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中教师的精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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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中教师的精英期待
2011年07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维娜

中国教育改革在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以各种外力敦促教师开展学习、接受培训。教师在完善自身、适应教改的同时，激发了胜人一筹、实现自我的信心与渴望，其中，教师的迁徙与流动成为教育改革中集体性生产的方式之一。


多元生产链


教师的迁徙和流动是为自己或子女迈向精英之路作可能铺垫。教师实现向上流动除了动用外铄资本外，也需要自身的内存资本，比如，教师或者在学科教学中取得令人信服的业绩（升学率是关键指标），或者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高于一般教师，或者在各类赛课和评课中表现出色等。教师在实现迁徙的历程中，形成了教师群体精英期待多元生产链：一条是逐级递升型生产链，譬如农村教师先从村属学校到乡镇学校，再从乡镇学校到城属（县级）学校，最后从城属学校到市属学校；一条是跨越型生产链，即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校直接“逾越”到顶级城市的王牌学校；一条是脱沟型生产链，即从具体的教学岗位上走出去，成为教育研究者或行政管理者。


理与情的纠结


教师总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达成向上“走”的精英期待。然而，在教育改革历经这么多年后，读书向上流动的“致富神话”已经被打破，这使我们担忧：教师实现向上流动的精英期待是否也有发生诸多异变的可能？这种异变或许更多导致的是精神、心理、情感的变化，此种悄无声息的变化恰恰更令人担忧。不管教师实现向上流动的方式是什么，教师在此过程中实际上经历的是理与情的拉锯式交锋。在偏于理的行为选择中，因各种缘由，教师需要实现有利于自我的效用生产；在偏于情的行为选择中，教师又对即将离开的学校存有或多或少的眷念。整个教师群体在这种情与理的纠结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分化与分流。与此同时，不得不继续或始终“留”下的教师群体，其内心世界与精神面貌又会发生诸多不易察觉的变化，譬如认命心态、应付心理、缺少改革热情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教育改革的全局。可以说，在中国教育改革中，这种情与理的纠结，几乎贯穿30年的始终，只是在教育改革前期，这类现象与结局彰显得尚不明晰，随着改革的愈加深入，处于深层的诸多问题也就随之浮出水面。


不只是待遇和利益


教育改革中的精英期待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成为精英的自我期待；二是社会对于精英的期待。两种期待相遇，形成中国教育改革的精英情结，其中，第一种期待对教师队伍影响深刻。教师向“上流”或 “上走”，最基本的影响因子当然与利益相关：工资福利水平、生活环境、子女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等。但是，在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即使有优厚的待遇，即使没有子女就学的“后顾之忧”，为何还是难以吸引优秀的师资？或者说，如果利益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如像英联邦国家那样，以与中心城市如英国伦敦的距离作为确定教师待遇的标准，距离越远，待遇越高，是否就能完全破解教师“上走”的难题？答案可能并不乐观，否则就低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

根据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当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利益对人的行动的作用力便趋于减弱。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中人的行为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教师作为文化的主要承载主体之一，其向“上流”行为与文化传统中的“名”的关系十分密切。自孔子始，“名”与“正名”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情愫。虽然“名分”相联，有“名”便有“分”，有了名，诸多利益可能接踵而至，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即使没有“分”，“徒有虚名”，似乎也至关重要。教师向“上流”并不总是“高就”，到更好的城市或学校工作，有时反而意味着生活条件和质量的降低，但即便这样，教师也是趋之若鹜。重要原因在于，好的城市或学校，如同门第的“名”，与社会认同、个人心理感受相关，更与个人的发展机遇相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里的“低”与“高”，对教师来说不只是待遇和利益，更多的还有所谓“名”，它构成教师群体的情结。这种权衡，表现出以文化为本位的“中”的智慧：虽然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在改革中往往处于某种不平衡之中，但有“名”终究会有“分”，至少在教师“走”与“留”的精英期待的观念和信念中如此。

在教师“走”与“留”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总体上师资力量强弱对比格局，即在大、中城市师资队伍越来越趋强，农村师资队伍整体薄弱。虽然国家、地方都在出台诸多相应政策，破解师资“走”与“留”的格局和难题，如教师支教、定期交流，激励大学生、研究生到边远地区教学等，但师资配置中优势地区的聚集效应和贫困边远地区的弱势效应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作者单位：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