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掌门人 幽兰满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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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掌门人 幽兰满庭香西泠印社六任社长印象
2011年07月14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佩智

赵朴初——情系印社拳拳心

1979年在西泠印社成立75周年大会上，经社长沙孟海提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应邀担任名誉社长。赵朴初先生十分关心西泠印社的建设和发展，对西泠印社无论大事小事总是有求必应。1993年，在西泠印社成立90周年庆典大会上，赵朴初被选举为第五任社长。

赵朴初（1907—2000），字荣续，别署开翁，安徽太湖人。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勤于文史哲研究，古典词赋造诣极深。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

在西泠印社90周年庆典大会上当选为社长的赵朴初，因公务繁忙难以分身前来，特赋诗一首：“长我三岁西泠社，我未及见诸长者。每到孤山意怆然，不思缶翁思秋白。秋白不为浙皖拘，心观无常行菩萨。迈古腾今思不群，游刃恢恢念天下。应知印人有异才，当因其小观其大。风流儒雅有传人，九十年来印学兴。毕竟丁吴功业在，护持文艺重西泠。”（瞿秋白，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赵朴初的表兄，印章刻得很好）他以博大的胸襟，提出篆刻艺术应有的时代内涵和创作方向。

1996年，赵朴初得知因故停刊的《西泠艺丛》即将复刊，欣然应允担任顾问，修书致贺，并“寄来5000元，以助复刊之费”。1997年，西泠印社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时，他亲自上书力荐，印学博物馆兴建落成后，他欣然题写了馆名。中国印学博物馆开馆之日，他专门发来贺电，语重心长地指出，印学博物馆的建成，“对弘扬我悠久深厚传统文化、促进我金石篆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站在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大门前，睹物思人，可以说没有赵朴初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印学博物馆。

1998年金秋，西泠印社成立95周年时，再次当选为社长的赵朴初因病不能前来，特撰长联与同人共贺：“百千万里风举云腾石鼓堪歌喜凭印学心相印；九十五年灯传踵接斯文未坠结集孤山德不孤。”表达了他心系印社的拳拳之心，对西泠印社的未来寄予殷切厚望。

在赵朴初社长的关怀下，西泠印社的事业蒸蒸日上，社会影响力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启功——再续百年新辉煌

1979年秋，应社长沙孟海之邀，启功前来杭州参加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纪念大会，并被理事会选举为副社长。2002年10月，在西泠印社六届五次理事会上，启功被选举为社长。2003年金秋，西泠印社百年大庆，众望所归，他再次当选为社长。启功从与西泠印社结缘，到2005年驾鹤西去，前后27年，他与西泠印社的关系从未间断。

启功（1912—2005），姓爱新觉罗，字元白、元伯，满族正黄旗人。早年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长期从事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的教学与研究，对红学、佛学等亦有精深研究，学识渊博，涉猎宽广。他的书法、绘画、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还是我国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鉴定专家，对古代书画、碑帖的鉴定尤为专精，可谓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他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

启功多次来印社视察和指导工作，有关的人文掌故，他娴熟于心，凡社中所求，他皆尽力为之。他与印社同人交往密切，待人和蔼可亲，乐观豁达。凡有请他挥毫或题署、作序，亦尽量满足。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受其泽润者无数。1986年，他来印社视察社报《西泠艺报》，对办报方针表示赞赏，并赋诗勉励：“湖山胜慨首西泠，石好金佳备艺能。岂独越中增纸价，寰区同与播芳馨。”后来，他多次提及《西泠艺报》，说“每一期我都看”。1987年3月，由启功领队的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来杭鉴定古书画作品近3个月，其中对印社所珍藏的古书画、历代古玺印与明清流派印章进行全面审核、鉴定。启功对印社参与的重大社会活动比较关注，如迎接香港回归、西泠印社百年华诞等，他都认真听取汇报，并参与谋划。

启功认为“书法、篆刻都是中国传统艺术，要尊重传统，懂得规矩，同时也要培养独立见解”。西泠印社应当以“印学是本”，进一步巩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理念，西泠印社继往开来，提出了新百年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发挥和整合学术资源优势，保持和提高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水准，凝聚“高精尖”人才队伍，全力建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中长期发展蓝图，从而全面带动西泠印社多方位的发展，扩大在海内外的影响。

如今，由启功社长题写的“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巨石碑刻置放在印社石坊前，如一盏明灯，指引后人不断攀登印学的高峰。

