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探讨四书应该怎么教：教育者需更多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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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探讨四书应该怎么教：教育者需更多文化理想2011年12月12日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纯一



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遭遇诸多挑战，两岸三地学者共同探讨——
四书究竟应该怎么教 　
弥补分科太细导致的视野狭隘，打破百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隔膜——大学通识教育针对的实际上是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沉疴。但是，只有从初步的教学做起，才谈得上代代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
2005年，学者甘阳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了数十所大学参加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
由此为起点，中国大陆大学通识教育得以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尤其是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课程，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陆续开设，四书教学被纳入大学人文教育体系，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经过几年的实践，四书教学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中的现状究竟如何？日前，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广州联合举办“两岸三地高校《四书》教学研讨会”，探讨作为通识教育的四书教学在当今的大学人文教育体系中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
单书教学还是四书合教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究竟是合起来上，还是单书教学？这是两岸三地承担四书教学的学者最先讨论的问题。
四书集结并作为儒家经典，是宋代开始形成的。自宋代以来，四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五经，并自成体系；与汉学重礼教相比，宋代儒学更加强调义理，因而改经的状况非常多；并且，“四书”的提法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程朱理学。所以，对于四书，大学人文教育课堂应该按照其在原始儒家时期的本子和道理去教，还是按照朱熹所确立的理学含义来教，就成为了问题。
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教授提出，讲四书与分别讲《论语》《孟子》肯定不同，因为，四书是宋儒塑造出来的义理结构，教导人们怎样学做圣人，不同于汉儒讲“天道”、“治国平天下”。相较而言，四书的义理系统比较容易从每个人的实践出发做出解释，也比较容易适合现代的方向。此外，从研究的角度看，究竟是站在汉学还是宋学的立场，会极大地影响此后的理解与教学，这是专业教育也是通识教育都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教授发问：“从通识教育的角度、教学效果讲，假如只有一门2学分的课程，这门课许多人一辈子只会上一次，是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教？”
两岸三地的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个现实就是：在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内，四书中的任何一部单书都是不可能完全讲完的。在此前提下，有些学者选择不按文本顺序精选四书章句，把四书在一个学期里讲完；有些老师则仍然坚持单书教学。台湾大学的徐圣心教授选择了只教《论语》，在他看来，四书有其背景，可分可合，如果合起来讲，就必须强调四书以儒学“本位”对抗佛学这一特殊背景。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则表示，他在复旦大学开设《论语》课已近10次，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过，《大学》《中庸》课程也是如此。在张汝伦看来，对于四书，也不必纠结于所谓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因为书虽是古代的，但如钱穆所言，它们“乃古今之通义”。
通识、博雅还是德育
作为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程，四书教学是立意在取代德育课，强调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还是立意在一种人文通识教育？借用张汝伦教授的问法，就是“四书教学到底是定在道问学、抑或尊德性上，还是定在通识和提高个人素养上？”
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表示，“通识教育”即“general education”，其意义在于弥补因分工太细导致的知识面狭隘，最终能否融会贯通则是学生自己的事，因此，如果四书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来教，那么传授的就是知识，道德、伦理、德性、生命教育恐怕都很难表现出来。
张汝伦教授对此则表示异议，在他看来，“四书实在太特别，千百年来，大家认为四书的教学是一种尊德性的工夫，道问学当然也有，不过一般来讲，古人学四书首先是为了做人，要不然，朱子为什么说要先看《大学》呢？读四书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很明确的”。而“安身立命之学，就是儒家的特点；专业课与通识课都是一样。”
宋代理学教育中的四书教学，强调四书与士人身心修养之间的联系，其理念明确以培养圣人为目标，即以孔孟、颜回的言行为指导，四书实际上成了“培养有道德的人的教材”。
同样对于教“做人”，陈少明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如果单纯从《论语》来看，它并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论语》基本上要求人们做君子，君子则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所以，假如把四书当作道德教材，那么在现代社会，究竟是以圣人为目标，还是以君子为目标？”原始儒家非常宽容，宋明儒家则过于苛刻，不过，“即使从宋学角度来说，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仅限于读经典，还要有工夫。禅宗、理学家都讲工夫，其实是讲一个普通人朝着一个道德目标进发时，要经历很多心理变化，如‘举棋不悔大丈夫，观棋不语真君子’，这类工夫，大学没法提供，我们也没法教。”
这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教育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为此，郑宗义教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的经验是，上专业课容易，上通识课难，让理工科的学生们觉得这些通识课有意义，很难。”
那么，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中，有关德性的知识究竟怎么教呢？郑宗义特别提到了目前风行的哈佛教授桑德尔的“公正课”：“你会发现他深入浅出，把西方伟大人物的理论都贯穿进来，却没有进入到每部原典，没有一句句地去解释康德是怎么讲的，但他会用生活、社会中的例子加以讨论，以便引出理论的思考。如果通识课能教到桑德尔那样的水平，就非常好了。”
对目前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定位表达担忧的，不仅仅郑宗义一人。张汝伦教授就表示：“一些大学现在甚至在考虑四年都要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理科院系的院长就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基础课就没法上了，数学系、物理系的专业基础课都被通识课挤压掉了。通识课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校说是让学生学习做人、陶冶情操，也讲一点道问学，比如让理工科的学生开阔眼界。这样看来，整个通识教育的定位依然是不明确的。”在张汝伦看来，目前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分为六大板块课程，其中有很多其实是“术”而非“道”，是“技艺”而非“成人之学”——这样的通识课，“有热情但未必能有好效果。”
四书会不会成为国民教育科目
弥补分科太细导致的视野狭隘，打破百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隔膜——大学通识教育针对的实际上是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沉疴。但是，只有从初步的教学做起，才谈得上代代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提出，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重建，让传统价值在当代社会重新发挥作用；四书是儒家经典体系在古代的新集结，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在当今时代，同样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
陈来对于四书作为科目正式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同时，他对当下大陆的中小学仅选段教学四书、大学通识教育难以与高中教学对接表达了担忧，在他看来，台湾的相关经验值得大陆同行借鉴。
为此，台湾慈济大学的林安梧教授具体谈到了台湾当下的做法：首先要从中学生开始选读和熟读四书，台湾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也有字义训诂的教学。“没有熟读，就只会意气论辩，这样则永远不会明白四书的道理。”此外，林安梧建议大陆尽快恢复“三祭”传统，如把“9·28”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把孟子生日作为母亲节，“因为有氛围、情境，才能有生长；读儒学不是求功名，而是让百姓日用而不知”。
熟读和论辩，究竟孰先孰后？与林安梧的观点不同，郑宗义则认为，现在是价值多元的时代，生活处境不同了，每个人学习经典时的心气也会不同，有些人不通过论辩就没法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些人则会受到感动，而这种感动一定是能够说明白的，因此，“今天读四书时，应该把其中的义理讲清楚”。
张汝伦教授以其在复旦大学多年讲授《论语》课程的亲身经历，谈了他的体会：“绝大部分来上《论语》课的同学是为了求‘道’，其中许多学生在中学时就已经熟读《论语》了，再来上课，一定是希望从你这里听到比杨伯峻的解释更多的东西”。在他看来，对于儒家价值，说教与维护都没有用，教师一定要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中国思想能不能用一套完整的理路讲出来？应该向学生讲清楚：知性之外还有理——理分为事理、情理、天理。”
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体系中开设四书课程，不仅涉及高校的课程教育，还指向了更普遍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层面。对此，郑宗义教授表示：四书教育有助于建立民族文化认同，如果人们对文化与公民的价值理念有认同，就能建构起公民身份，进而建构起国民和民族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四书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在高校从事儒学教学的学者依然显得孤立。
多年来在大陆努力推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学者甘阳就谈到：“我每年会举办一个全国通识教育讲习班，两三百人几天内聚在一起，感觉通识教育很发达，但各自回到学校就感觉非常孤立。大陆学校讲四书和儒学多在哲学系的中国哲学专业，而大学里的最大主体是工商管理、社会科学、传媒，即便在中文系和历史系，讲四书也非主流。”在他看来，几十年形成的文史哲分家，造成教科书支离破碎、教学主体自身的历史文化修养不够，这些都是当下的四书教学、儒学教育和中国文明传统传承所面临的挑战。
把最好的学生吸引到儒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队伍中来，是两岸三地学者的普遍希望。甘阳认为，大学的儒学教育在道德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学术提高，有最好的学生，才可能接续和发扬儒学传统。由此，老师再度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因为“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显然，在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普及化、教师与学生都背景各异的情况下，探讨四书教学、儒学与通识教育，何处取法、如何不忘初心、怎样有效开展，有着特别的意义。
就此而言，承担四书教育的学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文化理想和教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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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集注》的文化意义
2010年11月25日

