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台湾文学]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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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历经日治时期新文学、反共文学与西化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轫萃炼过程后，1970年代之后的怀乡、乡土、政治、女性文学于2000年代仍以崭新型态呈现，且占台湾文学一定重要性。除此之外，畅销的励志文学、新兴的网络文学和同志文学也在这波多元化的并存发展中，竞相在新媒介接口或写作技巧上，重整台湾的新世纪文学图像。而也就是如此，台湾文学虽在影像媒体夹击中面临着严峻挑战，依旧试图以更创新的面貌继续蓬勃再生。
　台湾文学长期因为政治、地缘因素，常被中国中心主义者视为边陲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在发展上即受到相当大的压抑。尤其在外来统治者的广义殖民下，纷杂书写系统使台湾文学呈现无法连贯的窘境。不过相对的，从南岛语系原住民的口传文学、中国古文（台湾传统文学）、白话文、日文、台语文引发的复杂情况及断层也丰富了台湾文学的面相。

　　正因语言带来的意识型态、省籍矛盾、殖民文化等冲突，台湾文学在基础定义上就十分困难。不过参酌台湾人定义后，台湾文学就广义而言应为“出生或客居台湾所发表的所有文字作品”，而狭义上则应指“描写台湾乡土人物、再现台湾典型环境、运用台湾方言的作品、表现台湾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文学作品。

　　台湾文学历经日治时期新文学、反共文学与西化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轫萃炼过程后，1970年代之后的怀乡、乡土、政治、女性文学于2000年代仍以崭新型态呈现，且占台湾文学一定重要性。除此之外，畅销的励志文学、新兴的网络文学和同志文学也在这波多元化的并存发展中，竞相在新媒介接口或写作技巧上，重整台湾的新世纪文学图像。而也就是如此，台湾文学虽在影像媒体夹击中面临着严峻挑战，依旧试图以更创新的面貌继续蓬勃再生。
台湾传统文学　　就广义而言，以诗词古文为主的台湾传统文学源远流长，从明郑一直都有其延续发展。明郑时期沈光文的文集、郑经的《东壁楼集》甚为有名，东吟诗社创立开台湾诗社之先河。清初郁永河的《裨海纪游》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被叶石涛称为台湾传统散文的双璧。清代本土文人诸
郑经

罗的王克捷、澎湖的蔡廷兰、彰化的陈肇兴、淡水的黄敬、曹敬、新竹的郑用锡、林占梅甚有盛名。宦游人士刘家谋的《海音诗》、《观海集》颇能反应社会实况。唐景嵩任职于台南及台北时，带动地方文风，有功于诗歌传播。

　　日治时期连雅堂的《台湾诗荟》月刊保存古典文献有其劳绩。台湾中部的栎社、南部的南社、北部的瀛社是日治时期台湾370多个诗社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社。而赖和、周定山、陈虚谷、王敏川、林荆南等是新旧文学兼擅的文人。《诗报》则是日治时期发行最悠久的文学刊物，其他如《风月报》（《南方》）、《台湾文艺丛志》、《崇圣道德报》、《南瀛佛教会报》亦收集相当分量的传统文学作品。林献堂著作以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时至欧美游历时所留下的《环球游记》最为脍炙人口。林献堂留有自1927年至1954年的《灌园日记》，为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献之一。张丽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记》可充实栎社研究的文献，亦可见日治时期地方基层文人的文学、经济、社会等不同文化面向。《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民报》、《昭和新报》、《三六九小报》、《南瀛新报》等报刊均刊载一定数量的传统文学。台湾传统文学的诗社源远流长，活动甚为热络，日治时期即有三百七十多个诗社，其中台北的瀛社、台中的栎社、台南的南社最富盛名。
日治时期新文学简介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文学的变化亦有其复杂的过程，自此定论下，台湾文学自是无可避免的与其本身历史息息相关。然而被认定相当年轻的台湾文学，脱离中国大陆、真正成为独立个体发展，一般来说是从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肇始。同时也无法否认的，此种脱离中国古文的新文学运动，却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
白话文运动　　1919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改组原先的“启发会”成立“新民会” ，并创办《
日制时期

台湾青年》杂志，因而展开了这一阶段各项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序幕。而伴随此过程而来的也有《南音》、《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文学刊物的相继发行。这些摆脱古诗的近代文学，为台湾白话文运动的肇始者，也被学者认为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或白话文运动息息相关。新旧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台湾特殊的文学、语言环境，促成为期甚久的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不过也因为牵涉到中国，台湾白话文运动兴起不久，即遭台湾总督府废止或箝制（但1937年6月1日之后，日报的汉文废止后，仍出现5份汉文刊物，可见台湾总督府仅废止日报的汉文栏，杂志的汉文并未全面废止）。
文学论战　　1930年代，类似白话文运动的台湾文学再造，并没有因为台湾总督府刻意压制而马上消失。1930年代初期，影响台湾文学、语言、族群意识的台湾乡土话文论战正式展开。

　　1930年，台籍的日本居民黄石辉于东京挑起了“乡土文学论争”。他在异乡力倡台湾文学应该是描写台湾事物的文学、可以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学、以及用台湾话描写事物的文学。1931年，位居台北的郭秋生站出来呼应黄石辉，并更进一步挑起台湾话文论战倡言作家应当使用台湾话文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呼应并获得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全力支持。之后，台湾文学应该使用台湾话或中国话，描写的内容是否以台湾为主要素材，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相关人士激烈争论的焦点。然而由于随后战争体制的出现，以及日式教育文化的渗透，这些论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终于在总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纷纷败退。
后续与影响　　1934年－1936年，张深切与赖明弘等人集结了台湾许多作家组成“台湾文艺联盟”，且在同年11月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后来，杨逵和叶陶另起炉灶，成立“台湾新文学社”，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虽然表面标榜为文艺运动，实则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结社。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台湾总督府随即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并实施皇民化运动，开始禁用汉文，《台湾新文学》因而废刊。台湾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为主的团体，如1939年成立的“台湾诗人协会”，或1940年扩大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

　　在文化而言，台湾文学主要探讨台湾人的内心心灵以及台湾文化的本质，表面看似平淡，其实这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和反省，台湾文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开始思考台湾文化的问题，以及尝试创立属于台湾的文化。




战后戒严　　二战后，台湾从日治时期迈入中华民国时期。在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台湾文学与政治环境相同，陷入低迷的气压。这些低迷气压除了来自国民政府语言政策束缚：如国语之推行及政治事件：如二二八事件等等。加上吕赫若、张文环、杨逵及王白渊等知名作家遭到程度不一的政治
中华民国

迫害后，半数作家因此不再写作；台湾文学作品锐减。而就在此情况下，战后戒严初期；1960年代之前狭义台湾文学呈现停滞状态，而盛行的尽是与台湾本土不相关的反共文学与外省籍作家的怀乡文学。