（作者系西泠印社理事、社务委员会文物管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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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西泠 守望“精神孤岛”——访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　梁婷
今日西泠
　　陈振濂
　　号颐斋，原籍浙江鄞县，1956年2月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师承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大师。1993年起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调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艺术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振濂同时以创作、理论、教育三方面的开创性成果享誉当代。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书画篆刻品鉴》、《日本现代书法大典》、《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等。
　　有“天下第一名社”美誉的西泠印社已有107年历史，一直以来，它都为延续传统文化香火而默默耕耘，与烦嚣的都市生活鲜有“交集”。但最近，饶宗颐成为其第七任社长的新闻却将这个低调的文人社团拉入人们的眼帘。
　　为何第七届社长的位置空缺了这么多年？饶公担任社长会履行什么职责？在新时代西泠印社如何发展？记者昨日连线采访了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请他对读者好奇的问题一一释疑。
　　饶公当选：空缺六年为等君
　　自启功先生2005年逝世后，西泠印社社长之职一直空缺至今。为此，杭州市和西泠印社多方征求意见，寻找合适人选，最终虚席以待饶宗颐。
　　“之所以空缺这么多年，是因为社员们对社长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能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所以在有成熟的机会出现前，我们宁缺毋滥。”陈振濂说。他介绍，要成为西泠印社的社长必须满足三点条件：第一是艺术大师(书、画、印方面)，第二是学术泰斗(有理论著述)，第三是文化名人，也就是必须要有社会影响。以往几届的社长如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书法界以外。“这样的人来当社长，才能反映出西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以刻章为业的社团组织。”
　　事实上，社长缺位在西泠印社史上并不鲜见，在西泠走过的107年里，有近半时间社长之位空缺。每一次空缺之后的选择，都给西泠印社带来新的飞跃。
　　“早在几年前我们的理事就提出请饶公担任我们的社长，我们也与饶公接洽过几次。”陈振濂说，“西泠印社之前的几任社长如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等都与饶公私交甚笃，饶公对西泠印社并不陌生，他也清楚西泠印社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因此今年10月，西泠印社派专人前往香港拜访，饶老欣然接受提名。
　　但也有人关心饶公的身体状况。饶公已是95岁高龄，他担任社长或许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对此，陈振濂解释，是否参与管理社务，他们会遵从饶公的意愿。“饶公也跟我们说：‘我年纪大了，需要仰仗各位。’这也是事实，如果他不希望被社务牵绊精力，我们一定会尊重他的意见。但他毕竟是我们全体社员心中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果他愿意过问社里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非常大的鼓舞。我们希望饶公的到来能为我们树起一杆学界的标杆，但我们绝非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象征’。”
　　他还表示，由于西泠印社内部已经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机制，因此社团的日常运作并不会因为饶公当选而发生改变。
　　新时代发展：愿做“精神孤岛”
　　西泠印社成立于清代末年的1904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混乱，并且正是西学涌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创立者完全出于一种非功利的目的，创立了西泠印社，来关心这些当时被看作是迂腐不堪的金石篆刻。在那时，他们的价值观是与众不同的，做的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工作。”陈振濂说。而经过一代代掌门人的传承与发展，西泠印社精神实质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陈振濂将其总结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陈振濂认为，这一百多年来，兼通书、画、篆刻综合型的人才越来越少。现在由于分科教育，书、画、印分家，而他们大多数又都不懂中国古典文学。在这样的情形下，西泠印社承担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它还在不断提倡诗、书、画、印一体化。“这样的综合型人才，目前包括高校、美协、书协，都很难来完成培养。西泠印社不直接培养人才，但它在倡导这样一种理念，来引导艺术人才往这个方向发展。”
　　在新时代之下，人们与传统文化的隔阂越来越大，西泠印社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也策划了一些时尚的活动，比如奥运期间的篆刻海选、世博会期间的孤山文化行等，这让西泠印社的社会关注度急速提升。“但我们并不是要降低西泠的门槛。相反，这种形式只是我们根据时代特点所寻求的方式，其目的还是传播我们的文化坚守。这个时代太功利，太烦嚣，而西泠印社依然保持一种超脱，保持着孤岛一样的精神。我们也为能成为‘精神孤岛’而自豪。”陈振濂表示。
　　据了解，创立百余年来，西泠印社至今仍上承“西泠八家”的余绪，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之宗旨，延续着创社以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逢五逢十周年庆典和社员不定期聚会的社团运行模式。在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现代文化环境下，依然生动完好地保存着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文化形态。
　　队伍壮大：宁缺毋滥
　　陈振濂表示，目前西泠印社的会员只有420余名，分布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基本囊括了海内外金石篆刻界的中坚力量，承载着当代金石篆刻艺术传承发展的重任。它也是国内少数会吸收海外会员的艺术团体。目前大陆的会员有300多位。
　　虽然“420”这个数字跟国内其他“国字号”艺术团体相比，已经是“少数派”，但陈振濂表示，这还是近年来发展壮大的结果。据了解，西泠印社历史上一直遵循由社员推荐入社的原则，因此能进入西泠印社往往意味着你的印刻水准受学界认可，这也成为西泠印社维持高学术水准的根基。但这种推荐制也存在弊端：它造成了有才之人难被发掘、本身社员青黄不接的局面。因此从2005年开始，西泠印社开始推广考试纳贤制度吸收年轻会员。
　　陈振濂表示，这些针对年轻人的考试既要考创作能力，也要考文化知识。“虽说是壮大队伍，但我们的发展是有序的、高标准的，每年吸收的新会员只有10－20个。我们对会员甄选的原则依然是‘宁缺毋滥’。而针对中老年名家，我们依然以推荐入会为主。”陈振濂说。
　　西泠印社记
　　吴昌硕
　　西泠山水清淑，人多才艺，书画之外，以篆刻名者丁钝丁至赵数十馀人，流风馀韵，被于来叶，言印学者，至今西泠尤盛。同人结社，并立石勒钝丁、悲盦诸先生像，为景仰观摩之所，名曰(西泠印社)。社地与梅屿、柏堂近，风景幽绝。集资规画，创于甲辰，成于癸丑。堂舍花木，宜。于是丁君辅之、王君维季、吴君石潜、叶君品三，修启立约，招揽同志，入社者日益众。于甲寅九月开社，彬彬秩秩，觞咏流连，洵雅集盛事也。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有官印、私印之别。刓玉笵金，间以犀角象齿。逮元时始有花乳石之制，各以意奏刀，而派亦遂分。钝丁诸人，尤为浙派领袖。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由来矣。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入其中如探龙藏，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之概。尝观古人之印，用以昭信，故日印信。上而诏令文移，下至契约笺牍，罔不重之。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色，无印，辄疑为伪。印之与书画，固相辅而行者也。书画既有社，印社之设，又曷可少哉。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同人谬重予，社既成，予备员曷敢长诸君(社)子，惟与诸君子商略山水间，得以进德修为，不仅以印人终焉，是则予之私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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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天地大观入吾眼
2007年10月09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饶宗颐     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我们沿着香港大学陡峭的梯级到达饶宗颐学术馆。拾级而上的过程恰好与我们拜访饶宗颐先生的心路合拍：晚生后辈如我们，正是满怀虔敬，去与位于高处的饶宗颐先生对话。在我们看来，饶宗颐先生这位国学大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也正是需要攀登方能到达的高山——     他在经学、宗教学、佛学、文学、词学、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取得极高成就；     他在诗词、书法、绘画、音乐诸领域均有极高造诣；     他精通六国语言，著作逾千万言……     所以我们提前三个小时来赴与饶宗颐先生的约会。整整三个小时，我们沉浸在饶宗颐学术馆里，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先生的点点滴滴。在饶宗颐学术馆研究主任郑炜明、助理研究主任林凯欣、行政助理高敏仪的帮助下，我们参观正在展出的饶宗颐先生书画作品，捧读有关先生的学术文献，走进选堂书库的书海。我们只是想尽最大努力走近先生。     在女儿饶清芬的陪伴下，饶宗颐先生悄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袭唐装让年近九旬的先生分外精神。     说名解字：十方真定是前身     我们首先从饶宗颐先生的名号谈起。他解释说，父亲为自己命名宗颐，取字伯濂，是希望他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说到这里，先生还说了一段与自己名字有关的故事。他说，自己童稚之年就攻经史，特别喜好释氏书，几十年来几乎天天与三藏结缘。他曾经在法国巴黎研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并曾撰写有关的论文。１９８１年秋，饶宗颐先生在山西太原时，梦见有人说起该卷。