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音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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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音乐的故事

启 阵

看了梧桐小舟博客上谈她学习音乐的故事，我也产生了写写自己跟音乐之间发生过的故事的冲动。
我的专业之一是音韵，因此常常有人误以为我也懂得音乐。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我确实曾经希望自己懂得音乐。音韵学界的一些前辈，我的师爷罗常培先生、师叔张清常先生就都懂得音乐——当年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张清常先生谱的曲。此外，学界前辈，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几乎就是一个作曲家，至今常听到音乐会上演奏他作的《海韵》、《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曲子。懂音乐对于研究音韵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是，很遗憾，我的音韵研究跟音乐没有丝毫关系。
小时候，我有跟音乐擦肩而过的经历。画家笔下常见牧童短笛之类情景，但是，我的家乡是不允许放牛的儿童骑到牛背上去的，理由是：牛耕地已经很辛苦了。可能与此有关，我的村子里没有一个小伙伴是会吹笛子的。我的村子跟音乐最接近的人是我的邻居“德国人”（我在《惑年心影·一个人的一生》里专门写过他）。“德国人”喜欢剥了蟒蛇皮蒙胡琴，他家徒四壁的壁上总是挂着好几把胡琴。他喜欢躺在他那稻草为褥的床上，翘着脚，咿咿呀呀地拉他的胡琴。不知道是因为“德国人”的琴声不够悠扬悦耳，还是因为“德国人”光棍五保户的身份无法赢得我们的尊敬——童年的我们也挺势利的，没有一个小孩愿意拜“德国人”为师，学习拉琴，我自然也不例外。现在，认识到当年若是跟他学会拉琴，将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已经追悔莫及：我长大了，做了远游的异乡人，“德国人”也已经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迷恋文艺表演。最辉煌的舞台经验是参加全公社的小学生文艺汇演，表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记得演出时脸蛋上搽了胭脂。但是，很不凑巧，有一次学校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出歌颂当时一个村干部的戏，我是主角，依稀记得有说有唱的。第一次在村祠堂演出，我刚唱了一句歌颂那干部的话，我父亲一个箭步冲上舞台，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了下来，一直拉到家里。因为，当时我父亲对那村干部的一些做法很有意见。大约他以为所谓文艺表演就都是歌颂他所不喜欢的人，从此，我父亲严禁我参加一切文艺演出。学校老师自然也不好再找我。我呢，也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假如我父亲不禁止我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我的性格恐怕要比现在活泼许多，很可能还会学点音乐。村小学虽然简陋，但是老师中还是有懂简谱的。
上了初中，开始有音乐课。所谓音乐课，也就是老师弹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歌。那位爱打扮的音乐老师，因为外貌和举止的某种相似，被同学们取了个“白桃花”的绰号。“白桃花”是当时一部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女特务。可能是革命的浩然正气加上青春期故作排斥女性的矫情起了作用，我那时候不喜欢“白桃花”老师，自然也不喜欢“白桃花”老师的音乐课。每次上课，我都在脚踏风琴声和别的同学的歌声掩护下，做小动作开小差。到了考试的时候，就乱吼一气。反正“白桃花”老师总是会给我们及格的。我的音乐课成绩通常是70分。班里有两位男同学，是“白桃花”老师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我们大家嘲笑的对象，他们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因为完全没有学到“白桃花”老师讲授的音乐知识，当时并不觉得那两位同学唱得比我们好，只觉得他们唱歌的嗓门比我们都大。他们唱的“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满怀深情望北京。要让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越累心越甜……”，余音仿佛至今犹在我耳边缭绕。现在唱卡拉OK跑调，遭人取笑的时候，我就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听“白桃花”老师的音乐课。
大学没有音乐课，但是一入大学我就听过几位音乐家（包括中央乐团指挥秋里先生）的演讲，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立志要学习音乐，把中小学的缺憾弥补回来。可是，那时候对于文学和学术的兴趣过于浓厚，占去了我几乎全部的时间，学习音乐的计划只好搁浅了。所学到的东西就零碎而不系统。不过，今天回想起来，吉光片羽，倒也觉得很幸福。本科时，下铺的赵同学有一个录音机，常放台湾校园歌曲，“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是听得最多的一首。一位广受同学们爱戴的古汉语老师花一千多元钱买了一台当时十分稀罕的“夏普”牌双卡录音机，给我们扫交响乐之盲，我们多次在教室里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聆听贝多芬、莫扎特、柴科夫斯基。贝多芬的“帮帮帮、帮——”，命运的敲门声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读研时，室友“阿贵”（因为他姓赵）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没有什么名曲、歌剧是他所不了解的，从作曲家到演奏演唱家，从旋律到风格，到背后的故事，他都可以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一个单卡录音机，让我的耳朵也领略过勃拉姆斯、肖邦、德沃夏克、“蝴蝶夫人”……。我还曾买了介绍西洋歌剧的书，现在已经只能记得“不要学那穿花的蝴蝶，只知道、成天地、飞来飞去；不要学那温柔的情郎，只知道、成天去、谈情说爱”之类的断句。
开始工作之后，人就被安放到了一种轨道上，变得功利寡趣起来，音乐被进一步疏远。八十年代末期，交谊舞在高校里蔚然成风，许多歌曲都如倩女幽魂，借了舞曲这个肉身还阳，亲近了我的耳朵。“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人们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更年轻……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让我觉得，寻找爱人的过程是寂寞而美丽的。
近些年，量贩式复活了卡拉OK。我仿佛枯木逢春，也跟着大家学了一些流行歌曲，偶尔也聚众、从众去“钱柜”、“麦乐迪”之类的地方击瓮叩缶地吼一吼。数年一觉京城梦，赢得歌楼跑调名。
不懂音乐，是我引为莫大遗憾的一件事情。因此，有时候也不免冒出一点雄心壮志，试图效法孔子的“假年学《易》”，来学一学“豆芽菜”，学一学吹拉弹唱。万事兼备，不欠东风，有人自告奋勇义务教学，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真的能够付诸行动——夫人之患，在能懒则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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