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独立书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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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独立书评的空间




■徐鲁


　　书有自己的命运，书评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十字架。诗人奥登论书评家：“一般说来，当我们阅读一个有学问的批评家的书评，我们从他的引文里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中获得的教益为多。”这个说法虽然不免刻薄，但也确实道出了书评写作的某种真相。
　　奥登还曾有言，一个书评家刻意去攻击一本劣书，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对书评人自身的品格也可能造成伤害。因此，大多数时候他对劣书都会保持沉默和不屑的姿态，如果一定要对劣书发言，“那么诱发我写篇文章抨击它的那种冲动只能是源于我自身，源于那种挖空心思的卖弄，卖弄学识、才智和戏谑的念头”。他说，一个人无法在评论一本劣书的时候不去炫耀和卖弄。
　　奥登的说法难免使我对书评写作感到“英雄气短”。也许因为自己是搞创作出身的，所以书评文字写得再多，甚至自以为对书评文字所投入的感情和智力超过了创作，但是，最终距离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梦想，还是那么遥远。黄艾艾小姐在一篇谈论我的书评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印象比较”时，引用过我的一句牢骚话：“我本来期待你们能欣赏我的领带，可是你们却只盯着我的衬衣。”这说的也是实情。
　　事实正是如此，在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媒体环境下，做一个真正的“独立书评人”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布尔迪厄在他那本可敬的小书《关于电视》里说到，追求所谓的“收视率”，是电视受制于商业利益操纵后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随着电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商业因素对电视的控制不断加强，迅速地造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后果，那就是电视从它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行动策略转向了某种自发主义的“蛊惑术”，这也就是所谓“通俗化的力量”。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取悦、迎合、甚至利用公众趣味，而全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与责任感。这一点，也正好与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当下文化生态所作的“娱乐至死”的概括相吻合。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收视率”替换成“畅销榜”，把电视替换成出版，把观众替换成读者，那么布尔迪厄和波兹曼所描述的状况，也同样是当下每一个书评人所面临的最真实的阅读环境和媒体环境。那么，要想从这样的环境下突围出来，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冷静与体面，至少在我看来，暂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读书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同样，有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就造就什么样的读者和书评人。这就是我的“悲观论”。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书评何为？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只有一种比较省事的和“独善其身”的方式可供我选择，那就是奥登所指引的：我只愿意向自己心仪的好书致敬，而一般不肯为一本劣书浪费时间。我希望，在我的书评文字里，熠熠闪耀的都是好书的光芒，而不是堂·吉诃德孤独的长矛的舞动。在劣书和平庸之书面前，我宁愿选择缺席或者保持沉默。沉默与拒绝，即是我唯一的批评。
　　关于批评方式，我希望自己的书评能介于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里所说的“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之间。那就是，尽力讲究阅读的趣味，具备比较准确和深邃的洞察力与鉴赏力，却决不故作高深，更不刻意追求所谓宏观和深刻，同时也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繁琐的趣味主义。我希望在自己的书评中，首先要有“阅读”，进而有阅读与阅世的感觉与理解的抒发与呈现；然后能够做到，用准确、有力和雅洁的文字，让隐藏在好书里的那些光亮放射出来，让读者眼前一亮。
　　发现并揭示书评对象潜藏的美质，提醒读者并使他承认，由于自己的错失或者没有很好地阅读，而忽略和低估了某一本书或某一个作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书评人的职责之一。我希望，在我的书评里能看到自己对这一职责的遵循与履行——直到有一天，也许我将发现，有一些好书，竟然被自己冤枉地遗漏和失敬过，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哪本劣书，被自己无原则地奉承过。
　　一篇好的书评，还应该不乏学理和逻辑的力量。但我更倾向于散文化和感性化的表述。我希望自己的书评文字具有知性散文的品质，既能摇曳多姿，而又根蒂牢固。据说，追求文字漂亮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危险：要么自恋，要么滥情。我希望，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能有清醒的警惕和节制。
　　很有可能，在茫茫书海中我得首先越过一千本劣书，才能抵达一本好书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好书依然还是存在的。它们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那么这样一来，你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会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得多。但是，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在寻找好书的同时，我其实也在寻找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空间。那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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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维谷的书评写作