不久，他就在大同华严寺看到了该卷的龙藏本，其卷首序题为“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在《百丈清规》卷八也写有“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元普度所编的《庐山莲宗宝鉴》中慈觉禅师字作宗颐，他曾迎母于长芦寺，制《劝孝文》。饶宗颐先生检索《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宗颐著《劝孝文》，这才知道是同一个人。他大为感叹，并治印一方：“十方真定是前身”。     让人称奇的是，先生宗颐二字与日本也颇有渊源。先生曾为日本二玄社编《敦煌书法丛刊》，后来知道日本大德寺住持乃养叟宗颐，与自己同名。他不禁感叹道：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     饶宗颐先生又以选堂为字。我们向先生请教有何深意。先生解释道，自己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昭明文选》，后来曾经讲授此书３０年。中年以来再度执著绘画，又以元人为依归，特别喜欢钱选。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这样的句子：“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的说法，是道教徒的创世纪遗说，意思是说洪水过后，人类的种民只剩下了伏羲，就像西方所说的诺亚。饶先生说，他用选堂，可理解为学有三变。     家学渊源：因缘际会出大师     饶宗颐先生１９１７年生于广东潮安县城，其家族为潮州首富，在当地的影响很大。身为长子的饶宗颐为何没有按照世俗惯例继承家业投身商海，而是走上了漫漫治学路？饶先生解释说，他本来应该经商，但他的兴趣不在商，而在学问。饶先生的父亲饶锷既是商业巨子，同时也是大学者、南社成员，著有《王右军年谱》、《〈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等，并且古文、辞赋、骈文都非常好。饶家还有十万册藏书聚于啸天楼，《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大型书籍均有收藏。他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等数量达千种。饶先生年幼时家境十分优越，因此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遨游书海。他说，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未必有他六七岁时看到的东西多。     父亲对饶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举例说，父亲的《王右军年谱》让他喜欢上了书法；《〈佛国记〉疏证》，播下了与印度的因缘，他后来去印度问学即与此有关。父亲从小就训练饶宗颐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１６岁时，饶宗颐颇有陶潜风格的咏优昙花诗就引起了轰动。父亲对饶宗颐影响最甚者，当数其编著的《潮州艺文志》。饶先生的父亲不到５０就去世了，他编著的《潮州艺文志》尚未完工，饶先生以１５岁的少小年纪毅然接手，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后来《岭南大学学报》特别推出两期专号发表《潮州艺文志》，产生了广泛影响，饶先生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从此，广阔的学术道路在饶宗颐面前打开。中山大学校长邹鲁邀请他到该校广东通志馆担任纂修，承担《广东通志·艺文录》的工作。当年广东通志馆收藏的地方通志在全国排第二位，饶先生在那里不仅学到了艺文，也学到了地理。此后一个时期，饶先生侧重从地方志入手，开展对地方古地理的研究。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山大学于１９３８年决定搬到云南，邀请饶宗颐先生去做研究员。这对初中没有毕业的饶先生来说，很不容易。但是由于汕头沦陷，阻断了去云南的路程，饶先生只好绕道香港。他从梅县经惠州，徒步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到香港，沿路还不忘畲民研究。由于得了严重的疟疾，骨瘦如柴，很多亲戚朋友劝他留在香港。饶先生与香港的因缘由此拉开。从此，饶宗颐以香港为家，游学四海，放眼世界，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国学大师。     机会在等待初到香港的饶宗颐。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知道饶先生到香港后，邀请他帮忙编《中山大辞典》，具体编写古籍篇名提要。这项工作为饶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王云五还请他编八角号码，用来查甲骨文、金文。这又给饶先生打下了甲骨文、金文的基础。叶恭绰邀请饶先生编《全清词钞》，这又加深了他的词学修养。     我们笑言，怎么这么多好事情都被您赶上了？饶先生拿出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因缘。他说，他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而他没有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要做学问。他说：“很多的因缘围绕着我，我确实比较幸运，但也说明我有做这些事情的条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因缘的。”     治学冶艺：文章浩气起太初     饶宗颐先生说，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他做学问的方法不同，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饶先生何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他对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这使得各个领域能够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     饶先生自己认为，他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先生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饶宗颐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这可以用饶先生与顾颉刚先生之间的一段故事来做生动的证明。他曾经参加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古史地方面进行了自己的研究，这就引起了顾颉刚的重视。当时顾颉刚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饶先生为此作了很多扎实的准备工作。后来日本入侵，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有些材料也在抗战期间遗失。有趣的是，抗战胜利以后，饶宗颐的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较草率，尤其是辨伪方法不成熟，有些提法不准确，所以《古史辨》第八册他就没继续编下去。他也因此成了顾先生的“叛徒”。     饶先生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是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在评论饶先生时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先生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就是严格要求自己。饶先生说，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写的时候年方二十，可５０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文艺复兴：反求诸己正当时     ２００１年，饶宗颐先生在北京大学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问饶先生提出文艺复兴的依据何在？他解释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希腊文化的重新整理，带动整个欧洲的文化。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土文献的极大丰富，２１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因此他充满信心地预言，２１世纪将是我们国家文艺复兴的时代。”     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呢？饶先生的设想是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含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意义重大。但经学的重建，又有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它不仅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经学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重新做一次总的检讨。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且有长远意义的人智学。     那么，经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饶先生认为，经书对推进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经学的重建，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汉书·艺文志》把《乐》列在前面，乐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领先的时代，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     饶先生把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和整理，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来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饶先生对这方面的工作显得十分急迫。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国家的一个环节，在全球性的总的考察下，中国的考古、古文明研究，和世界分不开，如果自己不做，将有别人“越厨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奋起直追。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要跟上，“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好好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不必要。我们的价值判断应该建立在“自觉”、“自尊”、“自信”的基础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为目标，去完成我们的任务。饶先生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记者：康伟 彭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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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一生好学终成通儒