　　1960年代－1980年代，在政府仍主导的反共文学与怀旧小说夹击下，现代主义文学随着韩战结束，美援带来的经济和美式生活方式的移入下，脱颖而出。这些包含意识流小说、现代诗、荒谬文学除了对八股化的反共文学表示不满外，也对残存于传统文化中的怀旧抱着反抗改革的意识与反省。而这些反省在之后的1960年代末期与1970年代，产生了白先勇、七等生、陈映真的新变种之现代主义文学。而这些对于台湾都市、农村经济、社会危机、价值观念等都有进一步的反映和研究的新现代文学也促成了如：王祯和、钟理和、钟肇政、李乔、黄春明的人的乡土写实文学。而这两种文学潮流，都被视为台湾战后的“文化创新运动”。
反共文学　　反共文学为台湾1950年代特有的文学型态，主要区别是把反共产党或者反中国共产党当成唯一主轴的作品，除了受到战后驻台之国民政府的支持外，也普遍受到1950年代以中文为母语的外省族群青睐。而这些以小说为主的反共文学的作家约有第两类，首先第一类的是军人作家，如朱西甯。第二，是未于军中服务的外省作家。此类作家本身就有文学底子，例如邓克保《异域》 。

　　虽说1950年代台湾是反共文学的全盛时期，但在现况上，时序进入1960年代之后，仍有不少类似文章。而后期反共文学与蒋中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关。普遍认为，此种文学的除了对抗中国的文革力道外，也自诩为中华文化的真正象征。
怀乡与三三文学　　解严后，台湾文学获得重视。图中国家台湾文学馆典藏众多台湾文学史料相同于反共文学；由中国大陆故乡记忆总成的怀乡文学，其主力也是由国民政府所支持的外省族群作家。夹其母语优势，此类文学相较反共文学更容易被台湾人所接受。而这些由“台湾人的眼睛”去看待外省第一
《城南旧事》

代集体记忆的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对封建的批判与人性的描绘，也多少影响台湾社会价值观。而台湾之怀乡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更涵盖如李敖、尼洛等外省族群所表现的各种不同文学作品、在台东南亚华侨所呈现的马华文学及1970年代之后所谓的三三文学。

　　组成成员平均年龄相当低的三三集刊团体，其名称可做以下解释：前面的三指的是三民主义，后面的三则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三集刊成员如：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谢材俊、丁亚民、仙枝深受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影响，除了文学性极强也有着正统中国与热爱红学的信仰。除此之外，该集团据信也与保钓运动、李敖的全盘西化论及之后温瑞安成立的神州诗社，有着某种抗衡与合作。虽运作的时间不久，“三三”式文学行动主义希望将国家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型态等争议，包纳在一个“情”、“爱”的理想，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也为1980年代初期外省人的主流想法。不过，自1987年本省人政治势力抬头后，骤然从强势团体变成弱势团体的外省人族群，渐次放弃该意识型态，而怀念起“只知相信，不知怀疑的那个幸福时代”。与台湾本土化日渐对立的此种转变也影响2000年后的泛蓝抗争，媒体态度，甚至台湾政坛的生态板块。

　　虽然拥护中国文学与正统思想的三三文学在随后的政治风潮中，因无法顾及现实而消失，但是其总根源之怀乡文学却在中文仍于台湾占有优势下，仍于台湾相当具有一定市场。这期间，诸如席慕容的新诗、朱天文的散文或小说等等，都在1980年代之后，甚至新世纪后，依旧领有风骚。
言情武侠小说　　曾一度流行。琼瑶是言情流派的代表人物，金庸和古龙在武侠小说家中最有影响。琼瑶的作品，以台湾现代化生活为背景，专事抒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波折，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艺术上趋向唯美主义。对琼瑶的作品，台湾文学界长期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的作品都是脱离现实社会的，犹如麻醉品，粉饰台湾现实；有的则认为她的作品揭示了若干青年的苦闷，爱情的烦恼与波折，有一定价值。武侠小说，总的来说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可读性强，是广受欢迎的消遣性读物。
现代主义与乡土写实　　1960年代台湾随着韩战结束与美援带来的影响，社会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猛烈冲击。不仅在相对稳定政经方面有着小部分开放，文学也盛行着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而最后表征于现代主义的这些文学作品，也在同时间产生。而种类包含意识流小说、现代诗、与荒谬式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有如：讲究文字技巧的白先勇（小说：《孽子》）、超越外在社会现实，努力探索台湾人内在世界的七等生（小说：《我爱黑眼珠》）、崇尚西方价值，摒弃东方伦理的王文兴（小
金庸

说：《家变》）、西化且简洁文字的子敏（散文：《小太阳》）及呈现超现实主义俐落文字的商禽（新诗：《梦，或者黎明》）。

　　1970年代之后，战后出现首波描绘台湾真实生活面貌的文字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台湾都市、农村经济、社会危机、价值观念等都有进一步的反映和研究。这些同时讲究西方文字技巧及汉文文字的铺陈格式，却全然书写台湾本土的文学作品，通常统称为乡土写实文学。而如：王祯和、钟理和、钟肇政、李乔、黄春明等人的作品，跨越了汉文与母语间的障碍，并在1970年代－1980年代被台湾政府刻意忽略下，终还是因为贴近台湾本土而崭露头角，而之后，不管是延续本有的汉文书写格式，或尔后的新型态的台语文书写，即使在20世纪后，仍成为台湾文坛的显学。




解严前后　　1980年代前后，台湾政治环境与社会呈现巨大变化。在政治与道德限制力道减弱下，意图打破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框架，走向文化研究的趋势中，出现了主题单纯的政治文学与女性文学。虽然此种主题鲜明的文学，在论述中容易失真，但确切反映了台湾真诚的现况。而此两种主题，即使在新世纪后，仍广受欢迎。
政治文学　　与其他地方相同的，台湾政治文学也起因于重大政治事件，与政治风气的弛与禁。其中，重大政治事件为1970年代末期，持续发展的美丽岛事件以及紧接发生的林义雄灭门血案。而台湾白色恐怖情形稍微缓和直至1986年解严，则是风气影响政治文学发展的另一个关键。

　　以黄凡（《赖索》）、林双不、张大春（将军碑）等人为代表的80年代政治文学，实际描绘了台湾政治从冷漠到热腾发烧的过程。并使用文字描绘两层次间的，诸如族群，年代，国家认同或身分认知矛盾。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台湾在迈向真正民主化，机械化后的失落与边缘人心态。

　　台湾政治文学的最顶峰应属龙应台的野火集，以卓越文笔及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带动台湾自力救济的新潮流，不过在另一方面，却引发了台湾社会脱序的起端。随后，这些脱序现象，也成为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之后，政治文学常常描绘的场景。
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兴起于1980年代，是主题明显偏向女性的文学倾向。在现实上，战后的女性读者一直是台湾相当重要的文学支持者，不论是纯文学或通俗文学如出租之翻译言情小说、琼瑶小说、本土言情小说，女性都有一定比例支持者，以广义来说，亦为女性文学的延伸。不过严格讲起来，真正出现了表达
琼瑶

台湾女性意识的文学潮流，出现于解严前后的台湾文学文坛。

　　以萧飒、萧丽红、廖辉英、李昂等人为代表的台湾女性文学虽然叙述层面广泛，但归纳下，在本质上有两大主题。第一，就是强烈表达女性意识。在此主题下，虽然明白阐述出文学特质，但是另一方面未涉及此意识的男女配角成为扁平角色，文学意向模糊。另外第二主题，则是男女两性关系的本质。在此主题下，台湾女性文学除了对于传袭至中国的台湾旧有伦理或家庭制度对女性的不公平表达批判与不满，却矛盾的出现一份理解与同情。因此，在某程度上，女性文学也间接传达台湾在传统与现代中间，无法解脱的束缚。