■唐小兵

　　书评作为一种介绍、推荐、评论新书的文体，活跃在华文世界的大小报刊的版面上，一批年轻的“职业”书评人的姓名频频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书评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欢喜于书评生产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我们不禁要追问一句：书评的质量是否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仔细检阅当下的各种报刊书评版面，就知道情形并不乐观。
　笔者课业之余也常常为一些报刊写些书评，深知个中甘苦。写书评表面上看是一种最容易习得的“文字工夫”，其实要把书评写得让自己、编者、读者乃至书的原作者满意并非易事。例如，我就一直拿捏不准书评写作的“主体性尺度”，也就是说书评作者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介入所评论的书。有的书评作者把所评论的书纳入自己一贯的言说、思维模式里，依据习惯的问题意识和轻车熟路的表述方式，将新书的内容作随意随性的拆卸和偷梁换柱式的嫁接，这种书评整体上圆融自足，看起来漂亮，但往往容易喧宾夺主，最后所介绍的书的灵魂显现不出，书评字里行间弥漫的是书评人按捺不住的膨胀的主观意识。这样的书评写法，最后就会导致一个书评作者只能写一种风格或模式的书评，其实就是在不断老调重弹地重复自己的见解与经验。
　　与前述书评模式相对应的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书评。这种书评的作者遵奉谦虚谨慎的教条，抱着与人为善、虚心学习的态度，尽可能在书评中隐匿自己的“主体性”，生怕个人的成见污染了所推荐图书的品质和形貌，如此，这种书评往往以忠实地复述原书中的精彩语句或段落为要务，可以概括为“寻章摘句式的书评”，从原书里把材料找好以后，用一些起承转合的句子像丝线一样把引用的文字贯穿起来，偶尔来一点点画龙点睛式的评论。这种书评来得快，省事省心，所以很受一些书评人的喜爱。这种书评貌似客观，但往往流于轻薄，甚至有点不负责任地把书评写成了书摘，这只能说明作者写书评的态度不够严谨，并没有认真地体会原书的言外之意，也无耐心聆听书作者的弦外之音，最后鼓捣出来的只能是急就章式的挂一漏万的皮相。这种书评以其昏昏，欲人昭昭，自然是非分之想了。
　　说老实话，我平素所写的书评往往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间摆动，也经常因此而受到师友的当头棒喝和善意提醒。所写的书评，不是显得主体意识太强烈，以至于把书评弄成了随感；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妄下评议，当然也可能是觉得所介绍之书实在是字字珠玑，所以只能是纳头便拜，恨不得把它捣弄成一个袖珍本推荐给读者。真正好的书评自然是应该在这两个极端间寻找平衡点，能够做到长袖善舞、收放自如，这自然并非年轻如我辈者可轻易到达的境界，它需要广泛的阅读、思考、观察与写作经验的支持，所以好的书评往往出自德高望重的学者、文人之手，其道理也就在这里。他们随意而就的书评，往往能够得原书之精髓和神采，既能开掘原书的玄机，又能借由对书中材料、论点甚至思考方式的评述，上穷碧落下黄泉，生发开去，辟幽径而见洞府，既而为读者呈现一汪洋恣肆之文化世界与精神家园，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书评，而是以书评为载体，熔铸文化与历史、自然与社会，得一妙趣横生、识见非凡的好文章。
　　我感觉，这种书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界尚不难遇，而在今日却难觅踪迹。原因何在？我想最关键的原因也许在于，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已经很难有闲情雅致来为报刊杂志写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文字。学术体制的挤压是一个方面——书评文章并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不受重视是自然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专业主义的兴起，让很多学者或许忘记了他们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这自然包括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好书的社会责任），而他们自身也不太能娴熟地摆弄像书评这种“雕虫小技”，太“坚硬”甚至“晦涩”的语言也让编辑和读者望而却步。在今日中国的文化界，各方对书评的接受尺度也让一些尝试书评写作的学者感到困惑，表扬式的写法或批评式的写法都可能动辄得咎，要么是所评图书的作者不开心，要么是编辑觉得不够火爆和出彩，要么是读者觉得太像马屁文章，要么是同行觉得大失学术水准，甚至认为书评人是江郎才尽胜任不了研究工作后，才转行弄这些小玩意。——我不知道我对问题的分析是否切中肯綮，更不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姑且提出来俟诸高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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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可以做什么？




