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版史：民国风流的因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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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出版史：民国风流的因与果张国功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1月18日   09 版）

《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 80.00元

    “民国热”中的出版史研究

    2011年，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沸点，文化界前所未有地掀起了一股“民国热”。大量的民国题材著作得以出版，民国史料、民国人物、民国课本、“民国范”……成为激荡读书界潮流的热词。既有纷披迷离碎片式的逸事趣闻，也有大量的基本史料如日记、文集涸泽而渔式的整理出版，更有十年修史而终成正果的大部头《中华民国史》，当代读书人以一种读史的隐幽方式探寻、接续着民国的精神风流，对当下的现实进行着历史镜鉴与反思。潮流过处，不可否认的是，在商业化、消费性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民国这个去今不远而意味深长的时代，我们很难说在精神上就已经达成了深刻的理解。20世纪中国新史学多有通史领先于专题论著这一特殊的现象，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通论性著作一向建立在各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与推进，最终仍取决于当下各种专门史的突破。
    在这个背景下来审视新出的吴永贵著《民国出版史》，就可见出其特别的学术意义。
    民国在当下作为一个令人神往、甚至扩散为近于公共话题的历史对象，很大程度上缘于它文化上的多元化与有活力。出版是民国这一多元文化时代敏感的晴雨表。正如王余光在《民国出版史》序言中开宗明义所说：“民国时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政局上的多变和文化上的多元，都有着与前朝后世不尽相同的状貌。出版作为一种政治舆论的空间，学术文化的载体，以及国民经济的产业，亦有许多为后人之乐道，甚至感到难以企及的地方。所谓某朝某代历史之‘大’，其实有时并不在于它时间之长短，而在于它的多面与多元，在于它为后人作未来之憧憬和假设时，有较为丰富的矿脉资源可供开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深入研究出版史，可谓今天深刻把握民国史的一条捷径，亦是必经之路。
    此前“十一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单列有《民国卷》。作为该卷两位作者之一，吴永贵有感于集体修史体例的制约，在完成集体任务之后，意犹未尽，决意单独撰写民国出版史。这种尝试与努力，不仅无法得便利于通常所拟想的“偷懒”，而且有可能陷于重复出版、自毁名声的尴尬境地。如此不畏艰难挑战自我，足见作者对于民国出版史的执著。

