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道路选择 作者:邬志辉,马青 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主要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即以农村教育为中心的农本主义价值取向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与之相对的是农村教育中心化和农村教育边缘化的两条发展道路。较为典型的就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教育现代化。不论是“农村教育中心化”道路还是“农村教育边缘化”道路,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弊端。我国农村的教育现代化应采取“和而不同”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就是既要公平地对待农村教育,用与城市教育相同的水准来要求与发展农村教育,以给农村教育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也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尊重农村教育的特性,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
关键词:农村教育现代化;价值取向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展开了对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近代社会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经历了由“近代”推向“现代”的变迁历程。从“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基本可用教育现代化之名来概括中国对教育的追求与探索[1](P48)。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即以农村为中心的农本主义价值取向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与之相应也存在农村教育中心化和农村教育边缘化两种现代化发展道路。较为典型的就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教育现代化实践。本文在对我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两种价值取向与发展道路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和而不同”,以期能为我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一定的借鉴。
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农村社会千疮百孔。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令中国农村几近崩溃,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又在农村。这种背景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将救国的重心置于农村而非城市,发动了期冀以农村变革来推动中国发展的乡村教育运动。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一次实践。
(一)以农村为中心的农本主义价值取向
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数千年来中国都是以农立国的,农村、农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死,而且也直接关到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振兴中国的重心在于变革农村,以农村来带动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的发展。他们反对仿效西方国家发展工业,走都市文明的道路。梁漱溟先生曾说:“假使中国近日必须步近代西洋人的后尘,走资本主义的路,发达工商业……则无论从哪点上说,都不如此的……近代西洋人走这条路,内而形成阶级斗争,社会悲惨,外而酿发国际大战,世界祸灾,实为一种病态文明,而人类文化的歧途……只有乡村建设,促兴农业,能解决大多数没饭吃的问题。”[2](P115)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推崇的实质是一种“先农村后城市”的发展战略,遵循的是以农村为中心的农本主义价值取向。在他们眼中,农村教育不仅是农村建设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农村建设的“预备”,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变革乡村教育才能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正如陶行知所说:“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幸福!办的好,能叫人民上天堂;办的不好,能叫人民下地狱”[3](P125)。他们反对以城市为取向的教育现代化道路,主张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实际需要,对农村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从而达到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劳动者与改造者的目的。
(二)农村教育中心化的发展模式
1.人才流向的农村化。
乡村建设的过程,同样也是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农村的过程。他们提出了“下农村”、“作农人”的口号,放弃了城市安逸的生活,放弃了大学校长甚至政府高官的地位,转而投向了艰苦的农村。他们长期实质性地深入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将农村教育试验坚持了十年之久。北至河北,南至广东,西至四川,东至江浙,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人推算,关于乡村建设的团体曾达到一千多个,同时与这些团体有关的农学社则有一万多个[2](P120),全国的乡村教育实验区则多达193处[4](P124),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次知识分子由“城市”流向“农村”的大迁移,为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2.教育对象的农民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全体国民都应该受教育”的思想还没有确立,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观念尚未形成,当时的教育制度并没有把乡村民众纳入教育对象的范畴之中[4](P126)。再加上经济贫困,农村民众生活尚且艰难,连吃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接受教育就可想而知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们践行平民教育的理念,将农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纳入了接受教育的范围。陶行知指出,教育平等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诉求,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人中人”而不是“人上人”,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富家少爷、小姐的“金手杖”和“金戒指”,却不是穷人孩子的“破棉袄”和“窝窝头”[5](P66)。黄炎培在农村推行其大职业教育主义则旨在“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之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6](P98)。梁漱溟将一乡或一村的男女老幼都作为乡学村学的学众,分别施以相应的教育。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乡村平民教育试验,则将以农村青年为主的农村社会的全体成员均列为施教的对象。