朱正琳

　　曾担任央视《读书时间》策划人、《东方》杂志执行主编

　　相信读书是件挺好、挺有价值的事，大概也说得上是一种共识，至少是赞成的人远远多于反对的人。所以，倡导“全民阅读”应该受到拥护。不过，“全民”这种提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传统的“政治动员”模式，再加上一年一度地“
轰”一阵子，就更像了。我总觉得读书是私事（这里说的读书当然不是指上学），也就是说读不读是个人的自由。禁止读书和强迫读书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此，“倡导”不仅不应变成“政治动员”，而且也不应变成“道德劝说”（仿佛不读书就意味着“趣味不高”或“素质低下”什么的）。据称阅读率每年都在下降，但读书风气的日渐淡薄，原因很复杂，不能因此就下某种道德判断，感叹“世风日下”。

　　还有，倡导的理由也值得稍作辨析。比方说，如果把养成良好的读书风气与“提高国民素质”挂在一起来论道，不能说就没有道理，但用在这里却有点大而无当。试想要是有人说自己读书是为了响应“提高国民素质”的号召，会给人一种什么印象？我觉得那会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那位男主角，一向主张独身主义却因突然陷入情网而决定改变初衷，为自己想结婚找的理由竟然是：“人类不应该绝种。”

　　再比方说，“知识改变命运”一说倒是很有感染力，但其效果多半是让人更想考上大学（错过年龄的则只能悔不当初），因为绝大多数通过学“知识”成功“改变命运”的范例，其第一步都是考上大学。比如张艺谋，要是没考上电影学院，也许至今还在工厂里呆着。这个道理谁都懂，要不然高考何以会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这个理由用在这里也不太切题。我觉得我们在“读书日”倡导的肯定是一种非功利的阅读。

　　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小一点的理由，也许用在这里还比较合适，那就是：阅读会给人带来乐趣。这种乐趣既不同于求名求利干事业所带来的满足，也不同于纯粹的娱乐活动所带来的愉悦。它有点独特，有经验的人甚至会说它有点奇特，因为阅读满足的是人类这个物种固有的一种奇特的内在需求。再说响亮些，阅读会使人拥有另一重生活。这个理由尤其值得对青少年一说，因为这是一种人生经验，不告诉他们，他们当中就可能有人会错过。

　　说到这里我才说到正题：媒体在倡导读书方面该做些什么？卑之无甚高论，我认为媒体如果有心倡导读书，不需要说教，也不需要一年一度地表示忧虑或发出呼吁，而是尽可能地把阅读的乐趣给展示或传达出来。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坚持媒体的本职工作，即持之以恒地提供有效信息，用俗话说就是“为书做媒”。如果媒体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而本末倒置地改为用书为自己做媒（把自己“嫁”出去），按我的经验就不太可能提供有效信息，也就是没有尽职尽责。我在这里想再次表达我的一种希望：值此社会转型期，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至于一半还是宣传机关，另一半已转成了娱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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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做一只书林中的“啄木鸟”


