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化影响与空间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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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文化影响与空间的文化差异

2011年12月19日来源：文艺报 刘金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批评界标举文化批判的大旗，以超越文学艺术审美属性的姿态进行着富有新意的探索。作为广义的文艺学学科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调整与演化自然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变化。树立宏大的文化视野，这种研究思路实际上也可视为同样新颖的审美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策略。因此，文化视界与审美心理就不再是相互疏离的两个对象，在当下的文学研究语境中，它们日趋成为相互缠绕、互为印证的两个概念。
　　张政文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以文化视角观照文学艺术首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基点，而这恰恰成为当今许多文化批评者的盲点。我们经常看到不少探讨分析文本内外的文化意蕴与得失的意见，观点可谓尖锐，论说也很有声色，但又不免使人觉得缺少支撑论点的足够根基。这里所谓的根基主要并不指逻辑，而是指文化依据，它表现为历史的文化影响与空间的文化差异。显然，缺少一个坚实的文化立足点而盲目立论，与脱离自己的文化传承与民族个性有直接关联。研究者自然应该克服个体文化语境的拘囿，但这仅是就端正文化价值观而言，并不适合于从事文化研究的全过程。实际上，任何一个研究个体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从而也就关联着与这一特定对象相符的文化资源，而即使面对同一对象，研究者也无权任意更换对象所属的文化背景。由此看来，文化基点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侧面——研究者所立身其间、浸润其中的文化时空与研究对象所依附的文化特质。其中，反思自己的文化所属、辨明对象的文化归依正是文化心理的题中之义。因此，对于从事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者而言，笼统的文化视角并不能有效地支撑其话语活动，而文化心理的比较眼光就更具有一种研究观念与方法上的指导力。具体到艺术研究领域，不同民族不同时空中的艺术产品不仅形态各异而且负载着不同的文化信息。作为破译者，艺术研究主体同样身在文化规约之下，他的全部破译工作无不指向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焦点。如果能够以清醒的认知去靠近对象，就能较为准确地解释它；反之，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文化立场或者放弃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基点，那么，对象身上所蕴含的丰厚内涵也就无从把握。张政文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以西学眼光看待中国民族艺术，十分到位地厘清对象的审美内涵，自然别具一格。作者自身的文化学养实际上正是解读中西方文学艺术的重要思想与情感资源。由此不难推断，一个失去了自身文化依托的研究者正如一个无根的人，不仅容易陷入“失语”的困境，也将时时面对观念游移不定的尴尬。
　　《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对进入视野的文化结构进行合理的分析，为言说对象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定位与评判。中西方文化结构与功能都有不同表征，通过语言符号与艺术文本返回到文化自身，这一方面是印证文化内涵的工作，一方面更是借助文化内涵对艺术品进行评断的努力。艺术——文化——艺术，这一过程理应是艺术的文化研究所遵循的路径。这里，文化既是方法意义上的中介，又是价值层面上的尺度。审美心理学的对象及其内涵自然也无意自行拘囿在一个纯然的艺术天地之中，作为一种融美学、心理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于一炉的跨学科研究，审美心理学正为文学艺术的文化研究开辟足够的空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边缘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也为文化研究者提供了评判对象得失的一个可靠标尺。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研究天然地具有比较文化的优势，而依靠详尽的材料与日渐规范的体系所描绘出的跨文化研究的学科图式也将不断确立起文化研究者所亟需的世界文化坐标系。这样，富有学理意义的文化价值判断才成为可能，这自然是文化研究与审美心理学互通声气、相互阐发的良好结果。再来反观当下的文化批评与研究，不少人所缺乏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价值观。也许，百年来追逐现代文明的国人业已形成了一个自觉疏离传统的新的“五四式传统”。在这一情结规约下，不仅自己置身其间的文化环境失去了必要的秩序，而且用来衡量对象的眼光也变得游移不定。当然，新世纪初的文化批评困境自有其新的特点，其中既有“新学”膨胀的恶果，也有急于返回传统怀抱的一相情愿的妄谵。实际上，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文学科的新掘进已经提供了客观审视文化差异的某种可能。《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至少从文化比较的视角已付诸实践并取得实绩，并提示业界只要立意在文化反省与鉴别上下功夫，就不难靠近学理，远离虚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以西方从科学理念出发评判中国传统艺术，显然难以看出后者立于美善之间的艺术价值，也就不能准确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中对真善美的独特整合意义。反之，以中国注重人间情趣与伦理教化的艺术理想去观照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彼岸意识与哲理关怀，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后者所包孕的独特文化内涵。这仅是对中西文化所作的十分简括的宏观比较，如果具体而微地深入到每一文化个体的内在结构，那些被大而化之的差异与特质就将更加凸显，从而为价值评判带来更充分也更为复杂的事实材料。可见，缺乏科学内涵的价值评判只能满足主体意志的需要或文化启蒙时代的历史呼声，但这已不是学理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只能被视为某种历史冲动而已。
　　自然，人文学科的特点也为某些偏离科学精神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庇佑。因为既然涉及到价值评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便不免遭受怀疑。而正是在这一怀疑中，偏激的文化研究者一再采取着各式各样的激烈态度，这也许是梦想文化母体早日更生的所有的人文学者共同的困境。然而，要想使自己的文化建设的努力真正持久而有效，也许终究无法脱离扎扎实实的学术实践。《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表明，只有构筑在坚实的知识根基上的思想大厦才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文化比较研究为宏大的文化视野填充了一部分重要空间。
　　(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