2009年04月23日 来源：深圳商报

    ２００１年深圳读书月首开读书论坛，饶宗颐作为第一个嘉宾来深演讲《中国学术与人文传统》。

　　饶宗颐：十年书情相系
　　4月20日，云开日出，春光明媚。在香港跑马地英皇骏景酒店，93岁高龄的饶宗颐教授兴致勃勃地为深圳读书月题写贺词：“书香十年”。
　　今年11月是深圳第十届读书月，组委会为此推出“读书月历届重要嘉宾系列回访”活动，饶宗颐教授是第一位受访嘉宾。本报记者随读书月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尹昌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何春华拜访了饶宗颐教授。饶先生步履稳健、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身着暗红色对襟长袍，因为感冒初愈，还围着条围巾。尹昌龙、何春华向他说明来意，饶先生十分高兴地说：“2001年深圳读书月首开读书论坛，我作为第一个嘉宾演讲《中国学术与人文传统》，那时我还兼深圳大学教授，因此获得这个机会。转眼间深圳读书月已办了10届。再过两天是世界读书日，是所有读书人的节日，我祝贺各位读书人，希望大家把读书的事业继续下去。”
　　饶先生的话语朴实中透出凝重。读书确是一种事业，它是读书人的事业，又是社会公益事业，深圳读书月就是最好的注解。深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2000年，深圳率先在全国推出读书月活动，10年以来不断推进，掀起一波又一波读书高潮。如今，读书月不仅成为深圳市民普遍认可的文化品牌，在全国也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全国各地的读书月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编者按】
　　深圳读书月即将走过十年历程。十年之中，先后近百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登上读书月论坛，带来醇厚书香。恰逢“4·２3世界读书日”，今年的深圳读书月在这个日子里提前启动5项主题活动，首要一项即为“深圳读书月历届重要嘉宾系列回访”。
　　此次系列回访活动计划对十年当中参加过深圳读书月的国内外重要专家学者进行寻访，从4月一直持续到11月，与读者们一起重温大家的声音，探寻他们在深圳参与读书月活动台前幕后的故事和记忆，倾听他们对深圳读书月第二个“十年”的肺腑建言。
　　“文化广场”今日首推深圳读书月特别顾问和深圳读书论坛嘉宾、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专访。其他访谈也将陆续刊出。
　　结缘深圳十年不断
　　尹昌龙代表读书月组委会感谢饶宗颐教授对深圳读书月活动的支持，他说，饶先生与深圳有缘，这也是深圳市民和普通读者的福分。他还转达了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对饶先生的问候。
　　今年1月16日，“我与敦煌——饶宗颐敦煌学艺展”在深圳美术馆开幕，展览由深圳市文化局、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共同主办。93岁的饶宗颐教授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展览，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庄礼祥和深圳市老领导李海东、李友烈等出席开幕式。更让饶先生高兴的是，展览还吸引了大批深圳学者专家和普通市民，他们慕名而来一睹大师风采。
　　此次展览全面展示饶宗颐教授在敦煌学方面的学术、艺术成就，共展出饶宗颐教授敦煌彩绘、敦煌白描、敦煌风光、敦煌写经、敦煌木简残纸等80余幅书画作品，件件文气厚重、意蕴非凡。为表示对深圳各界的感谢，饶先生特别把其中两幅作品捐赠给深圳市永久收藏。
　　王京生专门为展览撰写序言，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首届深圳读书论坛便邀请到饶宗颐教授作开幕演讲，饶宗颐教授此次在深圳举办敦煌学艺展，这将进一步促进深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全面加强深港合作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
　　深港本是一家，饶宗颐教授与深圳的缘分同样深厚。深圳大学创办之初，即聘请他为名誉教授。
　　2001年11月10日，深圳读书月首开读书论坛，饶宗颐教授作为首位嘉宾，莅深演讲《中国学术与人文传统》，400多位深圳市民第一次目睹大师风采，聆听大师声音，受益匪浅，如沐春风。
　　饶先生对中国研究之精深，从那次演讲中可见一斑。饶先生认为，欧洲讲人文传统，是在人的发现之后。中国的人文传统可追溯到一个“文”字，比西方要早一千年。他说，中国人很早就建立起伦理观念，开始对祖先的祭祀，中国文化靠祖先观念维系，形成一个圈子，几千年延续不断。但糟糕的是，这也阻碍了我们同别的宗教、别的文化来打交道。
　　饶先生说，把“人文”二字倒过来就是“文人”，周代铜器里的文人不是指写文章的人，而是说具备最高道德的人。我们的古人很推崇这种具有道德力量、特立独行的人。《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中国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在中国，“人文”既有别于“天文”，也有别于“神文”，最注重的是人世间的道德。“仁、义”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最高点。饶先生认为，在文化上，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人文传统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值得中国人认真考虑，也值得全世界认真考虑。
　　饶先生的莅临和演讲，为深圳读书月确立了一个新的标高。
　　饶先生与《深圳商报》同样有缘。2001年，他作为首届读书月读书论坛开讲嘉宾，演讲《中国学术与人文传统》，其地点即在深圳商报国际会议厅。2007年8月，《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开辟“岭南风华录”专栏，饶先生作为受访嘉宾，欣然题写栏名。“岭南风华录”专门介绍广东近现代文化名人，全面展现岭南文化风采。记者告诉饶先生，该专栏目前已经发表文章近40篇。饶先生听后非常高兴，他说近代岭南人物辈出，这个栏目很好，希望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
　　一生好学终成通儒
　　饶先生知道我们是为读书月而来，他特向组委会代表和记者出示两份资料：一份为最新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一本是今年2月出版的《选堂诗词论稿》。全国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是最高权威学术机构，1981开始设立顾问，饶先生当时即列名其中。饶先生告诉记者，新一届古籍规划领导小组人员刚刚调整，他仍是该小组顾问，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国内学术界名衔之一。记者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该小组顾问多达40多人，如今这一批人大多作古，现在的顾问名单仅剩10位左右。饶先生自嘲：“我现在越来越老，老得不像话了。”《书经》曾云：“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记者以为，饶先生之老，越老越有价值。《选堂诗词论稿》由赵松元、刘梦芙、陈伟编著，黄山书社出版，是国内研究饶宗颐先生的最新著作。