　　事实上，女性文学跨越新世纪前后仍有不同样式的发展，原本受文坛重视的女性文学作家继续创作，而如苏伟贞、朱天文、平路、朱少麟、张曼娟等新旧作家，也重新用女性观点式的文学来省思台湾。




多元化文学　　1990年代之后，台湾文学呈现多元化并存状态。除了稍早期政治文学、女性文学，甚至乡土文学、怀旧文学以新型态继续活跃外，也出现了网络文学与励志文学为主的通俗文学走向。随着台湾本土化的省思与脚步正常化，以母语做为文学要素的原住民文学、口传文学、台语文学等也相继受到重视。而其中，又以台语文学最具指标性。另外，随着台湾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开放，以LGBT为书写主体的同志文学亦占有一席之地。

　　2000年代之后的台湾文学呈现的不仅是文化论述，而是在于使用不同文学型及透过特殊技巧形式来展现作者想要呈现的文化议题。在这精雕细琢，层层展开，让内容与技巧形式互相呼应的创作空间。这种企图甚至也出现于网络文学或绘图或网络新诗的年轻书写状态。这种包容性与内涵，是其他时代、其他地区（包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或书写领域里无法想像也常常无法体会的写作方式。而这种在不断反省、不断注意多元及弱势文化声音的台湾文学，为现今台湾文学的特点。
网络与励志文学　　1990年代，俗称“超文本文学”（hypertextliterature）或“非平面印刷”的网络文学于台湾开始兴盛普及。不久之后，以网络为媒介，或以网络人口为收受者的文学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一般来说，网络虽然对现有文学具有颠覆性作用，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文学的写作和传播方
痞子蔡-蔡智恒

式的基础，但是在文学观念没改变情况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学领域，拓展了个体性，自主性的台湾新文学。更甚至以相当快速的方式，将台湾文学以另外一种型态传送到华人地区。而台湾网络文学代表性人物如蔡智恒以痞子蔡的笔名写下（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藤井树（《我们不结婚好吗？》、九把刀、鲸向海（新诗）不但将网络文学铅字化，并且在某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文学生态。

　　在另一方面，以阅读轻薄短小、重视传播、创新文体为特征的励志文学或新型态通俗文学，迅速于台湾流传。诸如几米（绘本）、吴淡如、侯文咏、刘墉、吴若权为代表性作家。虽然这些文学作品常因为过于普罗化，遭到部分文学评论者的严词批评，不过不可否认，多少反映台湾现况的这类型文学作品，仍可视为台湾文学之主要支流。另外，纯文学范畴的都市文学作家，如骆以军、郝誉翔、陈雪、阿盛、袁哲生、林耀德、舞鹤等，在写作上也多少受此通俗文学的轻薄或创新理念之影响。
台语文学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紧接着又是“白色恐怖”时期，再加上国民党反共政策的高压统治，关怀台湾本土的文学顿时倍受压抑，没有生存的空间。1970年代以降，由于一连串的国际事件的冲击，台湾本土意识逐渐抬头，乡土文学跃登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也随之爆发，台语文学遂在这种环境里萌芽而逐渐成长。

　　战后最早主张用母语写诗的是林宗源，接着向阳也于1976年开始以台语写诗。进入1980年代初期则有宋泽莱、林央敏、黄劲连、陈明仁、胡民祥等人的加入。1987年解严，随着政治符咒解除，社会内部隐藏的文化动能开始爆发，台语文学作品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文类也由初期的诗开始往小说、散文、戏剧开拓，文学技巧也更见提升，主题也更趋多元。1980年代后期之后陆续有更多作家投入台语文创作的行列，比如说陈雷、李勤岸、庄柏林、路寒袖、方耀干等。

　　1990年以前台语用字仍属尝试期，用字极不统一，有人创造新字，也有语文专家考证本字，再加上原有的传统用字、华文用字，可谓百花齐放。

　　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台语文作家互相观摩学习的结果，用字渐趋统一，奇怪的新创字、古字逐渐销声匿迹。新的台语文字，一方面有所传承，也有所创新，但总不离“通俗性”、“语源可靠性”、“音义系统性”三大原则。其次是汉字和拼音不再自成系统，而有合流现象，即所谓“有音无字”的词素用拼音字表示，尝试以拼音字做为文字的一部分，台语文学的用字，逐渐朝向统一的道路迈进。而这种文学发展，也在20世纪后，随者本土化进度而有所延伸或蔓延。
文学奖　　01.台湾文学奖

　　02.吴浊流文学奖

　　03.林荣三文学奖

　　04.教育部文学奖

　　05.吴三连奖

　　06.阿却赏

　　07.海翁台语文学奖

　　08.台文战线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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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回顾台湾文学25年 评点小说发展

2007-09-0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9月6日电 台湾《联合文学》今年七月号刊出王德威的文章，对岛内近25年的文学发展状况，尤其是小说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评点。

　　原文摘录如下：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参与小说评点，那是台湾文学的盛世。两大报的文学奖年年引起热潮，文学社团兴兴轰轰，出版业竞相推出老少作家，《联合文学》也刚刚问世。当时的黄凡凭着《赖索》、《反对者》等作品观察蜕变中的台湾，犀利世故，俨然是时代精神的记录者。袁琼琼一篇《自己的天空》预告了女性书写的来临，而李昂的《杀夫》包装性与暴力，务求惊世骇俗而后已。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陈映真推出《山路》系列，思考台湾左翼阵线的一页沧桑，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荤腥不忌，解构乡土文学神话，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则以精密的文字意象构筑了他的原乡梦土。那时的张大春已经崭露头角，但还没有后来《野孩子》的气候，朱氏姐妹也仍力图在“三三”集刊风流云散后，为写作方向理出头绪。

　　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写书评，毋宁是件乐事。原因无它，可供选择的文本众多，而文学、新闻媒体也多乐于推动。更重要的，批评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化观察和实践形式，似乎很被当成一回事。曾有些年，两大报的文学版面为了抢先刊出重要作者的评论，发展出紧迫盯人的作业程序。这套作业程序后来因为竞争诺贝尔奖报导而变本加厉。然而随着八十年代末期的言禁大开，媒体分众小众化，文学的量变和质变已然展开。九十年代的文学界看来繁花似锦，但那是临去秋波，套用朱天文的名篇来说，那是“世纪末的华丽”。

　　即使如此，我仍以为九十年代的小说最能代表一个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极致。朱天文的《世纪末华丽》和《荒人手记》将张爱玲的颓废苍凉和胡兰成的华丽阴柔糅为一团；李永平的《海东青》为台湾现代主义创造迟来的文字奇观。李渝、郭松棻凌厉却又极端抒情的风格终于得到反响；郑清文老当益壮持续推出村镇生活白描。张大春游戏文本内外打造出“大头春”狂潮，平路探勘书写与政治的欲望／权力迷宫。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完成她个人的香港历史，张贵兴藉《群象》与《猴杯》一次又一次召唤马来西亚华族离散的记忆。苏伟贞的《沉默之岛》私语女性书写深沉如大海的秘密，李昂的《迷园》、《北港香炉人人插》语不惊人死不休，将丑闻的美学与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年轻作家从邱妙津到林俊颖，从骆以军到张惠菁，写性别，写都会，写族群，写后学(后解严、后现代、后殖民……)，演义种种神话或笑话，无不引人注目。