本报实习记者    浦清莲

　　徐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笔名秋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就读期间开始写作书话书评，至今已二十余年，出版有从《秋禾书话》到《故纸犹香》到《苍茫书城》等十几种随笔集子。他的博客“秋禾话书”：http://hi.baidu.com/nj_xuyan自2007年6月12日开办以来，人缘日佳，人气渐盛，成为网上书林新一景。
　　
　　读书报：作为一个自己平时也会写作书评的人，我一直很好奇您写作书评的动机。是看到好书有感而发，自觉不得不写点什么，还是只为应付报刊约稿、朋友索稿？　　
　　徐雁：走上书评家这条“洋溢着书香的路”，起初自然是缘起于我读到借来的好书有话想说的冲动……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书业书评者而言，或者受过科班书评训练的人，在中国国情下，你的评书任务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自己主观好恶。因此，他应该对于无论怎样的书，不管是感兴趣的还是不感兴趣的，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书，甚至有时不管是在你知识范围内的还是逾越了知识结构的，都抱着专业的精神、职业的态度去读、去评、去写。
　　无论写怎样的书评，始终不能忘记，初读—深思；重读—领悟；再读—落笔这样一个科学程序，读原书，思考问题，在重读复读中进一步领悟原书的深意，然后落实在自己的评介文字中，这是写作书评的一条专业化道路，也是一条光明的正路。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书业书评”，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徐雁：在写作书评之前，应该明确自己选择怎样的一种体裁。笼统而言有两种体裁。一是专业书评，如对于学术专著或者专业教材，就应该选择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因为书作者和书读者都是业内人士，所以应该用“专业书评”的体裁来写，这样才能显示出你是一个很出色的“业内书评者”，甚至是很出色的“学术同路人”。一般来说，专业杂志更容易刊登的是专业书评。
　　另一种是站在书业的角度写作的“书业书评”，这个书业就包括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领域和图书馆的导读领域。书业书评无论是传播也好，还是评介、评价也罢，所针对的三种人，分别是读者、著作者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
　　因此当你拿到一部书要给它写书评的时候，该作一番专业性的思考：这篇书评为谁而写，是为专业杂志而写，还是为普通的报刊而写？你的主要目的是要评论前辈或者同行著作的内容体系呢，还是主要以传播这个图书的上市信息为主，或者是侧重评介图书在编辑出版环节上出现的问题？……总之选好书评者切入的方位、层次、角度是很重要的。
　　
　　读书报：有了写作的角度，作为一个专业的书评作者，其在一篇书评中所投入的情感力度又应该如何把握呢？
　　徐雁：不管书评的写作任务何来，拿到以后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求真务实。求真说明你必须实话实说，说真话，至于真话纯真到什么程度，这时候就靠你的文笔来把握。对于评论者来说，当你发现这个著作者哪一点上有欠缺，哪一点上有不足，哪一点上有破绽，这时候你首先不应该沾沾自喜，而应该自我反省：我发现的这个真的是破绽吗？真是缺陷吗？真是作者的败笔吗？然后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让自己从“悬疑解疑式”的读书进入到“结网式”的读书，从浅阅读进入到深思考、深阅读，去求证发现的这个问题是否是事实。要不然，接近班门弄斧、贻笑大方的尴尬境地一定不远了。
　　
　　读书报：一句话，要有专业的写作态度，有明确的写作体裁，有求真务实的情感投入。那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专业书评人，在一篇书评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又是什么？　
　　徐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书评作者或是书评家的功能，用大自然中的一种动物来形容，书评家应该是中外书林中的“啄木鸟”。这个“啄木鸟”体现出来的文字又具有另外一个特点，也用大自然中的一种动物来形容，就像寄居蟹寄生虫一样。所以我们的书评文字，不管是专业性书评还是书业性书评，都是寄生文字，它必须寄生在书这样一个成品上。就像一个封面装帧设计的人，它的最大创意空间不能超过书籍的开本尺寸。
　　书评家的文字永远不能远离书籍的文本——无论是纸质印刷型的，还是光电数字化的——来作评介，这也是书评区别于评论的所在，譬如文学书评必须要面对成书以后的文艺作品来说话，而文艺评论，则完全不必拘泥于此。所以萧乾先生在《书评研究》中要说：“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因为大众文化，需要大量的书业书评。
　　书评家要做“啄木鸟”这一概念的提出，就为书评做了一个学理性的定位，就是一个优秀的书评家，不能以赞歌式书评来作为自己主要的写作内容。如果有一天有人评论你是一个“喜鹊型的书评家”，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并不怎么“称职”呢。
　　我们不应该把赞扬性书评、中性书评和批评性书评（批评性书评在西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说法，叫“毁灭性书评”）作简单分类，更不要标准先行，而应该把它对立又统一起来。比如一本书是有错，但是其选题也有价值，怎么办？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聊胜于无”，有这书总比没有要好吧，有了以后你才能进入到所谓“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良性过程。
　　所以在评论一本书时，我们还不应该只是重视批评，甚至追求“毁灭”的效果，高明的书评家应该为著作者指出一个可以向善美境界求进的台阶，为读者提供一个价值评判的维度，为著作者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提供一个修订再版的出路。这种务实而不虚妄、求真而不苛求的书评，应该成为书评学建设的方向。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26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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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博求精话读书