　　饶宗颐先生1917年8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饶锷是钱庄老板，同时也是当地著名学人，对佛学和经史素有研究，著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王右军年谱》。饶家“天啸楼”藏书多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饶宗颐出生时，父亲期待他能学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所以取名“宗颐”，周敦颐曾在庐山创办濂溪书院，所以饶宗颐又字伯濂。
　　饶宗颐一生嗜书，手不释卷，他既是藏书家，也是“用书家”。1935年，年仅18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开始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后连载于1935、1936年《岭南学报》。1946至1949年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潮州志》。该志及前述艺文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两志之外，饶先生还著有《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这些，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抗战开始后，中山大学避敌西迁云南澄江，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由此与香港结缘。1939至1941年，饶宗颐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同时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撰稿。结识叶恭绰是饶宗颐人生的新起点，他由此邂逅清词，1952至1968年，他任教香港大学期间，由此上溯至宋、唐，深入研究词学，出版《词籍考》，与人合编《词乐丛刊》。《词籍考》是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对后来研究者有很大启迪，30年后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
　　饶先生说，近代香港文化的发展，叶恭绰居功至伟，他召集大批文化人来港，使中华文化在香港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开了香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港大图书馆大门有叶恭绰书写对联“高楼风雨，南海衣冠”，是绝好的概括。
　　饶先生治学领域极广，如古文字学、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史学、古典文学、词学、音乐史、艺术史、中印关系史、宗教史、楚辞学、目录学、方志学等，已出版各类专著逾80种。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告诉记者，台湾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是对先生上世纪学术成果的很好总结，这套文集的简体字版本，近期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
　　郑炜明说，饶先生现在仍坚持每天读书，他的习惯是同时读几本相关的书。饶先生的学问太深，他的书一般读者难以读懂。但他也有较通俗的著作，如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文化之旅》和深圳海天出版社的《春晖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阅读。
　　聚沙成塔嘉惠学人
　　20日下午，拜会过饶宗颐先生，记者一行走进香港大学，参观饶宗颐学术馆，顿感书香扑面，春意盎然。
　　饶宗颐学术馆大门外矗立着饶公亲书“慈悲”、“喜舍”大字木刻对联。这副联取意自《心经》，其字体与质材也与大屿山“心经简林”相同。
　　学术馆行政助理高敏仪女士和助理研究主任林恺欣女士介绍了该馆情况。学术馆成立于2003年，是在香港大学管理下的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寓私于公的藏书楼。学术馆主要包括研究和展览两个主要功能。郑炜明博士是学术馆的研究主任，他介绍说，该馆学术工作以研究饶先生学术成就为主，并整理出版饶先生相关学术文集和书画作品。邓伟雄先生是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整个学术馆也分为两大部分：几间光线明亮的房间做展厅，以展示饶公捐赠的书画作品；馆内更多的房间则用以藏书和研究。
　　除了学术馆内的长期展示，他们还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从多角度展示饶公的艺术成就，也借此促进与各地艺术家的交流。最近两年，学术馆先后在加拿大以及国内的北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联合主办数场大型展览。
　　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学术馆的藏书，“选堂文库”即学术馆的藏书部分。学术馆约有9个房间用来藏书，藏书总量约有5万册。饶宗颐教授将其个人大部分藏书赠予学术馆，以使学术馆研究人员及馆外学者用于研究。学术馆正对饶教授所赠书籍、博物和各种文献等进行整理和清算、消毒和修补。学术馆藏书以饶先生治学范畴来分类，如潮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等。
　　据介绍，馆内所藏古籍约有700余种，其中较为珍贵的古籍善本约百余种。文库为此设有“特藏室”，用以收藏古籍善本及饶先生所捐赠书画艺术作品，特藏室24小时恒温恒湿，设有两把锁，需要有两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才能打开。
　　学术馆另设有两个文献室——“饶宗颐教授资料库”和“水原琴窗、渭江两代学艺文献室”。“饶宗颐教授资料库”主要收集饶宗颐教授各类不同版本的著作，以及笔记、手稿、书信、奖章、证书、照片、音像资料及其他相关文物，现有藏品逾千件。此外，该馆还开始向社会征集有关饶宗颐先生的文物。水原琴窗和水原渭江是两代日本学者，父亲琴窗是饶先生的朋友，儿子渭江是饶先生的学生。2006年底，水原渭江教授将350多种书籍(包括34种古籍)和140余件艺术品捐赠饶宗颐艺术馆。林恺欣女士介绍，像水原父子这样主动向饶宗颐学术馆捐书的海内外学者还有很多，他们视此为极高的荣耀。因此学术馆里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籍，清理分类工作至今仍在紧张进行中。
　　林恺欣向我们介绍，学术馆的书库是向全世界学者敞开的。但由于目前尚在整理阶段，书籍还不能外借出馆。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之外，饶先生家乡潮州也有一家饶宗颐学术馆。深圳有学者提出，深圳也应该设一间饶宗颐先生学术馆或类似机构，用于学术研究及向公众开放。尹昌龙告诉记者，他认为这个提议很有价值，深圳有关方面应该进行调研和论证。
　　本报记者 夏和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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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孤独的君子