    丰富繁杂的历史面相

    新旧对比，除了摒弃报刊史暂时不论而专意撰修图书史这一点，体例设置的创新及其所隐含的简洁有力的理论框架，正是《民国出版史》后出转精之处。作者通过深思覃学而得出的别致的章节设置与理论框架安排，高屋建瓴地对民国出版史丰富繁杂的面相进行了总括与梳理。
    除最后附录《有关出版法律法规及书业章程》，全书共分十三章。首出为《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两章，以时间为序扼要地梳理了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后发展为新式出版的历史脉络。作者明确拈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出版带来突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给十年出版业的兴盛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抗战直接导致民国出版业由盛转衰这三大转折。第三章《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介绍民国图书出版业文化与空间上的分布。除上海这个出版史公认的出版中心，作者以专节的篇幅、翔实的数字剖析了出版次中心城市南京、北京、天津、广州，并作出总结：如果说上海的出版业带有商业色彩，属于经营型的；南京的出版业带有官方意味，属于政治型的；那么，北平的出版业则带有学术色彩，属于学术型的；天津则是报馆出书形成特色，“偏师唱主角”；广州则在大革命时期、抗战爆发后一年作为重要移驻地而形成短暂的高潮。对抗战时期形成的出版新据点，作者则归纳出“出版据点分散不一，出版机构游移频繁”的特点，重点介绍了陪都重庆成为战时出版中心、桂林文化城出版业一时称雄、香港在战时出版地位特殊等民国出版业的战时特殊亮点。三章时空结合，使读者宏观上把握民国出版业的基本面貌。
    如果说前面三章是从远景观察民国出版业，接下来则是近景式的个案观察。《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七大出版机构》专章分析商务、中华等七大书局；又继之以《其他有影响的小布局》一章，举凡如新潮社、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桂林文化供应社、永安改进出版社的基本史实，尤其是是对于后两家抗战大后方在艰难困境中，适应战时文化需要，勇毅负重，沉着建设，书生报国，进行文化抗战的担当，作者给予了特别的历史关怀，凸显了非常时期出版活动价值之所在。对于民国出版机构的特色纷呈、各领风骚，作者一言以归因：“民国时期长期实行的出版登记制度，决定了出版业进入的低门槛，形成了出版主体的多元化和出版机构的复杂化。”在具体的结论方面，亦体现出作者精当的评价，比如对文化生活出版社，认为其在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有三：诞生于文化出版的低落时期，对于1930年代的文学出版起了振衰起弊的作用；在巴金的主持下，唯文艺是举、包容百家的出书宗旨，使文生出版物别具一种恢弘博大的气魄和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作为一家同人性质的出版社所追求的出版理想，在多年的出版实践中凝聚成了一种精神，在近代出版史上特别有典型性代表意义。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在梳理完出版机构之后，《民国出版史》以《书局重要出版人物列传》一章为民国出版人物列传，举凡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陆费逵、舒新城、黎锦晖、钱歌川、沈知方、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华之鸿等出版大家，以及以传略的形式介绍的在大书局供职的编辑出版人如朱经农、周建人、黄警顽、顾颉刚、杨家骆等，既勾勒其出版贡献史实，更重在发掘其出版追求、大家风范，写出历史背后的人。对于在小书局供职但大有影响的出版人如鲁迅、巴金、张静庐、沈松泉、汪孟邹、赵家璧、张竞生等，作者则在《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一章中介绍，并指出：“他们从事编辑出版活动，有些不过是主业之外的一种兼顾，或者仅为某个人生阶段的一时客串，但却做出了特点，显示了专长，开创了局面，产生了影响。现代出版制度为他们在编辑出版领域的进退出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出版现象。”
    出版是一系统工程。当下的出版史研究公认，民国书业已经超越传统出版仅停留于坐而论道、为一己立言的局限，而在服务于民族解放与社会启蒙的追求中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民国出版史》皇皇近八十万言，作者于编辑出版工作流程、书业经营与管理等用墨尤多，以《编辑出版工作》、《书业经营与管理》、《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三专章，剖析了现代出版业的流程，要素如选题与组稿、装帧与印刷、发行与宣传等，彰显其可圈可点之处。
    在立体地梳理出民国出版机构、人与事之后，《民国出版史》以《教科书出版》、《各类型图书的出版》两章重点介绍民国教科书、古籍、工具书、儿童读物、丛书的出版情况。教科书出版着重分析从审定制到部编制这一转变产生的影响，以及教科书出版竞争带来的进步。这种类型化重点凸显的做法，不仅符合历史真实，还在于作者特别的考虑：“对于研究文化史的人来说，可以从一个时代图书类型化的结构中，窥见出时代文化潮流涨涨落落的消息：教科书连接着每一个学子的知识启蒙和阶梯成长，形塑着一代人共同的知识结构；古籍反映着民族国家被迫走近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外来西学的冲突与共处；工具书和丛书则分别体现着对知识单元和文献单元的组织，是在知识急剧增多情况下的一种现实应对；对儿童读物的关注，则隐含着对国家未来的成长期待。”这种认识，不仅是一种出版史的梳理，也是站在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的高度上来认识民国书业的价值。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民国出版史》在书末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一专章进行重点论述，包括苏区、根据地、解放区以及国统区下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具体如以读书·新知·生活为代表的出版社，以邹韬奋、徐伯昕等为代表的出版人。不可否认，近年随着以学院派为主体的研究者从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切入拓展着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带来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祛魅”，存在着重视商务、中华等七大书局，而对革命性的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解放区出版事业、邹韬奋为代表的共产党编辑出版人则有所忽视与淡忘的倾向。这种史实论述的畸轻畸重，很难说真正符合民国政争与文化互动的本来面目，甚至可以说忽视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典型特征，即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出版文化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以专章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深刻地把握了出版作为革命斗争工具和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源头这一民国出版业的突出特征。
    可以看出，与一般单线地以时为序写史的安排不同，《民国出版史》追求既作出时序性的史实梳理而又以专题化论述落实论述。人、事、机构、制度建设、产品、文化环境等出版业相关的内容，一一呈现。别而言之，是单独的专题；合而观之，则浑然一体，立体地组合出一部丰富的民国出版史。