唐小兵

　　相对于少年时期阅读状况的贫瘠与精神生活的单调，如今已是很幸福地居住在一个由书籍充盈的斗室，可以坐拥书城而心无旁骛地读书了。但是，现在却似乎因为书太多了——旧书得补课，新知也得跟上——常常因时间匮乏读不过来而忧心忡忡。庄子《秋水》中河伯原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及至见识了大海之无穷才恍然自我之迷误。北海若对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惶恐之因，却也简单，乃是读书越多，越发觉人生之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内在困境。并且，常常由于学业原因，不得不在阅读书籍的种类上做“减法”，在自己平素阅读偏少的史料书籍报刊上做“加法”，加减之间，心境移转。兴趣无穷，而青春有限，学业催迫，便不时强迫自己用理性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购书与读书。而一旦买书与读书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目的时，那种随意自然的情趣便大打折扣。如此看来，无目的的读书才是读书人心向往之而常不能至的境界。读书虽自由随意，生活却总得百川入海归大宗，最后还得柴米油盐，专业研究的压力终究如达摩利斯之剑，高悬三尺神明之上，最终得逼迫自己收心潜心。尽管如此，却也常常给自己找个理由读读与专业无关的好书，而在书店买书时，尽管功利性的诉求日益明确，而旁逸斜出的本性仍旧时常发作，买回一堆与专业无关的闲书后，“严肃”告诫自己必须像戒烟戒酒一般不加“染指”，俟学业完毕后再阅读，这种拉扯、游移、举放之间的苦恼自是许多同道中人所深味的。
　　学界前辈何兆武在口述录《上学记》中，直述其读书旨趣：“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常言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样，读书就常常有了一个预设的外在目标，这就常常损害读书本身的纯粹乐趣。何先生坦承他“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
　　粗读这段话，让正在读书的专业与业余兴趣之间举棋不定的我心中暗喜，以为何先生的体悟自然为至理名言之读书经验。仿佛突然间，自己“杂览群书、主次不分”的愧疚感自然有所疏解，简直如释重负一般畅快。可这种愉悦的感觉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寒假期间，在湘南老家，于心旷神怡之境，于枝叶扶疏之中，于乡音缭绕之间，捧读余英时先生《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最后一篇自述《我走过的路》，读到文末的读书教训时悚然一惊，才知自己已误入歧途。以著述等身之余先生来传授读书之心得，自是字字珠玑，不可不信。余先生说：“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 scholar），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18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18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何先生与余先生所言，究竟孰是孰非？或者两位学者所言都有十分道理，仅仅是读书秘诀一体两面之表达？漫读裨益于广开心智，开阔视野，打破狭隘专业主义思维；而专精实乃学术建设之必须途径，虽不必云须皓首穷经，但板凳要坐数年冷，围绕某一学术问题，以极精微之态度研习典籍与史料，旁征博引，沉潜往复，反复玩味，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固不可少。前者常合乎青年变动不拘之活泼心灵，且给予个人才情展露以充分空间，但长此以往见识固多，学识却难以长进，学术传统之延续与推进更遥遥无期，后者往往被读书人视为畏途，青灯黄卷，读书人也容易意兴阑珊。自然最佳结合是以何先生所谓纯粹自由之爱智者心灵，长驱直入学术之幽林深壑，再辅之以余先生之认真态度研究学问，或许每有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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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通向书评理想的路上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2006年1月11日，“书评周刊”创办，迄于本周，正好百期。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书评周刊”共出版了600余个版面，评论介绍了数千种图书，发表了不少颇具影响的文章。经过100期的运作，“书评周刊”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版面结构和报道模式，其框架性的建设基本完工。这当然算不上多大的成绩，但在我们自己
，还是值得珍视的。在百期之际，首先要感谢读者朋友对我们长久的关注，他们从未知的某处投注的目光，赋予了我们的工作以意义；其次要感谢所有作者的支持，写书评是一个“投入产出比”很低的事情——这类文字不算学术成果，报纸支付的稿费又很低，但写起来却一点儿都不轻松——他们却能安之若素，乐此不疲；也要感谢出版界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可评”之书，于书评而言，“可评”之书就是原料，而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从未感觉到原料匮乏。 　　在“书评周刊”发刊词（《我们的书评主张》）里，我们曾提出一个比较高远的目标，如今回头检视，深感我们那时设定的目标还远未能达到。但是，经过两年半时间的实践，我们对书评的功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具体操作上积累了一些经验，对读者的要求和期望有了更多体会……这些，都是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有必要总结如下：