3.教育内容的农村化。虽然乡村教育运动倡导者们的理念与方法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十分重视教育内容对农村、农民的适切性。他们反对教育内容脱离农村社会实际,注重满足农民、农村社会的现实需要。陶行知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教人离开农村向城市跑”的农村教育进行了批判,他以生活教育理论为基础,创造性地进行了乡村教育试验。例如晓庄师范的教学组织形式以中心学校为中心,中心学校以乡村为中心,而乡村的生产和生活又反映到学校中来,三者相互依存,构成了生活、学习有机结合的整体[6](P100)。晏阳初对农村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社会需要的重要性感触更为深刻,通过对定县的调查,他得出了中国农村存在的“贫、愚、弱、私”四大弊病,针对农村的这一实际状况,他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了生计、文化、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梁漱溟对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同样深感“痛苦”,他认为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成功,却贻社会许多病痛,这是因为这种教育“一面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一面又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鉴于此,他的“村学乡学”的课程设置及其内容均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紧密适合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之需要[4](P127)。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性质教育现代化的探索。此后的半个世纪内,虽然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先后经历了全面苏化、封闭探索和改革开放三大教育现代化探索阶段,然而,应该说,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探索是从1979全面恢复教育秩序后进行新的改革开放式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开始的。此阶段的教育现代化,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城市化”,即先城市后农村。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同样如此。
(一)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
工业化既是现代化的起始,也是现代化最为显著的标志,它制约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的大发展。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我国的工业较为薄弱,那么,要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赶超先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保证工业发展的高效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更加凸显了保障高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于我国的工业大都存在于城市,而且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均有优势,城市更易于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为了实现高效率的现代化发展,国家有意地将资源向城市倾斜。在此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便是最好的例证。
农村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同样奉行了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国家有意识地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地投入城市,致使农村教育现代化成为城市教育现代化的牺牲品。较为典型的实例是,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这一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则演化成了“县办高中,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布局模式,将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责任一直下放到乡、村。虽然名义上规定乡级财政主要用于教育,但是乡级财政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民缴纳的农业税。而且即使将大部分乡级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也无法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这就造成了乡级政府不断地向农民征收教育费用。自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以来,征收金额逐年增加; 1985年为165亿元,从1985-1999年的15年间,其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教育集资,仅从1993 - 1999年的7年间就超过516亿元[7](P58-59)。除了上述费用之外,农民还要为子女缴纳高额的学杂费。根据原中共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报告,在当地,一个小学生在90年代末每年要交纳的各种费用平均达到600元,初中生平均1 200元[8](P49)。由此可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实质上是由农民来承担的。相反,发展城市义务教育的责任则是由政府承担,城市远远早于农村率先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是这仍然是在城市义务教育获得高度发展之后,而对农村义务教育做出的补救之策。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先城市后农村”发展道路是无法掩饰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实际上坚持的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
(二)农村教育边缘化的发展模式
农村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使命,特别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这种特性更为凸显。因此,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简单地套用城市的发展模式。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却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被边缘化的发展模式。虽然教育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是一个独立的板块,但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只能扮演一个边缘化的角色。没有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性转化,没有现代经济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事情[9](P1l-12)。考察每一重大的教育决策过程,我们都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决策的一个附加成分,或是它们的补足措施。譬如“高校扩招”不过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以县为主”则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补充动作。无论“高校扩招”还是“以县为主”,显然都不是从教育发展的要求出发所作出的教育决策[10](P38)。正是教育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性,使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很容易被带入到教育系统内部的城乡教育关系中,从而也就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边缘化。
农村教育的边缘化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基础教育阶段的毕业生升入高中的仅为少数,由高中再升入大学的数量就更为有限,大部分毕业生的流向是就业。与之相应,农村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目标应该在实现基本教育教学目标之外,一方面要为少数学生的升学做准备,另一方面则要为学生的就业服务。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由农村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任务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既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变迁方式(包括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的同时进步)的需要,又要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这种转移不仅仅是生活场所的变更,更重要的是使几亿农村人口实现从农村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存方式的转换。农村基础教育所面临的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共时性的,且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11](P29)。那么,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就应既要涉及到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基本素质的培养,还要包括向学生传授劳动技能等内容。