    民国出版史的镜鉴价值

    断代专题史之价值，固然首在其学术性。但在学术独立之前提下，以史为鉴、对接现实，仍是史著的最高境界。而民国史对于今天来说，还有着去今不远，如司马迁论史所谓“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的突出特点。在当下出版产业体制改革大发展、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开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全新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民国出版史》的写作，体现出作者一种以史为镜的自觉意识、一种接续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读来别有一种学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对编辑出版工作流程、书业经营与管理等现代出版主体内容的梳理与发掘，是本书浓墨重彩之处。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出版业成为先锋与主要力量的现实语境中，读到此章尤让人感叹。综观20世纪中国出版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把出版文化当作一种产业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同时又不放弃提升民族文化水平的追求，才能真正把出版业做大做好。吴永贵以翔实的史实，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民国出版业生机勃发的情景。从产业规模与文化影响来看，其中的主角，是完全走向市场的民营书局。在民国垄断少、讲竞争的生态环境中，民营出版人认真做好每一环节，以出好书为最高追求，精彩地演绎出了民国书业高程度市场化与高品质出版物相辅相成的篇章。对于中华书局崛起打破商务的垄断势头，作者认为：“出版领域从一家的一枝独秀，发展到两家的分庭抗礼，意味着近代出版业激烈竞争机制的正式形成。……进而言之，那个时代之所以有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面世，一方面固然出自一些有责任感出版家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与这种激烈竞争的出版格局下，出版者为了获得社会声誉和长期发展不能不有长远打算有关。”不可否认，在今天，中国出版业一方面在产业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又大面积遭遇到出版物存在质量低劣的泡沫化倾向、言商逐利而放弃理想和文化关怀等问题。反观民国离乱时代一代出版人既要面对战乱、政治动荡、技术生产力较低等时代性问题而又要别开生面开拓行业新局所显示出的顽强生命力、人文智慧与韧性追求，不免令人由衷生出遥想当年、向前辈致敬之叹。
    具体到经营之中，作者在书中多次论及民国教科书减折及普通书籍甚至以一折八扣发售的历史，说明书价虚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如作者在泰东图书馆等数家出版机构的浮沉中，多次提及“账底”这一突出现象：为了卖书，书局必须给各家书店铺设账底；而一旦双方不再有贸易往来，账底即失效，而新书的发行，又必须重新“打桩”。民国诸多小出版社，因为这种“账底”，常常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而最终倒闭。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在发行网络建设方面，大出版社多走自办发行路线，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分店销售本版书；小书局则热衷于与外地某家书店建立经销的契约关系，外地书店交纳部分保证金，就可享受某一区域内该社图书的营业独占。在多数赊销的情形下，“吃倒账”现象司空见惯，上海四马路新书业群体中，每逢年节时，书局中人都各尽所能地上下活动以求回收账款。30年代，张静庐对面对书业艰难甚至长叹说：“书业的出路只有学校用书、一折八扣书、杂志三项可存在。”在书价虚高、店社关系一言难尽、实体书店大面积倒闭等书业病相丛生的今天，吴永贵梳理出民国书业这一方面的顽症与应对之策，让我们聆听到丰富的历史启迪与回音。
    史书绝不单单是故纸堆的爬梳。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民国出版史》着眼于出版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关注各种出版活动，着力追索中国出版事业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为当下出版业提供了一份历史的镜鉴。近年，出版史研究较之此前曾经出现的热闹与生机盎然局面有所停滞，似乎陷入学术内卷化的境地。究其原因，除了史料的忽视，还在于其失却了与现实对话的冲动与能力，而甘愿沦为一自说自话的学院话语。吴永贵有鉴于此，在《民国出版史》中作出了一种自觉的反拨与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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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文化人办出版”及其他范 军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1月18日   09 版）