　　一、传播好书  发刊词写道：“理想的书评有助于克服书籍命运的偶然性……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本书和读者缔结姻缘最好的介绍人——这恐怕就是书评的基本功能。”如今的出版业异常繁荣，每年新书数量总在20万种以上，读者到书店里，难免兴河伯之叹，觉得无从下手。对于一家专门的读书类媒体，为读者遴选好书就是义不容辞的职责。100期中，“书评周刊”评论、介绍了数千种图书，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讯。另外，我们也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荐书制度：每月初，书评编辑分别推荐、共同会商，推出一个包含20种图书的月度推荐榜；年末，在月度推荐榜的基础上，集全报社之力，评选出年度十佳图书、百佳图书——此榜单通过网络等渠道广为传播，被一些读者作为购书的指南。
　　当然，就促进销售而言，书评的影响不能过分夸大。正像《纽约时报书评》编辑部主任查尔斯·麦格雷斯所说：最权威的书评人是时间；如果一本书几十年后还有销路，就是对这本书的最好评价。在选书理念上，虽然我们绝不轻视畅销书，但更愿意把版面留给那些真正能令读者在智识方面受益的常销书。我们希望，我们所推荐的相当一部分图书，能够经得起时间这位最严厉的书评人的考验。
　　二、贴近读者  我们在发刊词中即把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作为宗旨之一。在办刊过程中，我们总是尽量留出一部分版面给普通读者，并从中发掘了一批很有潜质的书评新人。我们发起过“我的俄苏文学情结”、“2006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2007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等3次征文活动，第一次征文来稿只有几十篇，第二次征文来稿约120篇，第三次征文来稿达200篇。尤令人开心的是，工作过程中，我们与一些读者有了比较频繁、深入的接触，有的还成了朋友。以书为媒，以文会友，不亦乐乎！
　　三、守护生态  美国的一位图书编辑曾说，书评是文化生态的守护者。又如鲁迅所言，批评家的职责一方面是灌溉佳花，另一方面是剪除恶草；无疑，批评肩负着守护出版界、文化界健康生态的责任。2007年，我们加大了批评性书评的比重，揭露《中国人的精神》译文抄袭、《元培书架》存在硬伤等文章对著译界、出版界起到了很好的警醒作用。要让书评起到此种作用，就需要保证书评写作的独立性。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尽量拒绝一些关系稿、人情稿；选择书评人时，尽量避开书作者的熟人朋友；尽量由报社编辑向书评人寄样书，而不是让出版社与之直接联系，等等。
　　四、探索可能  在发刊词中，我们写道：“优秀的书评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和创作活动，有其自足的价值。”我们把书评看做一种创作，藉由此种创作，人们可以迅捷地传播新知识、新观念，参与学术前沿的对话与交锋，创生新的思想……就此而言，“书评似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见发刊词）。这样一种效果，一般不是介绍式、印象式、感想式等类书评能够达致的，而是有赖于知识广博、识见卓异的专家写的书评。有时候，一篇优秀的书评，往往有某种意外的后果。比如梁漱溟研究专家马勇先生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所写的评论《“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本报2006年1月18日第9版），无论就马勇先生自己而言，还是就学界而言，对梁漱溟的认识都有所推进。该文末尾指出了录音整理工作中的若干失误，引起了出版方的注意，事后作者应邀校订了书中的不少错误，使得重印的版本更加精良。而另一家出版社正是看到此文后，才邀请马勇先生撰写了一部新的梁漱溟传记，目前这本新的传记已经出版，据作者说，新作“颠覆”了他自己的旧著。又比如在医学史方面颇有造诣的王一方先生为《国士无双伍连德》所写的书评《与疫通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本报2007年5月23日第13版），对该书以及当前国内传记类图书的写作提出了中肯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令出版方和作者深为折服，并影响了出版方后来组织类似图书时的创作理念。
　　上陈四端，并不值得特别地夸耀。我们深知，与取得的点滴成绩相比，我们的不足更为明显，也远未达到读者期许的高度。百期之际，我们特地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著译界、书评界、出版界的朋友给我们提提意见，他们也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还不是细枝末节性质的，而是根本性的。加强周刊的整体策划、增加图书专题的量、完善选书机制、增加批评性书评、把书评做得更有趣味、打造特色栏目、追踪热点话题、报道形式更加灵活……所有这些建议，都值得重视，我们将慢慢消化，逐步体现在今后的编辑工作中。
　　因而，“书评周刊”100期，于我们将是再一次的出发。书的世界，思想的世界，仍有许多的未知在等待着我们。有了读者朋友的殷切期待和随时指教，有了著译界和出版界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在这茫茫的书海中航行就不会感到寂寞。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2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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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书评主张