　　除此，大陆和其它华人社群作家的作品也是我关注的另一焦点。二十世纪末的华语文学在各个地区的快速流动，使书评者不能自我设限。举例而言，由山东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丽幻化的乡土小说享誉，但由马来西亚到台湾的张贵兴笔下的婆罗州雨林不一样让人惊心动魄？王安忆、陈丹燕写尽了她们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启章，台北的朱天心也构筑了他／她们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锐长于演义地区史和家族史，落籍台湾的马华作者黄锦树，还有常驻加拿大的东方白也同有令人瞩目的成绩。谈到盛世的华丽与苍凉，马来西亚的李天葆、台湾的朱天文都是张爱玲海外的最佳传人。书写伦理和暴力的幽微转折，余华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黄碧云，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台湾的骆以军早有后来居上之势。

　　而这段期间最值得注意的台湾作家，我以为是朱天心和舞鹤。前者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为世纪末台湾的政治、文化情结作出深刻反省；后者的《悲伤》、《拾骨》、《余生》等展现本土、庶民经验最眩惑、也最感伤的一面。在台湾剧烈震荡的时代里，这些作家让我们理解当大历史纷然散落后，小说以其虚构的力量，反而成为岛上记忆的最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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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十年代文学发展倾向
九十年代，台湾文学正面临着一场大嬗变。随着金钱和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溃败和失衡使整个台湾的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偏转，这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一方面，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文化思潮，与特殊的政治思潮使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暴露出社会结构与体制和人的精神结构的内在矛盾，并且由此而生发传统价值的危机；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经济与文化趋势，促使台湾作家摆脱了台湾当局的“一元政治”的控制，以严谨的创作态度、正确的民族意识、精巧的语言叙述进行创作，用文化涵盖血统和地域观念，文学走出“政治形态想要控制文学路线”的怪圈。综观九十年代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发展的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文学的多元倾向，文学文化化倾向，文学通俗化倾向，文学边缘化倾向，文学形式多样化倾向等，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政治文学的多元倾向，是指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政治思潮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即统一主义、分离主义、折衷（或中立）主义。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在近现代史上，台湾一直参与和响应着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全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同根同祖的文化血缘。共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必然使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从1980年开始，台湾政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政权逐步本土化，并由“二元政治”发展为“一元政治”。李登辉上台后，又怂恿“台独”势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台湾文学界亦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台湾文学“自主性”的声浪高涨。如宋泽莱规划了“台湾结--台湾意识--台湾民族意识--台湾民族独立意识”的思想路线，公然叫嚣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自主性”，肆意歪曲“人权文学”的真实内涵。而陈雷、姚嘉文、林双不则以“窄化”的台湾意识，有意突出省、籍矛盾，在具体的创作中宣扬他们的“分离主义”倾向，与政治上的“台独”逆流相呼应。尤其是近期文坛，出现一些分离意识高涨的文学倾向。连原本较为公允的作家叶石涛也提出了台湾作家的“双重性民族结构”，并否定了他以往关于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环的判断；李乔则提出了“文化的台独论”。针对这股逆流，陈映真、马森等大部分作家进行了有力有理的反驳。如马森在《联合文学》发表了《“台湾文学”的中国结与台湾结》。
“台独”的文学言论和作品，得不到台湾大多数作家的认可。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后，以散文、报导为文学形式的“探亲文学”的兴起，成为台湾文学当中的新文类，它成为作家们抒发故乡情，渴望祖国统一的“乡愁文学”，并有力地批判了“大陆没有向心力，只有离心力”的错误言论，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如张曼娟的《黄河经过的时候》、李金莲的《行旅匆匆过厦门》等作品中，流淌的是恒远不变的“中国血”。台湾目前整个文艺思潮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它们是乡土主义，“台独”反动政治思潮，思想倾向中立、独自搞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尤其是新世代作家的崛起，它以党派之争的姿态来表现台湾的现实，在思想上采取“中立”，以“抽象批判”和“后现代性的阐释”来探讨人性、人生。他们从较狭隘的政治概念中跳跃出来，对人性和世界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表现，如朱天心的《新党十九日》、《我记得……》、《佛灭》，李潼的《屏东姑丈》，郑清文的《三脚马》等都是当中的优秀之作。
台湾的政治文学情况复杂，但应当指出，“台独”文学意识和作品毕竟只占少数，且不得人心。事实也证明，把台湾说成是中国或华文文学的主流、中心，是反历史潮流的荒谬之谈；而反映台湾人民大众心声，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文学作品，必然有着远大的前途和旺盛的生命力。台湾文学永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台湾文学文化化倾向，发轫于六十年代末，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就是台湾文学文化化的一场思想运动。八十年代，尉天骢就在《由飘泊到寻根》中强调台湾文学应该“从文化的层次来思考”，作家必须摆脱泛政治主义和陕隘、封闭的乡土趣味，具备“世界的眼光、文化的眼光”。而龙应台的文化批评的杂文出现，马森等关于文化与文学的种种论述，八十年代兴起的高山族作家的“山地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科幻作品都表明了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倾向的不断增强。尤其是“环保文学”和“都市文化意识的强化”，使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倾向更为明显。如刘真襄的“鸟散文”和“鸟诗”，把“生态环保意识”与“文学创作”组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而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作家亦开始摆脱单一的文学创作方法，与现代传播媒体结合在一起，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手段来表现多种社会文化现象。1985年，“中国现代诗季”期间的“诗的声光”演出，就大胆地运用了摄影、电影、幻灯、柳叶琴伴奏、布袋戏等多种媒体来“朗诵”新诗，力求借用激光、录像、录音、多媒体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表演、歌唱、诗朗诵呈现于大众面前，完成文学形式的多样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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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文学文化化”倾向得到正式的确定。1992年元月台湾诗人初安民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了《文学文化化》的论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文化化”的口号。接着，1992年6月，《中外文学》的总编辑廖咸浩亦提出:“探讨文学的文化意义，实践文学的文化使命，也将成为‘中外’的关怀焦点。”从九二年开始，台湾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综合性文化内容剧增，文学文化化成为事实。如《联合文学》、《中时晚报》、《台湾时报》、《自立早报》、《自由时报》都纷纷刊发文化性版面，并推出反映社会文化、讨论社会文化的作品专辑。与此同时，各出版社也纷纷出版涉及人生、文化方面的书籍，以拓展文学的领域，提高文学的文化品位和内涵，促进文学的文化化进程。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在这种气氛下，开始了大文化的研究，把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将文学研究拓宽为大文化研究，从社会文化角度来阐释、评析文学作品的内涵。中国大陆文学中文化品位极高的“寻根派”文学，在台湾作家和批评家当中极受欢迎。这一“文化热”的现象，既反映了一批富有文化品位，追求文化内涵的作家和编辑的精神渴望和理想，也再现了台湾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某种突围和反拨。