    当天空的雾霭悄悄散去，长河的泥沙渐渐沉淀，我们再来回溯民国短暂而又丰富的历史，便感慨良多，思绪翻飞。从出版史的角度来看，民国确实值得好好梳理总结，那段历史也让人回味无穷。沉静下来深入思考，民国出版史带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2011年，出版史、民国专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无疑是吴永贵先生《民国出版史》的付梓。作者采用史志结合、先总后分的方法，纵勾源流，横排门类，充分概括了民国出版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展示了历史的多面与多元。无论是作为政治舆论的空间，还是学术文化的载体，抑或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民国出版的丰富多彩都诉诸作者笔端。出自学院派之手的《民国出版史》，在出版行业圈子里的人看来一点都“不隔”，实属难能可贵。和以往涉及民国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吴著显得更加丰富与厚重。如果说过去某些出版史只是民国时期少数著名出版家的“特写镜头”，那么吴著便是这一阶段众多出版人的“集体合影”；如果说以往只描绘了七八株至多十几株民国出版史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吴著给读者眼前呈现的便是民国出版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细细品读《民国出版史》，返观民国出版实际，有几点给人印象尤其深刻。
    关于“文化人”办出版。今天的人们时常说起现代史上“文化人”办出版的佳话。开明书店是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一班文化人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巴金、吴朗西一拨文化人办的。至于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大家也都是典型的“儒商”。他们的业绩和出版理念至今泽被后人。什么是“文化人”？我理解就是有文化自觉的人。这种人，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凭，很大的名头，但一定有文化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当今需要的正是文化人办出版，而不仅仅是企业家办出版，更不是商人办出版、官僚办出版。我们始终相信，出版，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出版产业，价值和贡献主要还在产业之外。有当代出版人感叹“张元济不可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追，不仅追他的学问，追他的管理，更要追他爱兹恋兹且付诸行动的文化理想。
    关于出版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的总和。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是以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三者分别构成企业制度的不同层次。从企业发展的一般历史来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制度经历了从业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的发展历程。从晚清到民国，我国的出版企业特别是民营出版企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历史演变并非完全彻底的新的取代旧的，从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公司制，是一个总的、大的发展趋势，其间有混合，有并存，也有自我更新。这里我想特别说说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文化企业。它实施完全的企业化管理、股份制经营，至于集团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引进外资和人才等等，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当时的商务，与McMillan和McGrow-Hill鼎足而立，成为世界三大出版家。现在看来，老商务能在国际出版界有如此高的地位，绝非偶然，好的出版管理体制和好的运行机制是其成功的关键。我们今天进行出版社的改企转制工作，出版传媒集团的建设，认真总结和学习包括老商务在内的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的经验，尤其必要。
    关于出版生态。学界认为，出版生态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就是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从后一方面来看，民国有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从前一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优点更多，值得好好学习。出版需要造大船，种大树，怎么造，怎么种，是有讲究的。只有航空母舰的海军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海军，只有几棵大树也构不成森林。生态讲求多样化、多元化，出版生态也是这个道理。
    读史使人明智。我想，对于出版行业管理者、出版企业管理者来说，读一点出版史特别是晚清民国的出版史，肯定会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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