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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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叶圣陶



《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34.80元

缪 咏禾

     叶圣陶先生的哲嗣叶至善先生写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出版后，引起了文化出版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它提供了新文化运动的宝贵资料，有人说这是一本青少年的教科书，也有人赞扬作者抒情的笔调，认为这本书是散文体人物传记的一个范例。从本书的基本内容来看，它的主要价值似乎是展示“文化人”这个特定群体，帮助你了解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
     “文化人”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同于之前的“士子”、“读书人”，也不同于之后的“知识分子”，专指20世纪上半个世纪活跃在东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一群从事文化活动的人。这一群体人数众多，特点鲜明。他们的作品至今传诵，他们的人品光彩照人，使人缅怀景仰。叶圣陶先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文化人”的本质特点是，他们都从事一项文化职业，如：教育、编辑、出版等等。叶圣陶先生是教育、出版这两界执牛耳者。他在农村小学教了5年书，后来陆续在中学、大学、职业学校、补习班、讲习所、研究班执教，他的教育经验令人信服。他担任过好些刊物的编辑，以识拔巴金、冰心两位著名作者传誉文坛。他开创的开明书店，以特定的年龄段为读者对象，在激烈的甚至是恶性的竞争中，编辑出版了无数全国采用的教材。这个出版社又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业宗旨，不出版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升学指南、模范作文。坚持出版品位，走出了自己的路。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文化人”的又一个本质特点，是他们对国家兴衰与民族存亡的关切之情。他们所处的那半个世纪，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正是中国的多事年代，大事不断发生。对这些大事，文化人都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们常用写文章、办报纸、拟通电、发宣言等方式表达看法。他们的言论主张，往往指引当时的舆论，形成时代的呼声。叶圣陶在八年抗战期间的行止作为足以说明。抗战之初，他和全家辗转颠沛，来到了大后方重庆。八年间，从重庆到乐山、成都，再到重庆。在乐山期间，房屋曾被日寇完全炸毁。他先后在巴蜀、武大、复旦等五所学校和四川教科所任职，又曾和其他文化人一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社团，由他起草公布的宣言有《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拒绝送审宣言》、《不要内战》文告，有力地说明了一代文化人的政治态度。这里再提叶圣陶做的另一件事。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急需中小学校用的新教科书。叶圣陶接受委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全家动员，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编成了3册国文和2册历史书，由接收台湾的长官陈仪带到台湾。台湾的儿童在第一时间读到了祖国为他们编写的教科书。
     “文化人”不是有形的社团，更不是党派，完全以志同道合相凝聚。他们之间过往密切，情谊深厚，有关记载读来使人如沐春风。他们或定期例会，茶聚酒会；或相约中途碰头，三五夜谈。叙别相迎送，华诞相庆贺。通信编号，来往频繁，戏称“打乒乓”。他们之间有和谐的切磋，激烈的争论。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却很少有钩心斗角和落井下石。叶圣陶是他们中间的中介人物或核心，书中记下的人物，有三百余人之多。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书中差不多都有记载。研究新文学史的同志把这本书看做史料的渊薮，是毫不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