福建日报

马照南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主要著作。《四书集注》（通称《四书》）是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本书，连同《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合称《四书五经》，被公认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元典。在文化发展史上，《四书》和《五经》相互联系，代表着文化发展一脉相承、相互衔接的两个时代。
孔子总结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收集整理《周易》、《诗经》、《春秋》等典籍，创建儒学。这些儒学经典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遭到毁灭。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五经》。由此一直延续到隋唐，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
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发生两件大事。一是佛学传入，二是道家产生。这说明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滞后，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原始儒学回应不了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的挑战，日益边缘化。
《四书》是朱熹确立的。《四书》说法始于南宋，有朱熹才有《四书》。《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朱熹重新选定文本，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退《五经》进《四书》”，确立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由“五经时代”发展到了“四书时代”。
《四书》是在福建确立的。由于中原战乱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南方转移。特别是多次移民潮，大大加快南方经济社会发展。到宋代，福建浙江这一带，经济文化已跃居全国前列。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的产生，反映了中国文化重心逐步南移的过程。朱熹从33岁到71岁，将近40年的时候，来修订《四书集注》。《论语》的注释大改七遍，直到临终前还在修改《论语》。《四书》是在漳州首先印刷的。
《四书》回归元典，创造元典。《四书》继承《五经》，又发展《五经》。《四书》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毛泽东指出，孔子到“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地位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 深刻说明了朱熹在维护巩固孔子地位的历史性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人不仅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生命主要是由该民族的文化元典决定的。文化元典融入民族精神血脉，内化为民族文化基因，构成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四书五经》等文化元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
《四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端正了方向。其最大的贡献在于融汇了儒学、佛学以及道家思想。 “继绝学，绍道统”，确立了以儒学为中心，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构架，构筑起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家园。其次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首次完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形成了包融创新、儒佛道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和架构。第三是以崭新的文化形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主要标志。第四是标志着中华文脉南移，奠定了福建“海滨邹鲁”确然卓立的文化地位。
（作者：省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