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剥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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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剥笋壳

孙绍振

    1992年，朱德熙先生过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着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逝世的消息，不胜惶然。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心情，说悲痛罢，我的确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我不过是朱先生的一个普通的学生，普通到先生即使当面见到我，不管是在当年还是后来，都不可能认得。我没有那种朱先生在一群学生中一眼就认得出来的荣幸。
     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对他所讲授的现代汉语没有多少兴趣。同学之中，醉心于文学的是绝大多数。在三年级分专门化课程时。志愿学语文的才只有百分之27。   
    然而我对于朱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课程却十分欣赏。从欣赏到赞赏，以致于日后，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觉。这在当年像我这样多少有点狂傲的青年来说，是很稀罕的。
    朱先生能把语言课上得那么出神入化，在中国大学中文系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少见的。哲学楼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座位总是挤得满满的。我们年级文学班和语言班加起来才一百人。那些多出来的人，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过道上，暖气管上挤满了人。每次上课都要提前去，否则就有站着听课的危险。
其实朱先生的课上得很朴素。
    他没有王瑶先生那样风趣，那样博闻强记，也不像王力先生那样气魄宏大的理论构架，更没有系主任杨晦先生那样独创到不合时宜的程度。当然，他也没有何其芳、蔡仪先生那样大的名声。说起来，在那五十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学术自由的风气还是十分浓郁的。杨晦先生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大加纪念的年头，居然在论文中说，关汉卿并不像田汉在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充满革命热情，而是一个浪荡文人，可以说是在乌七八糟的环境中的“一头猪”。这引起了戴不凡先生的怒火，说是“对关汉卿的污蔑”。他轻描淡定地笑了笑，说我污蔑他干什么，他如果不是猪，在那种年代，他就没法活下去。   
   杨先生顺便谈到了夏衍把茅盾的《林家铺子》都给改坏了。本来是表现日本经济和军事侵略的，给他加上了一个资本家大鱼吃小鱼，就走了样。甚至连巴金，他也不以为然，说是他的作品不过是像中学生一样写得比较热情一点而已。我提出《家春秋》还是不错的。他说，如果把这三部删改成一部就好了。
    在这样星光灿烂的学术巨星之中，朱先生无疑是一个后辈。他不以惊人之语见长，他的魅力不在片言只语之间，而在他的雄辩。
    他上课不像游国恩先生那样发讲义，也不要求大家记笔记。每堂课只发一张油印的例句。他的观点，就从例句中分析出来，往往从第一个例句刚分析出一个观点，到第二个例句中，就变得行不通了，于是他就发展自己的观点，使之能够包容更广泛的客观事实。他不断平静地用最平常的语言材料揭露现有结论的不足，然后寻找新的解释，建构新的理论。   
    经过几个层次的曲折反复以后，他终于带领我们到了他自己相当独到的结论了。然而，忽然他又提出一个新例句，是和这个结论矛盾的，大家不禁悍然，他却坦然说，如果不用这个观点，而用别的学者的说法，可以避免这样的矛盾，但是他随手举出一连串的例句来，是其它学者的结论，不但不能解决，而且相形之下，那些结论显得十分荒谬。
    只有在这时，屏声静息的课堂才开始轻松起来，一些语言班的同学禁不住点头赞叹，而我们文学班的同学也往往相视一笑，表示一种满足。
    我虽然极端害伯语言课程，但朱先生的课却例外，每一堂课，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我逐渐被他迷住了。但我的被迷，并不像他的一些得意门生(如北大教授陆俭明)连走路都学他，我仍然对语言学课程敬而远之，但我却不知不觉被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所熏陶，受到感染。这是我当时所没有意识到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在编选自己的论文选集时，我突然意识到，我那些写得最好的论文，所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朱先生上课所用的。我逐渐发现，我写的最好的论文的思路，都是朱德熙式的，也就是类似剥笋壳的方式，层层自我非难，层层转折逼近的方法。   
     我觉得朱先生在某种意义上，用他的方法塑造了我(当然，除了了朱先生以外，还有普列汉诺夫)。不仅在论文的写作方法上，而且我的讲课方式也深受影响。我本来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心雄万夫，极望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十分自卑，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左”得可怕的氛围中，我平均每二点九年就挨一次批判，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结束挨整的命运，因而对自己有什么优点，竟茫然不觉。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广泛被邀请到各省大学讲课，我才知道，我讲课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不无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讲授方法，居然又发现了朱先生的剥笋壳的方法，层层转进的方法，自我非难的方法，是我讲授方法中比较突出的。
    这就使我深深地怀念起朱先生来。
    有时甚至想写一封信给他。
    然而，又觉得也许是十分唐突的。朱先生不可能记得我这样一个学生。
    92年在美国，误认为朱先生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作研究，得了肺癌，西亚图又离我所在大学英语系不远。因而极想找到朱先生的电话号码，打一电话表示情意。一个朋友到西亚图去演讲，答应帮忙，然而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弄到电话号码，而这时，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田小琳，她也是朱先生五十年代的学生来信嘱我慰问朱先生，我答应努力。
    接着就是学期结束考试，考试后和我合作的教授夫妇请我吃饭，在另一个班上课的教授的丈夫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对我的课评价十分高，有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中国人是“百分之二百的教授。”他劝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教授，我建议你不要抽烟。我告诉他我不抽烟。他抱歉他说，在他印象中，中国人抽烟的太多了。
    由抽烟我又想起了朱先生的肺癌，不知朱先生抽不抽烟。
    田小琳那里，我达没有回信，朱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逝世的消息却登在报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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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我的夫君朱德熙