　　新年伊始，本报全面改版，而其中最大的变化，即增加了读者朋友现在拿在手里的这叠“书评周刊”。
　　对于一家专门的读书类媒体，书评既是一种常规的文章样式，也是我们视之为职责所在的一项工作。创刊以来的十多年里，《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许多精彩、有影响力的书评，对国内书评事业或有点滴贡献。而“书评周刊”的创设，于我们将是一次新的启程。
　　虽然说“书籍自有命运”，但这命运并非全部掌握在书籍自己手中。商家刊登的广告、媒体把书当成新闻的处理、人们的口口相传、书店里陈列……都可能左右一本书的命运。而书评恐怕是影响书籍命运最大的一股势力（见萧乾《书评研究》“序论”）。理想的书评有助于克服书籍命运的偶然性，与上述诸种影响因子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它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本书和读者缔结姻缘最好的介绍人——这恐怕就是书评的基本功能。
　　然而，书评的意义还不限于此。一辈子对书评事业情有独钟的萧乾说，书评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著名书评刊物《泰晤士文学增刊》的编辑菲力浦·汤姆林森在二战前夕写道，“在战争来临之际，文学与人文学术更像黑暗中的明灯……《增刊》必须一如既往地照料好这盏灯”；纽约诺顿公司的一名图书编辑杰拉尔德·霍华德则认为，书评是文化生态的守护者，“如果书评开始消失……这将给严肃的、原创的、有风险的图书的出版带来重大打击”。我们认为，书评并不是外在于由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出版活动构成的现代文化生产体系的一种余兴节目，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优秀的书评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和创作活动，有其自足的价值。那些优秀的书评文字能带给读者阅读的愉悦、知识的增长、思想的收获，其效能甚至不下于所评图书。甚至一些流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是由对某本图书的评论引出来的（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辛格的《动物解放》）。——一句话，书评似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知道，对于国内书评的现状，读者、学术界、创作界还有出版界都是不太满意的。人们常常抱怨，多数书评没有公信力，往往只说好话，不作批评，和广告没有什么两样，而少数通篇谀词的文章在客观性、公正性上甚至比广告还不如，“不是广告，胜似广告”。另外，不少书评里专业“黑话”满天飞，旁征博引却让人不知所云；有的书评满篇风花雪月，却无一二实在的知识与见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发现问题不难，解决问题却好似跨越重峦叠嶂，难上加难。比如，大家都在呼唤批评性书评，但这类文章毕竟不好写，而且也不好发，发出来弄不好会麻烦缠身。有人说，国情如此，所以书评也只能如此。而我们认为，国情从来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书评领域的“国情”难道就将永恒不变？本报“书评周刊”将致力于改善书评的现状，建立书评的公信力，以至于发现和创造书评的“无限可能性”。我们最终能够在这项事业上有多大贡献，现在还不敢说，但我们不愿无所作为。
　　在这里，有必要申明我们对书评的主张，亦即本刊编辑共守的信约：
