国古代那么多的文人和诗人,几乎都不写自传,也不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为何?传记文学是二十世纪才开始从西方传进来的,胡适先生写的《四十自述》,是比较早的自传性作品了。胡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到处劝人写自传,目的正是希望能为此给史家留下点有用的、真实的材料。但其中的多数人,都未及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就辞世了,为此,胡适一直“引为憾事”。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序言里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给文学开生路”云云,当然是和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了,但基本意思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作家都不太愿意写自传,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可是,为什么古代的文人不写自传,也不要别人给他写传记呢?
钱穆说,古人的诗歌就是他们的传记,所谓“诗传”。当我们读李白全集、杜甫全集,就能知道李白、杜甫他们喜欢什么,他交什么朋友,他的爱好、胸襟、旨趣是什么,他的追求和人生境界是什么。读他们的诗就可以想象他们的为人。这一点,读小说恐怕就不行。读了《红楼梦》,你也许可以了解曹雪芹的性情,但读《三国演义》你却未必能了解作者的真实心境。所以,小说家是需要传记的,但诗人不需要,他的诗歌就是他的传记。在中国文学的等级中,讲别人的故事并不是高明的写法,就是到现在,我们也要承认,最伟大的小说无不带有自传性质。那些伟大的小说,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带有作者的自传影子的。好的小说,同样也要说出作者这个人,所以,我们经常把那些伟大的小说称之为诗,说《红楼梦》是诗,《追忆逝水年华》是诗,这就表明小说的背后要有作者的性情。
小说创造物质世界,也在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的世界
小说在二十世纪后开始变得发达,这固然和现代分工细化、市民社会崛起、现代媒体兴起等原因有关,例如1905年以后,中国取消了科举制度,有很多人就都转过来写小说。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小说有自己独特的文体边界,它确实跟诗歌不同,它必须能真实地描写和还原一个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
但如果小说光具备这个方面,绝对称不上是好的小说。除了物质的还原,小说还必须是精神的容器。说到底,小说还要解释世道人心、探索人性、为人类的精神作证,这是小说深度方面的区别。从这种小说观念出发,你就能看出张爱玲和苏青的区别。在俗世生活方面,张爱玲写得细腻,但苏青也写得很细腻。苏青为什么不如张爱玲?就在于张爱玲在俗世生活的描写后面,还建立起了她对人性、世界的基本看法,看起来她写的是物质和俗世,但背后有精神的探索、心灵的跋涉,这些是小说更内在的一面。所以,好的小说,里面看起来是物质的东西,也可能藏着作者很深的思想。譬如说,像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和地洞,鲁迅笔下的未庄,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你说这些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大观园、城堡、未庄、边城可能是一个物质世界,但同时也是一个精神世界——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把他笔下的物质世界精神化,使它们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容器。
所以昆德拉把小说家分成三种,第一种小说家是在复制这个世界,比如像巴尔扎克这种,确实能很精微地复制属于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世界；第二种是解释这个世界,像法国的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他们在不断地解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最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是第三种,他们是把一个世界创造出来,他不仅是在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也是在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世界。刚才所说的小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对物质的还原,一是对精神的探索,好的小说写作,无一不是这两者的综合——小说必须有结实的物质外壳和对生活世界的描绘,同时也必须是精神的容器,能够装下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所想、所期待和盼望的。
因此,好小说必须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我读小说,喜欢那些生机勃勃的对物质世界的描绘,同时也喜欢在这个世界背后看到那条长长的精神探索的影子。好的小说都是以实写虚的。像《红楼梦》,它的每一个细节、场面、人物关系,都是可以落实的,但是当你看完整部《红楼梦》之后,会觉得它不仅有实在的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有非常虚的精神生活的描述。从实到虚,这是伟大的小说所共有的一个特点。《红楼梦》之所以比《金瓶梅》伟大,就因为《金瓶梅》太实了,没有多少超越的成分,而《红楼梦》是从最实的地方开始,一直写到了一个巨大的虚,它确实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综合。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文学的常道》、《从密室到旷野》等。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