尽管它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视觉表象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文学文化化”倾向，是台湾文学近期发展的重要趋势。没有文化品位的文学，终将是没有强劲的生命力的，而且“文学的文化化”与“文学的大众化”并不是相对立的。相信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在处理好大众和社会现实，通俗与经典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又能克服时代的某种局限，寻求到一片文学的“文化草原”，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文学的通俗化倾向。据1992年4月出版的《新新闻》第二六六期统计，1980年至1987年台湾出版的较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说达三十五部，但1987年至1992年仅十八部。文学创作数量的下降，尤其是严肃文学创作的隐患，使台湾文学界感到整个纯文学的没落。文学的通俗化、娱乐化愈来愈成为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向。七等生认为:今后五十年内台湾不可能出现压卷著作。因为这五十年内，正好是一个渐渐要把文字丢掉的时代，文学毕竟要靠文字，如果文字不是这个时候社会文化的主体，要期待有伟大的作品出现是不可能的。的确，从二战后到现代，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媒体介入了人们的“阅读”当中，使人在“画”和“声”的视听感官中获得信息，并跨过文字“障碍”，直接欣赏“形象”艺术。尤其是在影视文化和多媒体“画面”的“铺天盖地”的进攻下，人们“看字”、“读书”的兴趣逐渐减弱，社会对文学的关注也日益降低，而民众的文学欣赏水准也日益下降。这样，读者需要的文学作品也自然是一些轻松、短小、形象性强、节奏明快的“小文章”，而作家在经济压力，市场销售的双重制约和反馈下，他们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目的也自然是走向市场，走向大众，走向通俗，严肃文学处于次要地位。台湾文学作品在八十年代，大多数还能介于严肃和通俗之间，形成一个较为受欢迎的“中间灰色地带”，进入九十年代，严肃文学遭到严重困扰，轻薄短小、娱乐、通俗的文学作品成为了台湾近期文坛的主导。且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各种原因，许多作家都被迫辍笔、改行，或者放弃原来的创作方向和创作优势，以卖文为生，迎合时潮。
总的来说，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界对严肃文学的发展与走向充满着忧虑，但他们没有失去信心，正如一些作家所说的:我们应该正视台湾文化体制与文学生态所牵涉的广泛结构性问题，共同谋求整个文化思想创造空间的自我改造。
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个世界性潮流。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的中心地位必然导致文学的边缘化。台湾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对社会的教化意义的中心位置已经过去了，严肃文学的滑坡，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和通俗影视作品，如驰名海外的言情、武侠、侦探、科幻等作品样式的普遍流行，标志着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文学作品的模式化、商品化、画面化，使台湾文学在“玩”与“乐”中拼命挣扎。走向社会的边缘、文化的边缘、生存状态的边缘，是台湾文学边缘化的主要表现，而且作品从创作、出版到阅读，都呈现出“一次性”消费的特点。人们不再在文学中寻找意义和价值，因为社会现实所传达的是精神的溃败、价值的沦丧、文化的颓废、文学的没落，人类的精神家园在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的侵占下成为一片废墟，人本身也成为一个边缘性的生存物。这样，文学的边缘化似乎是现代文明中人的悲剧性生存状态的最为明显的表现，台湾文学同样不能逃离这种困境。
台湾由工业文明逐渐向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一部分作家尝试采用各种现代传媒，进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探索。这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八十年代，将诗与其他各种高科技传播媒体相结合的尝试极其突出。如1980年6月，《联合报》举办了《水调歌头》“诗与歌之夜”，1984年12月，新象艺术中心承办了“中、意视觉诗歌展”。而洛夫等诗人每次在诗集首发时均举办演唱会，进入九十年代，他们充分利用激光、录像、录音等现代技术，将诗表演、唱、吟、朗诵立体交错，成为一个“有声有色有画”的新型诗歌形式，如录影诗、电影诗、科幻诗、广告诗、多媒体诗。与现代传媒的嫁接，是台湾文学形式多样化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把工业产品的包装策略用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用影像包装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突出表现文学的美感效果，色彩感应，并精心配饰精美的插图，调动各种文化资源，使文学作品的“表象”上呈多样化倾向。
最后是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交错和融合，产生了多种边缘式的文学形式。在小说方面，有后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新小说、意识流小说、科幻小说、魔幻写实小说，诗歌有长篇叙事诗、抒情诗、方言诗、新格律诗、推理诗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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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时期的小说
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坛，政治小说风靡一时。一般来说，政治小说分狭义、广义两种概念，从狭义来说，政治小说即描写政治题材的小说；从广义上来说，政治小说则指那些直接或间接、正面或侧面反映台湾政治生活、政治斗争、政治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政府当局政策的小说。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台湾当局专制统治的影响，其政治小说在表达政治理念和批判社会的层面上受到极度的压抑，以致它们只能将其批判意识隐匿于一般的社会生活描写中。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台湾政治的民主进程日益拓展，对政治小说全面开放，台湾小说的政治色彩日趋浓重。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文学代表作品，政治小说当为其主流，如早期赖和的《一杆“称仔”》、杨逵的《送报夫》、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及七十年代陈映真的《将军族》、杨青矗的《选举名册》、宋泽莱的《糜城之丧》等，这些作品堪称台湾政治小说的典范之作。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小说不断开拓创作领域，深化政治理念，渐渐形成蔚为壮观的创作局面。1980年，施明正的《渴死者》打开“牢狱小说”的大门，从此揭开了八十年代台湾政治小说正式登场的序幕。1983年，《台湾文艺》主编李乔和青年文学评论家高天生合编出版了《台湾政治小说选》，首次在多元化的台湾文坛树起一面富于人民性批判精神的鲜明旗帜。李乔进而在同年度的《台湾短篇小说选》的编辑报告中提出:“此时此地特别以政治标榜小说，可能有两层意思:（一）近年小说创作成绩并不理想，许多作者题材上有茫然无措之感，提出一刺激性名目，是为了鼓励创作；（二）我们正在民主政治的关键性时刻上，是民众最需要以积极态度关心，或参与政治的关键性，所以特别提出政治小说来。”台湾小说作家们从历史的挫折中深深体悟到:没有政治的进步，就没有文学的解放。因此，从1979年12月高雄政治事件以来，政治小说创作渐渐形成一股创作潮流，并陆续产生出一批艺术性较高的政治小说作品。根据其创作题材、主题和再现方式加以划分，台湾政治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革命历史小说。此类小说通过历史的观照和反思，表达作者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压迫的揭露和反抗。台湾的历史，是一部台湾人民不断与异族入侵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的历史，它已成为台湾新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继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之后，李乔于八十年代初期完成的长篇巨制《寒夜三部曲》又取得了此类大河小说的新突破。在李乔的笔下，不少日据时代为台湾人民解放事业付出过重大牺牲的台湾民族斗士和左翼代表人物得以呈现，从而突破了台湾文学创作的政治禁区，为以后的台湾政治小说的开拓做出了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二）“工人文学”。该类作品反映了现阶段台湾社会严重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事实，以及贫苦阶级民众的抗争。八十年代以前，杨青矗以批判“劳动界不公、不义”为主题，开拓“工人小说”的先河。八十年代以来，陌上生的《梦魇九十九》和李昌宪的《加工区诗抄》等作品在秉承批判主题的同时，更向劳工的感情、心灵世界掘进，并呈现他们为改变自身处境所作的挣扎和努力。郑俊清的长篇小说《愤怒的山城劳工》描写某公司的广大工人面对资方卷款外逃的恶劣形势，奋起自救，接管工人管理权并组织生产，显示出台湾工人权益意识新的觉醒和台湾工人运动发展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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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兵文学”。八十年代老兵题材小说，侧重于展现老兵们由于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所产生的精神和行为的种种变态，如钟延豪《金排副》、黄脸《冷热胸膛》等刻画在职下层官兵在升迁无望、回归无期的困境下所产生的孤僻心理和怪诞行为。苦苓《柯思里伯伯》叙述一位循规守矩的退伍老兵在贫穷和绝望中铤而走险，抢劫银行。履疆《两个爸爸一个妈妈》、苦苓《张龙赵虎》则反映了老兵们痛苦的婚姻状况，迫于贫穷，两位老兵同娶一妻，从而造成了感情、生活上的反常。王璇的小小说《死了一个老兵》则刻画了老兵所遭受的精神折磨--为当局哄骗而长期怀着“反攻大陆”、“战士授田”等毫无结果的迷梦。老兵问题是台湾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历史遗留给台湾社会的痼疾。在惟利是图、讲究生存竞争的八十年代，台湾工商社会中，老兵年老体弱又身无长技，势必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台湾当局更视退伍老兵为包袱并设法甩掉，因而酿就了一幕幕社会悲剧。“老兵文学”从“历史--现实”的特殊视角，揭示了台湾社会的非人道的残酷性。
