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文学理论批评：重绘文学版图 重建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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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文学理论批评：重绘文学版图 重建文化生态 2012年01月19日 来源：人民日报

　　建树独创性的批评理论或者知识体系，对文学史和当下创作进行有效介入，是文学批评的关键。或从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审视当代文化版图的解构，或从新文学发生的源头重绘文学版图，是批评转向文化和历史大格局的探索，而成熟作家充满活力、原创性的批评则推开了从实践到理论的神秘之门。
　　与其他时期相比，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语境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众多。批评能不能对现时代做出独立的判断，能不能引领文学思潮的发展，能不能对文学创作作出独到的阐释，从而回答文学的种种困惑，实在令人期待。综合来看，我觉得2011年的文学批评在重建文化生态、坚持独立精神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状况，一直是困扰批评界的基本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界通常把当下的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与此相对应，文学也被分为主旋律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文学的冲突也被描述为审美与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批评界因此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2010年在谈到文学状况的变化时，王晓明指出，到了“推开门窗”的时候了。在2011年的论文《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中，王晓明不仅重绘了“六分天下”的文学版图，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学版图的巨变背后，是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最近30年社会巨变，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基本条件、规则和支配力量，都和20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文学世界之所以‘六分天下’，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巨大‘不同’的结果。不过，在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变化和文学的多样现状之间，有一系列中介环节，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正是这些中介环节，才最切实地说明，文学是如何被改变，又如何反馈那些改变它的因素的。”“在我看来，这些中介环节中占第一位的，就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正是它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成形，从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角度，根本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王晓明就此提出，面对新的文学格局，评论和研究者必须放大视野、转换思路、发掘新的分析工具。当代世界，文学绝非命定“边缘”之事，就看文学人怎么做了。王晓明的这些分析反映了他转向文化研究之后对文学生产的新认识，这对文学批评的走向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意义的是，丁帆则在新文学发生的源头上重绘了文学的版图。丁帆曾经在《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的七年(1912—1919)》里表达了“1912年”的重要性，在2011年的《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一文中，他更详细地论述了“1912年”之于“新文学史”的意义。在他看来，按照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切分方法来给中国清代以后的现代文学进行断代，最合适的切点就在1912年的民国元年。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旧的朝代的逝去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和之前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本质上的告别，从此开始了一种新文学——内容上的人本主义主潮和形式上的白话文创新实践——的审美跋涉。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密不可分，正是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累积，为文学史写作积累了基础。丁帆在《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中提出的入史标准问题，启发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中国新文学已有百年历史，文学史的重写工作也到了一个该深度考量的关键时刻，而中国新文学史的撰写，核心是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文学现象与思潮的入史标准问题。丁帆认为，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得一致的前提下，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种因素是关键。考量每一部作品能否入史或者说是否具备经典品质，要看其是否关注了深切独特的人性状貌，是否有语言形式、趣味、风格的独到之处，是否从富有意味的角度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交织的中国经验——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面对思潮、作家、文本时需要深思的关键性问题。
　　缺少独创性的批评理论或者知识体系，一直是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我们重返80年代，那个时期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创造性工作在今天看来都难以企及。在这些年的文学活动中，某种意义上作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或许比批评家更具有活力。作家对创作问题的思考不仅贴近创作，而且常常比批评家的理论更独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作家，如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格非等都有不少充满活力的、原创性的思想观点。近几年来阎连科在理论上的求索可以说是具有“先锋性”的。我们未必认同他的一些想法，但他打破禁忌，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他的长篇理论随笔《发现小说》发表以后，虽然和者寡，但这篇随笔无疑打开了小说的另外一个空间。《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是阎连科这些重大思考中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当下，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研究有无“底线”，也是需要思考的。王尧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向后转”的问题》便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王尧认为，重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当下困境的破解是必须的，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既往的文学史和文学观点作出反思，但反思与破解，都不能退到那些已经被否定了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判断上去，后来的文学发展进程和学术史已经表明这种否定是必须的。他在《如何现实，怎样思想》一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80年代没有形成“思想再生产的机制”，真正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太少了。思想不能再生产，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文学应对现实的能力自然减弱了。但是，不能把今天的困境和问题归咎于“纯文学”思潮的缺失，不宜笼统地提文学的“再政治化”，也不适合用过去的方式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退缩，也就忽视了80年代文学发生的前提，并解构和颠覆了80年代文学形成的基本面貌。王尧在当代文学生产的“大历史”中所作的这些分析，是令人警醒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作品论的成果，这也构成了2011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成就。这几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陈思和的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学术会议，逐渐形成了文学批评的“南派”。陈思和的《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仍然保持了他以往厚重而敏锐的风格，从文学史、作家作品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讨论问题。张新颖《一物之通，生机处处——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堪为今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论之一。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当代文学在21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文化生态的重建是长期的，而文学批评在2011年呈现的气象，让我们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期待。（林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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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仲呈祥：用文艺批评激活民族的艺术思维