谭徐锋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易•谦》


薰出来的读书种子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二日），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潮州，“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官于此，在此停留期间，兴学课士，留下不少名篇。宋代便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宋代以来，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宗颐的祖上原居江西，后辗转入粤，定居潮州。
饶宗颐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饶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饱读诗书，留意时势，参加过当时名震天下的革命团体——南社。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开有数座钱庄，宗颐出生时，人称潮州首富。饶老先生喜买书、藏书，将自己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饶老先生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

饶宗颐的母亲蔡老夫人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曾任户部主事。只是母亲在宗颐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清秀的模样在宗颐的心里久久无法淡去，却又总是无法清晰起来。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 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有一次因为痴迷于武侠小说，甚至写了一部《后封神榜》。

饶老先生很早便着意培养自己这位长子，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宗颐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颇多精品，为数达千种，他也时常把玩。

此时，宗颐的不少初中同学正在新式小学里从“手口足”开始学习汉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循着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式学校建制前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他发现老师讲授的过于浅显，读了一年便觉得在学校实在有些浪费光阴，径直回家自学，宗颐的心目中时时呈现的是家中的藏书。

坐拥书城的饶宗颐, 没有辜负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跟一般孩童不同, 他最喜欢的不是玩耍, 而是学习。八十年过去了，饶宗颐对儿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不大玩, 是内向的。六七岁就有这个 drive, 就有这个自动 (读书学习) 的倾向, 很奇怪。”才十岁左右他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 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

饶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其中包括后来以词学名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宗颐十六岁那年所作《优昙花诗》，更是举座皆惊。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此诗一出，即被饶老先生的老师推荐给中山大学《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坛名宿都很惊诧，何以十六岁的少年能像陶渊明一般超脱，纷纷以诗唱和。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直惊为天人，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

古直早年投身革命，诗文冠盖一时，尤精于汉魏文学，他对古代诗文的笺注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至今还被学界视为经典。正当宗颐在父辈的薰陶下，读书种子的气象日益葱茏之时，饶老先生却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宗颐十七岁那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饶老先生弥留之际，念兹在兹的是《潮州艺文志》尚未终篇。宗颐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于一年后终于杀青。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奠定了饶宗颐潮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

