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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帆

    很荣幸今晚有机会在这里和各位分享一个有趣的题目：学术让我喜欢什么。
对于那些有志于进取的学者说来，创新、思想、学理皆是关键词。这三个词涉及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何谓学术？何谓好的学术？某些时候，还有一个较为私人化的问题：何谓我喜欢的学术？通常的意义上，我们会强调三者的平衡，缺一不可。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这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由于个人的不同学术风格，厚此薄彼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同的时代也可能有不同的学术风格。例如，不少人认为，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是思想唱主角，九十年代已经变成了学术唱主角。
有必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称之为学术。如何驱赶蚊子或者与上司和谐相处，这可能是生活之中的重要知识，但通常不属于学术范畴。大众传媒上某一个口号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这也不一定是学术。学术具有自己的层面、范围、逻辑和语言。尽管许多学术一时看起来不那么有用，但是，谈论学术是学者的天职。因此，许多学者可能一辈子都要面对创新、思想和学理这三个词。
回到具体的学术工作中，我们的工作流程时常经历两个阶段。一，遭遇问题；二，解决问题。换一句说，我们如何在这两个阶段中处理创新、思想和学理的关系？
首先可以提到问题的来源。许多时候，学术问题的出现源于学科内部逻辑的延伸。我们的工作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一批问题带出另一批问题。杜甫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李白，《红楼梦》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清史，如此等等。更大的意义上，一大批问题集合在某个范式内部。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的革命》之中的著名解释，范式（paradigm）由某些基本的定律、理论以及观察手段形成，暗暗地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这是常规科学赖以发展的模型。每个学者都在一定的范式内部工作。但是，眼光开阔的学者往往更容易意识到此问题和彼问题的联带关系，意识到范式的存在以及自己在众多问题之中所处的位置。这个阶段，学理常常体现为问题的承接。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学科逻辑的依据，不是游谈无根。另一方面，学者的创新则体现为更善于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拥有充分的学理依据，但是它们更为隐蔽，潜伏在一大堆常规问题背后，需要犀利的目光才能察觉。提出这种问题，往往意味着将学科内部逻辑进一步转化为现实。
进入解决问题的阶段，论据的征用、论证方法和理论模式的选择无不遵循相应的学科规范。通常，我们不会依据一条不可靠的史料甚至无可稽考的传说证明一个举足轻重的论点，也不会启用物理学理论解释林黛玉或者贾宝玉的性格。范式仍然显示了强大的引导和约束功能。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创新时常包含了观察仪器的改造，那么，对于人文学科说来，创新的空间常常存在于理论模式的选择。不同的理论视野常常会刷新我们的眼光，从而让某些视而不见的因素显现。对于这些因素的概括、分析常常催生出新的思想。当今的人文学科正在体现出两个相互联系的特点。第一是材料的发掘和保存相对容易；第二是各种理论模式空前繁多。这种情况下，选择理论模式的意义进一步加大了。
根据以上这种描述可以发现，学术研究之中始终存在两种倾向。第一，不断地拓展学术谱系，延续学科的脉络，甚至开辟新的分枝；第二，仅仅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和传授已有的知识，甚至叠床架屋，愈行愈窄，创新含量和思想含量日益稀薄。
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某些时候，学科与范式之外还有一些力量可能强有力地影响学术――影响学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力量来自社会和历史。这种力量有时足够强大，以至于完全冲垮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和范式结构，强制性地提出一套全新的问题，设置一套迥然相异于传统的解决问题方式。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SARS的流行将医学界紧急动员起来，一批迫在眉睫的课题迅速发放到研究人员手中。另一个较远的例子在上个世纪。根据一些物理学家的看法，上个世纪物理学的突飞猛进与两次世界大战具有密切的关系。军事的需要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课题，同时还以国家的名义最大限度地调集资金和科学家，这无疑有力地改变了整个学科的前沿所在。人文学科之中，还可以举出文学理论的转折加以说明。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一套完整的概念系统，例如赋、比、兴、道、器、形、神、风骨、韵味、意境、格调、性灵，等等；然而，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这一套概念一下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时代、国民性、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民性、党性，等等。显然，现代性的浪潮一下子冲决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背后的范式结构，包括中国古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意识形态。这种时候往往出现一些非常规的局面。礼崩乐坏可能导致许多人茫然失措，也可能充满了创新的机遇――一些新思想挣破了传统的牢笼脱颖而出。当然，学科、范式的内在逻辑一般不会完全中断；许多时候，它们将与社会和历史的力量产生复杂的互动――或者相互抗衡，或者融会贯通，或者某种程度地互相改造。有时人们会还会看到，社会和历史并非中止学科逻辑，而是给学科逻辑提供一个与时代正面相遇的契机。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深入考察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但是，十八世纪西方的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哲学的思想能量解放了出来，以至于马克思有条件充分地实践哲学如何改造世界的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一般说来，非常规的局面不可能常常出现。如果没有出现巨大的转折，社会和历史的力量不可能任意地干预学科的正常运行。这时的学术将保持自律状态。尽管如此，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学者仍然会时刻对社会和历史的力量保持相当的敏感。如果再度借用库恩的表述，那么可以说，他们会在学科、范式和社会历史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
对于创新、思想和学理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学者都将根据自己的个性、风格有所侧重。从皓首穷经到奇思妙想，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分工将互相补充，合作共事。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喜好――有我所钦佩的思想家，有我所乐意的工作方式。因此，以下这几点感想仅仅表明我的兴趣，而不是非议不同的观念：
一、我对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表示充分的尊重，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种理念在抵抗外部干预方面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仍然愿意想象学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福柯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这个命题，我至少必须对学术在什么位置上嵌入这个世界有所思考。另一方面，当我个人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我也愿意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将这种工作想象成与世界对话――更大的范围内，这种对话同时还包括了我的文学写作。
二、如何判断学科与范式是否遇到深刻的挑战？一系列已知的前提是否到了废弃的时刻――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吗？如前所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人文学科至关重要。然而，已有的知识往往提供不了多少帮助。尼采曾经做出了震撼人心的断言：上帝已死。现今看来，许多比尼采渊博的人并不具备这种高瞻远瞩的能力。这种洞察力不是多读几本书就能拥有的。这种洞察力不仅来自书本，而且来自对于社会和历史深刻而独到的体验。
三、我赞同这种观点：我们正面前巨大的历史转折。因此，我们可能遇到一大批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个时候，引经据典地背诵先哲语录的能力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涉猎先哲著作时训练出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某些时候，这可能体现为强大的思想爆发力。与其没有节制地博览群书，不如重视这种能力。
四、我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了学术研究的境界和“精神量级”。中规中矩但不痛不痒的研究缺乏激动人心的魅力。我们都要努力及格，但不是及格万岁。我希望在学术研究中看到智慧，思想深度，组合和穿透能力，视野，气魄，原创性，等等――即使有些缺陷也可以宽容。如果真的有天才性的想法，完全可以抛开已有的规矩，无所顾忌地自我作古。
五、有境界的学术研究可能摆脱职业性的疲惫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快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理由。
我想，以上这几点感想之中同样包含了我对于创新、思想和学理的理解。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占用各位许多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