2012年01月19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仲呈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原副总编辑，曾主持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委会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影视文艺理论家。迄今为止在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艺苑问路》、《艺苑问道》、《银屏之旅》、《审美之旅》等14部专著。
　　影视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随着“戏剧与影视学”单列为艺术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影视艺术的未来在哪里，影视批评应该进行怎样的冷思考，以及如何看待艺术与批评社会角色的相互关系，都成为这个时代给学界提出的问题。作为当代影视文艺理论家，一直担任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委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仲呈祥对此有着长期的思考。近日，本报特约记者围绕影视艺术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任务对仲呈祥教授进行了采访。
　　文化是用来化“人”的，不是用来化“钱”的。影视艺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现实，着意久远，遵从规律，合理布局，引领民族文化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实现艺术自觉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影视艺术要有人文精神和历史内蕴的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从事影视领域的评奖和研究工作，不仅担任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任，而且1986年以来一直主持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的评选。您怎么看待21世纪新10年的影视发展状况？
　　仲呈祥：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影视艺术，可以说是迅猛发展、生机蓬勃。但是，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艺术的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质量。
　　回顾过去的10年，影视艺术有一个趋向，就是视听快感冲淡乃至取代了精神美感。影视作品有一种离开哲学自觉，无限度地夸张视听语言营造“奇观”作用的倾向，缺少人文精神和历史内蕴。
　　其实，偏离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倡导的“奇正”，就势必滑向“奇邪”。我们必须看到，这是理论思维的“失之毫厘”所带来的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我不赞成片面理解和追求观赏性。观赏性作为接受美学的范畴，虽然与作为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的联系，但仍主要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时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和审美空间。这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
　　时代在变，引领这一代人的文艺作品，不可能成为引领下一代年轻人的全部精神食粮。但是，今天应该提倡什么，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如果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影视作品持续作用于观众的鉴赏心理，势必营造出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式。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会带来负面影响。
　　优秀的影视作品，应该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怡神。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才是艺术的“最高的标准”。有思想的艺术就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有艺术的思想就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面对如此强势的影视媒介，影视批评的发展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21世纪影视艺术面对这样的挑战，应该如何走向未来？
　　仲呈祥：这确实是当前迫切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首先，不要惟票房或收视率。现在有一些影视作品缺思想、缺智慧、缺精神，单纯地信奉数字崇拜，这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方面，对这些数字必须进行科学统计、辩证认识；另一方面，观赏质量的准则必须重视。艺术创作应当充分尊重并服务于观众——即使观众不总是对的，不考虑观众却总是错的。不过，这种尊重并非不加分析一味迁就、一味消极适应，这种服务并非顺从不健康、不文明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淡化甚至消解影视工作者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能须臾忘却“重在引领”。
　　其次，不要轻易解构传统。我认为，改编应该在忠实于对原著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著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的同时，忠实于影视艺术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忠实于改编者自身的审美优势和个性。实践证明，对于深入人心代代相传的艺术典型、艺术观念，不是要逆势解构，而是要从顺势方向去深化丰富发展，要用新鲜的时代思维成果加固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加固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解构经典、告别革命之类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要不得。我们要以一颗敬畏之心看待历史，看待优秀传统文化。
　　再次，不要陷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影视艺术要从审美思维出发，营造一种深刻而不肤浅、幽默而不油滑、沉稳而不浮躁的群体性鉴赏氛围。氛围是最养人的。这种氛围能够令人深入其中，不能自已地得到精神的滋润、灵魂的升华、素质的提升。这便是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影视批评要上升到哲学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述，当前中国影视艺术繁荣与危机并存，影视批评的发展迫在眉睫。那么，影视批评的现状如何？今后的发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仲呈祥：时下影视艺术发展不很理想、不尽如人意，影视批评不够发达是重要原因。伴随着“眼球为王”、票房或收视率至上的影视创作旨趣，影视批评中出现了“批评商业化”的问题，缺失了高瞻远瞩的人文忧患和旗帜鲜明的价值立场。与此同时，有的影视批评在“喧议竞争，准的无依”、“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批评生态中，呈现出“批评无标准”或者创作能产生意义、批评则不能产生异议的思想倾向，以致令影视批评沦为艺术创作的附庸乃至广告。
　　艺术创作逃脱不了历史的制约，艺术批评亦是如此。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批评家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艺术实践和审美对象缺乏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因而不能有效弥合审美泛化表象与文化反省间的鸿沟，将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进行到底。
　　历史证明，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生，即其价值的最终理想实现，不仅有赖于作品自身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而且有赖于作品面世后批评家们辩证的哲理思辨及其指导下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影视批评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有坚持美学评析与历史评析的和谐辩证统一，影视批评才能对作品作出实事求是、入木三分的科学评价，才能超越作品实现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升华，也才能帮助观众提高审美修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以《十评飞天奖》一书集中梳理了1986—1996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历史进程，且之后又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关注电视剧艺术的创作实践。您认为，电视剧批评的未来在哪里？
