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写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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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写作的意义

来源：文学报  

    “在我周围有为数不少的与我相近的写作者，他们写作是为了寻求精神的寄托所，找一个能倾诉心声和放飞心灵的渠道。他们的功利色彩很淡，自娱成分则很浓。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一个小不起眼却又惹人注目的‘文学部落’。”近日，兴化作家谷怀获得首届“惠生·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而在他身后，还有许多未曾获奖但坚持创作的同道者。与他同获这一奖项的作家顾坚也表示：“兴化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始终有一批业余的自由创作者，他们或是教师，或为官员，身份各异，但对文学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热爱和使命感。”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的颁发，引起各方对基层地方写作者的关注。
　　“兴化基层的写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商人、下岗职工、养殖户、自由职业者等，他们都是业余写作，牺牲休息，经常熬夜，还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身为兴化市作协主席的谷怀告诉记者。相对于悠游在传统写作中的职业作家或市场风口浪尖的文学弄潮儿而言，基层写作者面临更大的写作困境：“就写作来说，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用于写作的时间较少，二是缺少专门写作技巧的指导及名家或批评家的关注；三是通往文学期刊的道路并不顺畅。但地方写作意义非凡，从整体上来说，地方写作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和思想状态的记录，也是民俗民情的记录，对营造地方文学创作氛围至关重要。”谷怀说。
　　“施耐庵文学奖设立特别奖，就是要鼓励地方写作者，写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写日常言谈的方言和语言，写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经验，把文化、生活和地方的独特性记载下来。”评论家汪政说。在他看来，地方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坚持地方，而不是要向大文学靠拢。而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的设立，便是意在突出地方写作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方多风格多方言多地域文化相区别的国度，而且向来有地方修史的传统。在古代中国，地方志、家谱、日记、笔记等写作都是传统，蔚为大观。从朝廷退隐的官员、秀才和进士等都是地方写作的主力军。他们对记录地方历史、记录地方、记录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性格，包括风物地理、历史掌故，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以往的大历史往往掩盖或整合了他们的价值，使得这些广大的地方写作者淹没无闻。他们是一群无名的写作者，是‘牺牲’的写作者。他们‘牺牲’了自己一生的才华、生命和时间，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文化越来越融合、越来越趋同的今天，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从生态意义上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汪政说，“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掌声送给那些获得大奖的作家，但对这些更广大的无名的写作者，也应表达充分的敬意。”
　　谷怀和顾坚获得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为基层写作者树立了一个可供琢磨和借鉴学习的榜样。而如何立足地方，超越地方，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我的写作成功对他们是一种鼓励。但兴化本土作者的写作对象常常就是家乡，只是家乡，而这一点限制了他们的写作格局和高度，写作不是为一方土地写作，而要具有普遍意义，要有全国视野和世界视野，才能写得大，写得有气魄，才有正当出版的可能，才能拥有广阔的受众，因而才是成功的写作。”顾坚说。
　　评论家费振钟表示，“地方写作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泰州刘仁前的《香河》出版后，获得较大反响，于是就有一批作者不自觉地重复这部作品，这是文化视野比较局限所致。地方写作的作者需要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如果没有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地方写作就会受到局限。如何走出地方，并不是说不写兴化，不写乡土，还是一个如何处理地方经验的问题。地方写作者需要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这是兴化作者、包括其他地方写作者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