这一年，饶宗颐才十八岁。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日军侵华的气焰日益嚣张；国内各方不断刀兵相见，国无宁日。失去父母的青年饶宗颐，在家业因为国事的牵扰而衰败之后，凭着父母赐予的聪慧与勇气，开始了他国难声中的文化之旅。


国难声中的学术求索

《潮州艺文志》甫一问世，好评如潮。

饶宗颐在十岁前后即认为学问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罗香林、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十九岁的饶宗颐离潮赴穗，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同年受到“古史辨”运动倡导者顾颉刚的推重，加入由后者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此时《古史辨》已经刊印多册，后来顾先生本拟将《古史辨》第八册交由饶宗颐负责。自幼慎思明辨的饶宗颐，发觉“古史辨”派过于疑古，基于自身学术思想的转变，饶宗颐并未接手此事。殊不知，当时“古史辨”派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史学运动，在顾颉刚旗下积聚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但饶宗颐在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当口作出了独立的抉择。正是这次告别“古史辨”派，饶宗颐在后来才以甲骨、金文为理据，为殷商一朝的历史撰写了一部震古烁今的巨著。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在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拟绕道香港入滇，徒步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到香港，沿路还就畲民作调查。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骨瘦如柴，只好滞留香港养病。

苏东坡曾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饶宗颐这一滞留香港，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因缘。当时华北、华东、华南多已沦陷，日军的铁蹄正威胁陪都重庆，香港成为内地文化界、学术界避难之所，一时群贤毕至。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听说饶宗颐在香港，便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集词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辛亥革命元老叶恭绰当时正编纂《全清词钞》，也力邀饶宗颐参与。这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接触到更多的珍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收获良多；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等的研究，也由此拓展开来。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饶宗颐完成了成名作《楚辞地理考》，此书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史学大家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数十年后更是得到考古发掘的映证。此时饶宗颐年方二十三岁，后来出版时已经是六年之后，因为他的著作一般要放几年甚至数十年才予以出版，如果过了这么久学界还无突破，就证明此书的历久弥新。

饶宗颐坚信“做学术不要有框框”，“过去是老框框，现在是美国框框”。去除依傍，在继承清儒朴学的基础上，饶宗颐经过自己的探索，在每一个学术领域挥洒得淋漓尽致。胡适在勉励他的学生时说，二十几岁的人研究学问，应当受到鼓励。二十几岁的饶宗颐不仅诗文一流，而且出版了数部深得好评的学术专著。饶宗颐当时还遇到一青年学生陈文统拜他为师，学作诗填词，此人就是后来的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更关键的是，此时的他并未刻意靠近中国学术主流，而是潜心积累，笃定地践行自我的学术之旅。

不久，而立之年的饶宗颐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潮州志》中的“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交通志、实业志、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艺文志、丛谈志”等十五篇专志，经过数年方才结稿，凝聚了饶宗颐的苦心孤诣，编辑体例和方法都很有特点，其中的很多记录，都为当地政府所采用，吐故纳新，史学经世之志跃然纸上。

而立之年前后的饶宗颐，享受学界的赞誉的同时，内心屏息着学问的孤独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华夏大地驱走了日军的阴霾，战争的乌云又不断涌来。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饶宗颐移居香港，在这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饶宗颐世界性的学术光辉冉冉升起。


汇通中外的汉学巨擘

饶宗颐认为，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

一九五二年，饶宗颐开始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六朝诗赋、老庄哲学，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期间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他跟外国汉学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学问的规模更加博大。

一九五四年以后，他多次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结识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等人，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从事研究，著《日本所见甲骨录》一书，推动了日本学者的甲骨文研究。在日本期间，他目睹了日本对经学的重视，对日本学人认真的学风感受至深。

一九五六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结识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二人一见如故，结下了隔代学缘。会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法国名胜古迹，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在这里，他第一次阅读了敦煌经卷的原件，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议论似乎在饶宗颐耳边想起，他决定通过一己的研究，改写这段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此后，饶宗颐一直得到戴密微的激赏，时常结伴出游西欧各地，进行诗词唱和，并且用中、法两种文字合著《敦煌曲》一书。在戴密微心里，饶宗颐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而且“于艺术领域，处处显露其过人之天分”，“在最富人情之文明社会中，乃一最堪作楷模之人物”。

饶宗颐经过与各国汉学一线人物的交流，学问天地更加开阔，通过集合各国的甲骨文藏品，加以精心研究，考证了殷代贞人的身份，呈现出商代社会的风貌，成就一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问世后，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一九六二年，饶宗颐以此书荣获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此书一九九六年被译为韩文出版，不愧为汉学研究的经典。

饶宗颐在一九五零年代跻身于世界一流汉学家的行列，从他与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会面可见一斑。一九五八年，饶宗颐由意大利返港途中，飞机因机械故障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没想到与高罗佩偶遇。二人互相心仪已久，一见如故，临别，高罗佩送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二首回赠。高罗佩通晓十五种语言，著有大量极富独创性的汉学专著，其中的大多数至今仍在印行，时下流行于中国的《大唐狄公案》仅仅算他的游戏之作。

饶宗颐说，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他做学问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常常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五零年代，除了甲骨学著作，饶宗颐还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等书，也有讨论香港本土史迹的《九龙与宋季史料》。他学术视野所及，在在都是极佳的课题，为中国赢得了国外汉学界的尊重。