　　仲呈祥：电视剧艺术以其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创作和批评是其两翼，如果一只翅膀迅猛发展，另一只翅膀太稚嫩，显然就会偏离前进的方向。未来中国的电视剧批评应逐步走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兼容整合、全面辩证思维的健康轨道，真正对创作和欣赏“执其两端取法乎中”，把握好“度”，引领电视剧艺术的健康繁荣，从而担当起时代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个从事电视剧批评的人，必须坚持德艺双馨德为先，德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根，艺是我们成就事业之本。我认为，真正的批评家要享受孤独，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学术操守。

　　艺术自觉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影视艺术也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您怎么看这一历史任务？
　　仲呈祥：文化的兴衰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文化之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要靠长期的积累，水到渠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意味着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推向产业化的道路。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文化是用来化“人”的，不是用来化“钱”的。如果违背规律，操之过急，那样做是毁文化，不是创文化。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如若变为经济基础，就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放弃了文化重在化育人心的高尚目标。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关涉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重要课题。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要有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要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要有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兼容吸收。我们要坚持引导，反对迎合；坚持教育，反对媚俗；坚持推动，反对盲动。这样才能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艺术大繁荣、文化大发展，这两者必然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要特别强调，艺术也坚决不能走产业化的道路。凡是以人作为终极目标的东西，都要反功利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深刻揭示过资本生产的最大原则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佳境界是“审美的超功利”。就影视艺术而言，影视作品在总体上文化厚度与深度的不足，与其产业化的发展如影随形。这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资本运作、市场逻辑以及技术至上等理念的冲击下，影视艺术如何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动力？2011年3月，教育部发布正式通知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否对此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仲呈祥：中国电影的发展刚刚百年，电视剧也仅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磨砺。对于这些历史虽然短暂却影响巨大的艺术形式，影视创作者自身需要多加研究和探讨。影视艺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现实，着意久远，遵从规律，合理布局。大跃进式的发展要不得，盲目跟风的心态会影响影视艺术的健康发展。要从审美层面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媚俗低俗倾向，反对消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败坏观众审美情趣和鉴赏修养的影视创作。要倾听学术界的声音，多交流多沟通，互相推动，形成创作领域与批评领域的良性循环。
　　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包括“戏剧与影视学”单列为艺术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对于我们贯彻马克思主义全面、辩证的审美把握理念，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也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落实十七大发出的号召，能否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能否真正引领民族文化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实现艺术自觉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体对影视艺术来说，这一变化本身就足以说明，它作为一门具有独特文化品格和美学风貌的分支学科，已经引起了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用文艺批评推动艺术大繁荣、文化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学术界而言，您认为在推动艺术大繁荣、文化大发展的努力中，目前最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是什么？
　　仲呈祥：不管什么年代，什么题材，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艺作品，最终还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而不是短时间的票房或收视率决定的。这就需要科学的文艺批评自觉高举美学的旗帜，不仅要推动创作健康繁荣，而且要培养受众高尚的审美鉴赏情趣。文艺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盛世文昌，健康的文化大发展尤其需要加强科学的文艺批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说文艺批评“失语”，有人说文艺批评“失节”。这是需要批评界自省和反思的。
　　上升到哲学思维高度的文艺批评，“重在引领，贵在自觉”，不是跟在社会时尚潮流的后面做诠释性的工作，而是自觉站在社会思潮的前端引领它攀登更高的艺术、思想高峰——揭示文艺作品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个性，探寻文艺创作和鉴赏思潮的历史走向；揭露精神形态的“瘦肉精”、“毒奶粉”，敬畏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在历史观上寻求思想的甲胄。艺术养心，文化化人，教育育人，国泰民安。艺不养心，文不化人，教不育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艺术、文化的主体都是人，关键也都在人，其积极价值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我一向坚信，追求健康的美感与卓越的思想启迪的和谐统一，是文艺批评美学的历史标准的最高境界。艺术不仅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可以培养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在艺术创作和鉴赏上，不能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极端，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下学泛滥”的另一极端。一切艺术的灵魂，最后都是思想深化为受众的精神美感。文艺批评与文艺作品应该携手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深入其间，感受到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升华。这种氛围体现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准，这种氛围涵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能够将精神藏富于民，成为抵御各种风险向前行进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积极推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是否也是为了推动文艺批评的进一步深入？
　　仲呈祥：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统一性的文艺评论家组织，有利于各省市的文艺评论家协会横向联合，展开广泛的交流，尤其是有利于改变各种艺术形式的文艺批评各自为阵的状态，让科学的文艺批评发出声音。
　　盛世包容，艺术犹如一座金字塔。塔座愈多样愈丰富则愈繁荣，但选择眼光应以不突破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为底线；至于塔尖，则应该推举那些体现时代、民族的历史思维和美学思维较高成果的“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的精品力作。身居塔尖者，担当着引领民族精神航程的神圣职责，决不能被拽到塔底，甚至挤出塔身。更不能通过炒作和“看不见的手”，把本来只有资格在塔座居一席位置尚需提升的艺术作品，捧上塔尖，误导大众。文艺评论界呼唤第一流的懂艺术、懂文化、懂哲学的批评通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坐井观天式的所谓“专业化的批评”所能承担的责任，它需要激活全民族的艺术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