（四）“教育小说”。这类小说反映了泛政治格局下台湾官僚体制种种政策弊端在校园内蔓延的情景。如唐怀萱《鸡冠花开的时候》、苦苓《沦亡录》、张大春《新闻锁》等描写学校当局强迫学生捐献或迫害学生的事件。黄凡的《反对者》展现了高层政治势力对学校正常运作的干扰。陈烨《纵火者》则显示特务政治在学校延伸所造成的对年轻心灵的无法弥补的创伤。许台英《花冠和次冠》嘲讽了台湾教育界的龌龊现象。
（五）正面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政治运动。这类作品以张系国等海外作家为肇始，八十年代后王拓、黄凡、朱天心等相继纵笔其中，如王拓《台北、台北》、黄凡《伤心城》、朱天心《十日谈》等小说，这些小说借助情节发展容纳大量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展现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运动风云变幻、不同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的时代特征。
上述作品大体延续了八十年代以前台湾政治文学以一般社会生活描写藏匿政治主题、并未直接触及当局禁忌的方式，但亦可看出若干新的特征，如小说由社会问题向政治主题逼近，小说题材由一般问题向敏感问题集中，如“老兵”、“眷村”题材作品开始涉及省籍矛盾等敏感问题。真正代表着八十年代政治文学最新发展的是一种勇敢突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种种禁忌，直接向现行统治体制发起挑战，批判政治弊端，表达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主题的新型政治文学的诞生。新型政治文学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丰富、勇猛、明确等特点，包括“牢狱小说”、“二。二八小说”、“人权小说”、“两岸情结小说”等。
（六）“牢狱小说”。这种小说出自当过“政治犯”的作家之手，或侧重正面描写监狱生活，或侧面反映监狱生活，从而揭露和批判了台湾当局专制统治对人性的压迫、扭曲。该类小说代表作家有施明正、王拓、陈映真、杨青矗等。
1980年，施明正发表于《台湾文艺》的《渴死者》堪称“牢狱小说”之滥觞，它与后来作者发表的《喝尿者》都以对人性扭曲的描写反映台湾特务机构和监狱的污浊和可怕。前者获得1981年台湾“吴浊流文学奖”的小说佳作奖，后者获得1983年“吴浊文学奖”的小说正奖。《渴死者》描写一位来自大陆的无名氏青年军官政治犯悲壮自杀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监狱生活真相。作者采取反讽的艺术手法，选取了超越政治的同胞爱的视点来描写这个残酷而黑暗的角落，使小说获得了成功。《喝尿者》采取朴素的纪实手法，展露了作者同牢房十多个囚徒赤裸裸的人性。金门陈先生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他是一个无政治是非，无生活准则的人，是一个害人者与被害者混合体，为同房的服刑人所厌恶。但当他收到起诉书面临死亡时，所有同房人仍然“争着表达互爱，以提供互助”。这篇小说由于作者作为一位中国医生对人道主义的身体力行，并致力于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突现了超越政治的人类博爱精神，在刻画台湾牢狱生活的小说中具有其突破性的成就。
继施明正的《渴死者》之后，台湾“牢狱小说”不断涌现。如杨青矗系列短篇小说《给台湾的情书》着重描写监狱中致使政治犯精神崩溃、被迫承认莫须有罪名的逼供信；陈映真的中篇小说《赵南栋》则对狱中斗争生活加以直接刻画，塑造了怀抱着革命理想的“朗澈地赴死”的一代革命者形象；方娥真《狱中行》、陈雷《百家春》分别展现狱中滥罚、滥刑、滥杀的可怖情景。作为“牢狱小说”的变奏，一批从侧面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品频频涌现，如蔡秀女《稻穗落土》刻画“政治犯”涉案后，对其家属亲友造成的创伤影响，并从家属眼中反映监狱的残酷。李乔的《小说》刻画“政治犯”入狱无端受冤而罹罪，或遭当局穷追不舍、疲于奔命的情景。王拓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堪称由社会写实小说向政治小说转化的典型之作。《牛肚港的故事》讲述七十年代的一位渔港少女阿珍被奸后受孕而自杀，围绕案件的侦破过程，展现了台湾渔村社会生活的现实风貌。主人公赵孝义和侨生女友李娟、富家女儿杨美慧三人是大学同学，他们关怀民众疾苦，参与公益活动，发表国事意见，毕业后立志献身于偏僻落后的渔村教育事业。然而，赵孝义雄心未展，竟遭受到诬陷和误解，先被牵连于刑事案件之中，后又上纲为政治嫌疑犯而被捕入狱。《牛肚港的故事》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作者吸收了许多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表现技巧，情节起伏跌宕，悬念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感情纠葛委婉细腻。作为一位积极主张和参与台湾社会政治改革的作家，王拓在小说主人公赵孝义身上倾注了热情和心血，充分体现出他那批判现实、激励革新的一往无前的创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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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二八小说”。“二。二八”政治事件一直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大政治禁忌之一，也是施加于台湾民众身心上的伤痕。以前有关“二。二八”题材的小说（如吴浊流的《无花果》），常被当局列为禁书。1983年前后，林双不的《黄素小编年》成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突破“二。二八”事件题材禁区的台湾小说，此后，“二。二八”小说一发而不可收，一大批作品开始突入这个政治敏感区域，如李乔的《泰姆山记》、郭松《月印》、李渝《夜琴》、林深靖《西庄三结义》、宋泽莱《抗暴的打猫市》、杨照《黯魂》、《烟花》、林文义《将军之夜》、《阿公海涨罗》、叶石涛《红鞋子》、《墙》、王湘琦《黄石公庙》及陈烨《泥河》等。这些小说大都描写“二。二八”事件对台湾人民产生的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既是对历史的反思，又是对现实的鉴照，正是在这历史和现实的连接点上，凸显其强烈的政治批判意义。“二。二八小说”的崛起，反映了台湾人民渴求了解历史真相、改革现实政治的双重要求。当然，这些作品有的侧重于追究责任，发泄愤恨，有的则倾向于化解仇恨，走出历史的阴影，可见主题上存在着区别。
（八）“人权小说”。人权小说是以维护人权平等，争取人民民主为题的小说，大多旨在批判和抗议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台湾当局长期以“戒严法”或“国安法”对台湾民众施行严密控制，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乃至基本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解禁之后，这种黑暗的专制统治成为众矢之的，台湾文学中的人权精神高扬起来。1979年，杨青矗将他登记竞选“立法委员”
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选举名册》，对国民党高雄当局百般阻挠和践踏的先声之作。在1979年12月10日“纪念国际人权日”事件中，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台湾作家被捕入狱，从而也催生了一批人权小说的诞生。
青年女作家陈艳秋的《陌生人》描写了参与民主运动的受刑人杜恭礼家属受到情治单位调查人员困扰的故事。青年作家莘歌的《画像里的祝福》也是从政治犯家属的侧面描写了摧残人权造成冤狱的社会悲剧，小说采用反衬手法，以平民百姓的宽厚之道，伦理之情来描写政治生活的严酷现实，使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李乔的小说《告密者》以庖丁解牛之刀法，从深入剖析人性矛盾和心理矛盾的认识高度，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一个台湾“保防细胞”生成、发展和没落的过程。宋泽莱的《废墟台湾》以超现实的笔触，溢于言表的愤恨，对专制政治的残酷，反动官僚搜刮民脂民豪，滥杀无辜等穷凶极恶的罪行加以夸张的表现。吴锦发《消失的男性》则对干涉、损害人身自由现象加以揭露。另外像李昂等为代表的明确标示“不是争女权，而是争人权”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及以莫那能、柳翱等作家的争取少数民族生存权利的“山地文学”等，实际上都是“人权文学”的重要部分。青年作家林双不近年来连续创作人权小说，成为台湾“人权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学女生庄南安》、《春鸭仔群》、《小喇叭手》等小说都是八十年代人权小说代表作品，反映台湾大中学校生活中一些政治冲突，富有强烈的“人权意识”。林双不的可贵之处在于逼视现实的锋芒和控诉不义的锐气。但林双不近作的人权意识中着重强调省籍意识的冲突，模糊了人权意识的实质，同时有“主题先行”、“小题大做”之嫌，此为林双不小说的败笔。