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内容脱离了农村的现实,极端地偏向了城市化,被边缘化了。在课程设置上,农村基础教育盲目地被“同化”于城市,片面地关注基础知识的传授,忽视基本劳动技能的培养;很少开设劳动技能等课程,即使开设,由于应试现象较为严重,也是形同虚设。在教材的编写上,缺少与农村实际相符的话语及同农村现实相对应的内容,甚至农村与城市使用同一教材。由于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生活的现实,完全依附城市,在耗费了大量农村资源后,其结果只能是为城市输送了少数精英而已。对筛选下来的绝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基础教育并没有传授给他们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技能,初中生回家务农的生存能力并不比小学毕业生强多少。同时,基础教育也没有为他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移就业提供知识支撑,去城市就业的几率极低。既不甘心务农,又没有机会在城市就业,这些接受完基础教育的农家子弟基本上处于“边缘人”状态[12](P21)。
农村义务教育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的边缘化问题就更为显著。即使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但是很多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依然很低,甚至有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可是在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农村义务教育却移植了城市的模式,坚持“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的开发、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课改中的专家引领、社区服务”等理念,这对很多农村中小学校来说,难免有些空中楼阁。再者,使用的教材也多为对农村教育现实了解甚少的大学及中心城市的中学特级教师编写,致使教材的内容不能很好地反映农村社会实际与农村教育现实,有时甚至将农村素材改编成了城市素材。虽然新课改倡导教材多样化,但在多样化的教材中,没有一套是为农村教育编写的[13](P6)。大多数新教材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反映不够,城市化倾向明显,严重影响新课程在这些地区的实施[14](P28)。
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城乡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教育现代化,必然会在城乡之间面对一个先重点发展谁,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农村教育现代化究竟是采取农村中心化的发展道路,还是采取农村边缘化的发展方式?我们认为,两者择一的极端化方式是不妥当的。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为代表的农村中心化发展方式,固然会对农村教育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对城市来说是否公允暂且不论,它很可能会导致一种偏下的文化实用主义,更有甚者会变成一种具有很大攻击性与破坏性的反智主义,对文化的积累、传承与生产造成极大的伤害,从而在根本上危及民族的实力与生存[15](P168)。同时它也可能造成农村孩子与主流城市文化的疏离,并最终造成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16](P231)。相反,农村边缘化的发展道路则会造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应该选择一种“和而不同”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所谓“和”是指应该公平地对待乡村教育,用与城市教育相同的水准来要求与发展农村教育,给农村教育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机会。”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强调指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利者。”[17](P303)在我国城乡教育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体现城乡教育发展公平性,就必须对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农村教育以积极差别的对待。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在对办学条件、教育经费、师资队伍等资源配置上,采取了有利于城市的倾斜政策与标准。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集中于城市,使原本需要更多扶持的农村教育减少了资源配置。世界各国的倾斜政策都是面向弱势地区、弱势人群,而中国则相反,明确地向城市倾斜,加剧了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18](P75)。“城市的学校像欧洲,农村的学校像非洲”,便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因此,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必须消除先城市后农村的城市化取向,国家应用与城市相同的水准来发展农村教育。“相同”并不是“平均”,而是依据共同的水准来确定差距,再依据差距确定发展进度
所谓“不同”是指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应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尊重农村教育的特性,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教育的重要性越发显现出来,要求农村教育实现现代化。然而要发挥农村教育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以尊重农村社会的现实、农村教育的特性为基础。那么,农村义务教育的课程设置就应在保障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发展基本素质的基础上,设置劳动技能等实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生活等能力。再者,不能忽视农村旧文化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们经过一番努力探索后之所以发出“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3](P127)的感慨,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对农村旧文化考虑不足所致。受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影响,农民认为“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他们的本业就是耕种,读书对他们来说,对己对人都无益。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的这种观念极大地弱化了,甚至出现了不少“砸锅卖铁都要供子女读书”的农民。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现象严重,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造成农民“依托教育扭转命运”的希望破灭,从而使农民对教育产生了抵触,因此,读书无用论在农村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
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过程中就要关注农民的这一心理,通过课程改革及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为农民的发展创造机会,从而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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