朱德熙（1920-1992），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当年，他由物理专业转入语言研究，曾与吕叔湘等一起为国家语言文字作出卓越的贡献。本文为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的回忆文字。

下放江陵

困难时期刚过去，德熙便下放到湖北江陵参加“四清运动”，那是1964年的秋天。

不久，接到德熙报平安的家信。信中说：

目前“四清”还没有开始，有时间写信。往后工作一开始，写信的时间就少了。不过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会照顾自己，何况有系里同来的一位青年教师，可以互相照顾。

我和青年教师，分配在金联大队，住在一家“根子户”。你知道么，“根子户”就是最穷的贫农户。这家的男主人是个瞎子，看上去四十来岁，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女主人是他家的主要劳动力。虽然吃的不及家里好，但是能吃饱肚子就很不错了。我不在家，别忘了星期天要领孩子出去走走。

一个月后，德熙给我写了第二封信：

这家“根子户”住有三间茅草屋，养了鸡和猪。我和系里青年教师同住三间茅草屋当中一间堂屋。由于没有床睡，女主人和瞎子用一根根的竹竿，给我们绑了一张竹床。晚上睡上去，就听床咯吱咯吱地响。我担心会散了架，连翻身都不敢。几天睡下来，发现竹床绑得很牢，不会散架。我发现农民不是笨伯，他们很聪明。

第三封信上说：

要说这里的风景并不坏。到处是竹林，必有竹笋，但是从来没有吃过竹笋。孔敬，你知道么，有的竹子是不长竹笋的。

白天，鸡就跳到床上来溜达，门外面就是猪圈，臭不臭，真臭。鸡粪、猪粪，都是瞎子一家田里的肥料，看作宝贝，很自然我也就不嫌其臭了。我很注意卫生，不喝生水。只要是煮熟的东西吃下去，是不会得病的。

德熙的人生哲理是人家能活，为什么我就不能活。为此，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活得十分泰然，不以为苦。

春节临近，一直没有德熙的信来，我连去了两封信问他几时回来过年，这才回了我一信，说：

我在乡下很好，别把三个孩子关在家里，带他们到动物园，或是香山去玩玩。

回不回来过年，得看上级领导的意思，你就当我不回来过年。我不回来的话，千万别冷落了孩子们，买些好吃的，过好这个年。

平反

“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为知识分子平反。

一天，家里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听德熙谈他的思想认识。我作为家属旁听。这对德熙和我来说，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德熙怎么想我不知道，我的心里边老大不自在。

岂知德熙愈讲愈精彩，叫我都听得入了迷，工宣队、军宣队的四位同志也听得鸦雀无声，想必也觉得津津有味吧。

当我听到工宣队、军宣队称呼“朱德熙同志”时，知道由这天开始德熙没事了，不是“反动权威”，也不是“牛鬼蛇神”了。换句话说“自由了”，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了。

存折也还给德熙了，不再是每个月每人只发十五元生活费了。

我拿着存折，泪流不止，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这样乐极生悲过。德熙却笑了，说：“我已经没事了，你还哭什么？”

我赶紧到银行里取出十元钱，去肉店买了一个大蹄髈，用小火炖上红烧。一家人高高兴兴打了回牙祭，德熙吃得最开心。他这一辈子最馋的就是红烧蹄髈。

就是不离开北大

德熙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但他一心想做学问，做行政工作并不在行，便向上级提出辞呈。德熙当时曾经提出，他暂时任副校长，等上边物色好了合适人选，就下来。换句话说，他是暂时代理副校长职务。

为了挽留德熙，教育部长彭珮云先生还专门到家来与他促膝谈心，希望至少做满四年的任期。结果，德熙只当了两年半的副校长。对此，彭珮云先生很感遗憾。

德熙辞去副校长职务两年后，汕头大学的教授梁东汉先生（也是德熙联大的老同学）专程到北大，请朱德熙到汕头大学去当校长。

梁先生说：“汕头大学有意请你去当校长。希望你成行。”

德熙并未深思就说：“年纪大了不想动了。”

梁先生又说：“汕头那边环境比北京好，又有各种海鲜好吃，也是你休息的好地方。”

德熙说：“家都在北京，老实说不想挪动了。”

梁先生穷追不舍地说：“北京的家可以不动，你两头走走不好么。”

逼得德熙最后来了句：“子女都在北京，我到汕头去做什么。”

梁先生也急了，说：“汕头大学的工资很高，到了那边还有笔可观的安家费。我说老同学呐，何乐而不为哩！”

德熙来了个斩钉截铁，说：“东汉，我领情了，哪儿我也不去。”

东汉只得没奈何地说：“德熙，这趟北京，我算是白来了。”

梁先生走了。

我说：“老伴啊！你和老同学梁先生说了半天，其实只说一句话就够了，舍不得离开北大。”

德熙敞开了嗓门哈哈大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不离开北大。”（《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何孔敬著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