（九）“两岸情结小说”。海峡两岸情结，小而言之有个人的、家庭的情结，大而言之有民族的、国家的情结。在台湾文学史上，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作家思考和反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时局的变迁，台湾文学中描写两岸情结的作品已经有了新的内容。台湾青年作家兼评论家莘歌1984年发表于《文季》七月号的短篇小说《家》，描写了一个跨越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典型家庭的伦理悲剧，从而传达出台湾同胞盼望突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实现亲人团聚的强大呼声。陈映真的《铃铛花》和《山路》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具有更广阔更深刻的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体现出陈映真这位被杨青矗期许为未来的政治小说大师的台湾作家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坦阔胸怀。另外，八十年代末，蓝博洲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创作了《幌马车之歌》、《寻找剧作家简国贤》等系列作品则秉续了陈映真《山路》的主题，具有更强的批判力度。
（十）“新世代小说”。据希代版《新世纪小说大系》的前言中关于新世代作家的年龄界限，即以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为主轴，以1945年-1949年间出生的为弹性对象。这批新世代小说家的成长背景是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急剧转型，从而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现代资讯的网络中，接受世界多元的知识系统。黄凡在给林德小说集《恶地形》作的序中，对新世代作家归纳为三点“一、与前辈作家相比政治情结减少了许多，二、拥有多元化的知识背景，三、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学技巧与表达方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世代作家的创作特征。
新世代小说题材更加广泛，思想内涵更加丰富深刻，作家的文学经验得以丰富的展现，同时在审美传统上亦有所突破。如新世代都市小说中东年的《大火》，写来自农村的游泳儿在狭窄逼仄的住宅里忍受着两旁邻居的吵闹和威胁，终于走上了精神崩溃的绝境，整个小说就是一个寓言，一个象征，小说中两个邻居分别为妓女与暴徒，实际上暗示着都市生活中色情与暴力的畸形生活状态。王幼华的《麦先生的公寓生活》和张大春的《公寓导游》都是以公寓为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背景，表达了现代人生活的间离感。侯文咏的《铁钉人》用通俗的故事形式，把现代人绝望的体验以及挣扎，表现得相当有趣。新世代小说以林
德的《恶地形》、王华的《花之乱流》、冯青的《白墙》以及夏行的《奔赴落日而显现狼》为代表作品。其中《恶地形》通过三组对峙的意象在作品中互相渗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现代人的梦呓图，实为台湾新文学的代表之作。在台湾新世代小说中，超验、科幻、后设小说引入创作领域，实验小说与通俗小说并举。如梁寒夜的《海跖》、今灵的《椅子》、蔡秀女的《红衣观音》为台湾超验小说的代表。如林
德的《双星浮沉录》、叶言都的《高卡档案》、张大春的《伤逝者》、平路的《按键的手》等科幻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寄托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但在夸张手法，荒诞构思以及超凡想象力上又较一般实验性文学增加了可读性。另外，在新世代小说中，武侠、言情题才的作品亦占有一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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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女性主义文学
女作家一直是台湾当代文坛中的一支生机盎然的生力军。她们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异军突起构筑起一道新的景观，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文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现代派文学或乡土派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成为历史。
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七十年代初，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转型，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新女性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而当时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尤其是1970年美国爆发的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妇女成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不断提高，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是她们在社会上仍得不到与之相应的地位和尊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台湾出现了妇女运动，大力宣扬新女性主义，严厉批判传统观念对于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扼杀，呼呈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同时也强调女性自身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完善。台湾妇女运动打出的“新女性主义”旗帜，对台湾女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于是，新女性主义文学出现了。曾心仪、李昂、廖辉英、萧飒、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云、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创作了相当一批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作品，来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女作家大都出生于五十年代前后，她们不同于以往的“闺秀作家”。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活跃，善于思辨，作品中往往通过女性命运来严肃地剖析人生和社会，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女作家们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台湾各项重大的文学奖中连连夺魁。例如，苏伟贞自1980年起至1984年连获《联合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极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各项奖，她的获奖中篇小说《红颜已老》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萧飒自1979年起，也几乎一年不落地夺得两大报文学奖。萧丽红的获奖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自1981年首版后，迄今已印了近三十版。此外，袁琼琼、廖辉英、蒋晓云等，都不时在各类文学奖的获奖榜上出现。她们许多作品的题目，如《自己的天空》、《不归路》、《陪他一段》等，都采用社会大众流行语的形式，因而颇具传播效应。
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强烈的反叛精神作为先导的，从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揭露批判和对男权中的秩序的颠覆中，使文学达到女性生存模式的反思与抗衡。同时也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在台湾经济转型时代，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情况下，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艰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从原来从属地位逐渐移向主体地位，但她们为追求独立自主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七十年代末，曾心仪率先发表带有新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标志着女性文学的转机。曾心仪，原名曾台生，原籍江西省永丰县，1948年生于台南。毕业于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她出身寒微，曾任化妆公司美容师，还当过百货公司店员和秘书，于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她的代表作品有:《彩凤的心愿》、《朱丽特别的一夜》、《等》以及《那群青春的女孩》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热爱生活，渴望依靠自身的力量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她们的梦想，男权主义的乌云笼罩着她们。但她们毕竟已经开始觉醒，勇敢地挣脱男权的羁绊，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彩凤的心愿》塑造了一个极有光彩的女主人公彩凤。她家境贫寒，十二岁那年就迫于生计进了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她最大的愿望是“改变生活的环境”来“回报爸妈多年来抚养她的辛劳和爱心”。