一位学者有了这么多世界性的成就，已经足够完满了。可是，饶宗颐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才刚刚起步。

印度学者白春晖对饶宗颐仰慕已久，他时任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一九五四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曾担任翻译，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白春晖请饶宗颐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宗颐梵文。每周两次，坚持了三年。跟着这位正宗的婆罗门，饶宗颐的梵文进步很快，很快打开了梵文研究这一广阔天地。

一九六三年，饶宗颐应邀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利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贡献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一因缘，也为此后饶宗颐与梵学大家季羡林的交往埋下了伏笔，人称“南饶北季”。季羡林认为，饶宗颐最善于发现问题，饶宗颐以之为知言。

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饶宗颐先后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教授、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在新马利用当地碑刻编就《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一书。在法国师从博特罗（J．Bottero）教授学习楔形文学及西亚文献，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探讨了近东与远东的开辟神话、造人神话的异同。

饶宗颐六十大寿那年，出版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世界三大洲搜罗文献，引入近东、西方、印度的传统与中国历史作比较，从方法到论据，都堪称世界一流，至今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

哪怕在他五十年前研究的殷代社会，他最近还想从邦交的视角来重新展开研究，他无时不在思考着学术问题。
法国汉学家施舟人记得，三十多年前，饶宗颐在施舟人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资助出版社做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先生请托施舟人拿来翻译目录，想了解这次项目翻译的中国典籍。然而当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饶宗颐竟然哭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施舟人最近成为多语种《五经》研究翻译项目的主持人，促使他投身《五经》翻译的，正是饶宗颐的眼泪。

饶宗颐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几次都选择居住在京都近郊的三缘寺。每天都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念书，晚上回来，青灯黄卷。到了印度，也是住在庙里。
“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这个孤独感很早就有，这个孤独感，就是天性。”饶宗颐面对镜头，很认真的说。


归去来兮

身处香港的饶宗颐，无时不牵挂着故乡的一草一木。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然而，在四处访古的同时，他尤为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此次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使他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先生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堪称隔代知音。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以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与季羡林拒绝国内“大师”的头衔一样，面对记者“大师”的说法，饶宗颐却打趣地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

蕴藏在饶宗颐身上的还有不竭的艺术才情。饶宗颐精通诗词、书画、古乐，对我们已经逝去的那个伟大传统有细腻的了解。通过他的学术与艺术，我们见到的是鲜活的传统。其书法灵动优雅，耐人寻味。他的白描人物画，得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在中国艺术史上，要将禅宗的意趣与绘画结合起来，历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饶宗颐却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除了中国，他的作品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备受书法界、艺术界瞩目，获得了高度的赞誉。
饶宗颐最喜欢画荷花。饶老先生为他取名宗颐，本来是期望他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而周敦颐最有名的作品是《爱莲说》。饶宗颐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治学从艺心得:“我写画同我做学问一样，做学问向来不讲人家讲过的话，写画不照人家走过的路走。我写画学古人，但也是写我自己，就像写诗步古人韵，实际上是写我心中的诗，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我的精神。”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困厄迭起，残荷犹有傲霜枝，饶宗颐以自己的努力，续写了中华古文明的辉煌典范。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

现在，该馆不仅已经成为香港大学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日渐成为全球汉学界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已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书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视为极高的荣耀”，负责该馆学术研究工作的郑炜明博士称。

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国学”何以可能?

饶宗颐其实并不太认可“国学”这一称谓，相对而言，他更愿意使用“华学”或“汉学”这类的字眼。

对于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挡一面。

提到饶宗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回顾走过的路, 饶宗颐感叹:“我发现呢, 最受用的, 我到今天还受用的, 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 文字的掌握。”他认为, 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 要真正“懂得字”。

谈到如何才能读通古书，饶宗颐认为，“你今天念古书, 古书里有很多巧妙。一句话应该怎样解, 有好几个层次。因为离我们的时代距离很远, 要明白它的义理, 幷不容易, 旁通别的书, 才能了解, 等你懂了另外一些事情以后, 你再来看这本书, 就又不一样”。“文本要理解, 不要误解, 很重要。因为误解很容易, 你去猜, 有时候理解不透彻, 人家不是这样讲的。我看今天很多人的毛病就因为, 他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好, (把) 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而现在学生接触古文的机会极少，能理解的就更少了。

饶宗颐虽然认为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他自己的经验，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你有這个底子呢, 你看古人的东西, 就能弄清, 你自己就会做, 模仿它的调子, 等于你唱戏, (根据)甚么调子, 同一个道理。你也就觉得有趣味了”。

说此话时，饶宗颐或许想到了自己读初一时的经验，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至今他还很信服：“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中国古人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讲“读书必先识字”，先让孩童从王筠的《说文蒙求》入手，再读《说文解字》，同时跟着老师念经书，培育对文字的感觉。饶宗颐这一心得似乎还还少被人提及。

今天，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大陆纷纷建立，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够摆脱理工科式评估体制的束缚，国学的学科定位也面临难产，对于国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大而无当，国学的旧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国”，面对深谙传统学术的前辈凋零的格局，国学在制度层面似乎有些画饼充饥？

在新式学科的阻隔之下，在人文学科修习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之后，如何才能突破学科藩篱，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时安心学问，又如何补上对于古典的失忆性空白？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备好天才生长的土壤，允许天才孤独的土壤，君子才不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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