　　一、公共立场　书评者，天下之公器。“书评周刊”希望能够负载一种公共价值，它不为单一的某个群体存在，不是愈益专门的学科专家搬演“名词”和“概念”的地方（毕竟本报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而是面向知识界及一般读书人的文化类报纸），不是展示某种情调的场所（“书评周刊”不求优雅美文，但求言之有物；倘“有物”，略显粗粝的文字亦可接受）。我们更加关注那些思考现实问题，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品；更加关注那些其影响能够辐射到其他学科乃至一般公众的学术文化著作；更加关注那些具有理想气质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同时也更加关注那些购阅者众因而对社会影响特别巨大的畅销图书，等等。我们还认为，公共价值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对多元的接纳和整合恰恰构成了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我们将不定期推出读者、作者、编者三边互动的栏目，将本刊打造成为一个各方人士的交流平台。
　　二、独立声音　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书评周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需要保持其作为媒介的独立地位，它不应该是出版社外宣部门的延伸，也不应该充当某种学术流派、某个文化圈子的“机关”刊物；第二是“书评周刊”尊重作者在学术研究、文化见解上独立发言的精神，提倡百家争鸣。“书评周刊”欢迎批评性书评，但要申明，批评不是为了打击异己、人身攻击，不是为了展示勇气、哗众取宠，批评应该是一种建设，是为某种公共价值而发。
　　三、专业眼光　作为一家专业读书类媒体，我们希望自己在选择和把握所评图书时，能够拥有越来越专业的眼光，当然，这需要有出版界、学术界专家的鼎力相助。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有缘分享各位专家的见解，我们恳请作者在行文风格上充分考虑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与阅读习惯。
　　四、服务读者　我们将着力加强“书评周刊”的服务性：如果有时不能向读者提供对图书权威的意见的话，那么至少能够给读者足够丰富的图书资讯；我们期待着与读者的互动，期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指错和建议。
　　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的鹄的。我们深知，达到上述各条并不容易，但我们愿意高悬一个理想和标准在面前，以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书评周刊”每周的8个版中，“热点”或“专题”（头版）、“社科”、“文学”是常设版面，“艺术”、“童书”、“财经”、“科学”、“生活”分别为两周一次，另外还设有“声色”（主要为电影、音乐的“阅读”）、“书里书外”（书话）、“书摘”等版面。
　　我们承乏书评事业，深感责任重大，自身能力菲薄，再次恳请读者、作者和出版界给我们以支持和指教。
　　让我们一起踏上2006风光未知的纸上建筑之旅吧！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1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