小说围绕着她参加歌星竞选展开故事情节。无情的现实将她的美好愿望击个粉碎，当餐厅老板带她到“大都会饭店”陪那个“日本先生”时，她如梦方醒，知道竞选歌星只是个骗局，想当歌星，得以肉体来交换。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自尊、自重、自爱的下层少女形象。她在生活的磨炼中逐渐成熟起来，有很强的自立意识，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彩凤的艰难处境和她的抗争可以看到，尽管所面临的现实是那样严峻，但台湾新一代女性毕竟已经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曾心仪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们中有舞女、洒吧女、妓女、女店员，通过她们来反映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下层妇女的悲苦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同胞姐妹遭遇的同情，对逼良为娼的社会发出不平之鸣。曾心仪的作品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细致的人物心理刻画见长，但她的作品思想倾向性过于直露。
在八十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中，李昂是女性现代意识和批判性最强的一位作家。
李昂具有“叛逆女性”之称，原名施淑端，她的大姐施淑女、二姐施叔青分别为台湾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她生于1952年，台湾新化鹿港镇人，哲学系毕业，获美国的戏剧硕士学位。
李昂的作品题材以表现两性关系为主，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猛烈的攻击，作品有:《鹿城故事》、《人世间》、《她们的眼泪》、《杀夫》、《暗夜》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女性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杀夫》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她影响最大的作品，小说获奖后搬上银幕，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传达出隐忍负重的女性走上抗争之路的悲剧。女主人公林市被叔叔当作一张换取长期吃肉不要钱的“肉票”嫁给性情暴虐、粗俗不堪的屠夫陈江水。林市长期被当作牲口使唤，还遭到殴打凌辱甚至惨无人道的性情虐待，在一次丈夫的粗暴凌辱之后，林市一时神志恍惚，操起刀子把丈夫当作一只猪宰了，她也因杀夫罪被判死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地位，在性生活上也是如此；只不过是男性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泄欲工具，林市的悲剧正是男权统治下中国妇女命运的缩影。她的反抗则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禁锢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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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的廖辉英，写尽台湾妇女三十年悲苦生活，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问题。《油麻菜籽》主人公阿惠的母亲出身名门，不幸遇人不淑，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这位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伦理观教育的母亲，既痛恨丈夫的自私、懒惰、不负责任，又心甘情愿地替他收拾烂摊子，而阿惠的外祖父也用“查某囡仔是油麻菜仔命”（台湾流行一句话:“女人是油麻菜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来安慰婚姻不幸的女儿，母亲就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叫嚷”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不仅如此，她还向女儿不断灌输“油麻菜籽”的命运观，而对学习上与哥哥一比高低、待遇上抗议男女差别的女儿阿惠，她竟振振有词地说:“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她计较什么？将来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当深知女儿考上众人称羡的名牌大学，她竟冲着通知单说:“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母亲对女儿的“教导”，实际上已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进入每个人的心理，包括女性自身，使得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丧失自我，一辈子扮演婚姻的悲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还忠实地传播着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命运观，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自身的深层悲哀。廖辉英的其他作品如《今夜微雨》、《红尘劫》、《盲点》则力图描写女性经由困惑走上寻找自我的征途，显现出女性的自身价值。《盲点》是廖辉英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丁素素婚后，因为婆婆的精明厉害和思想顽固不化，婆媳关系不和，随之而来的是夫妻感情日益冷淡，最后只得离婚。与此同时她在父亲的支持下创办了“妇女美容韵律中心”，她对自己的事业投入全部心血，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自己也日益成熟。她的婚姻也出现了转机。丁素素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努力表现新女性冲破重重阻拦，去维护人格的独立和精神自由，并且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以及要求重建和谐、平等、互爱的家庭理想。
姬小苔，是台湾文坛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生于1954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了《胜情女神》、《有情旧梦》、《情烟把眼迷》等三十余部小说。她的小说着力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女性形象。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出现“复仇天使”形象，她们的报复手段往往异常狠毒，根本无视社会规范制约，令人触目惊心。
通过妇女命运来反映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变迁，从中发掘丰富而深邃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一直是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主旨。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并不完全是新女性主义作品，如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写的就是婚姻家庭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儒家的厚道宽容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精神，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写的是人性战胜性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更多的是与新女性主义的西方色彩相对的民族传统，它们在台湾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总是一版再版，可见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将被一代一代的人传承。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台湾文学的日趋多元化，台湾的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女性文学有闲适、恬淡化的倾向。由于台湾经济的起飞，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物质文明已成为现实。女性作家们对生活、社会、人生的重大主题的思考比从前少了，她们有闲暇去表现都市人生活的高雅情趣:写交友、栽花、野炊、旅游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了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的苦涩，有的是物质的丰裕和自我解放后的舒坦的恬静，年轻一代像玄小佛、苏伟贞、郑宝娟、方娥真、彭小妍、林边、林佩芬等，她们的作品给人以闲适淡泊的感受，抒情意味浓厚。
玄小佛是颇有才气的青年女作家。玄小佛，原名何隆生，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十七岁时发表处女作《白屋之恋》，一炮打响，当时她还在读高中。此后，她一发不可收，陆续出版了数十部长篇小说，成为与琼瑶、三毛等齐名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搬上银幕、银屏。特殊的生活境遇养成了玄小佛喜欢孤身独处的静思玄想的性格、气质，长期潜心研究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使她形成了与琼瑶等人迥异的创作风格，她的小说中很少有寻死觅活的“造梦”大都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笔下人物通常是凡人，既不是绝对的好，也非绝对的坏。
另外，女性文学向消费性、娱乐性发展。都市快节奏的紧张生活使人们希望工作之余能够放松消遣，所以那些描写男女婚恋题材的作品多起来了，它们虽无深刻的思想内涵，因其故事情节曲折和对都市生活的贴近，可读性强，不失为消遣的好材料。以朱天心、朱天文为代表的“现代闺秀派”，描写工业企业高层写字楼内两性情爱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
总之，八九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既有对女性自身进行思考的严肃作品，也不乏娱乐消遣的通俗作品，艺术形式技巧上既有传统女性文学细腻的写实，也吸收了现代派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呈现出互相渗透、兼容并蓄的多元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