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建筑百年历程 龙应台讲述宝藏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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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建筑百年历程 龙应台讲述宝藏岩的故事 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深举行 龙应台在演讲 12月18日，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深圳举行，龙应台、王维仁、刘家琨、梁文道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学者和建筑师共聚一堂，以“传统与我们”为题，反思中国建筑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历程，探讨中国建筑传统与当代建筑文化乃至建设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谁是我们？什么才是传统？ 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于2007年举办首届，其提出的“走向公民建筑”理念，已在中国建筑界、思想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本届论坛举行当日，深圳数百名热心观众让音乐厅小剧场座无虚席。毕竟能在一天内聆听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助理教授赖德霖、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王维仁、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教授王澍、建筑师刘家琨等知名学者和建筑师演讲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的。而这些演讲者中最有号召力的，还是台湾著名作家、学者龙应台。 作为该论坛前两届的主持人，著名媒体人、评论家梁文道今届再度担纲主持，他首先以自己的见闻巧妙带入今届论坛的主题“传统与我们”。梁文道说自己以前每到吉隆坡，必去那里已有百年历史的“陈氏书院”，这座由中国广东移民兴建的书院，颇具岭南建筑风格，宛如“广州‘陈家祠’的微缩版”。可吉隆坡市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对这座书院重新修葺时，请来了一批来自北京的建筑专家，这些专家将书院原有的岭南陶塑统统去掉，镶上了北京故宫式的琉璃瓦。“难道只有故宫风格才能代表中国建筑的传统？”梁文道进而发出了牵扯到身份认同的疑问：“谁是我们？而什么才是传统？” 诚然，远离传统，我们便无法看清当下。“一个如此热衷于在哲学上谈论‘天人合一’的国度，为什么会在今天制造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生活环境？一个号称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什么会时常表现得如此缺乏历史意识？为什么我们会轻易抹除有着千年历史的家园和记忆？”论坛学术召集人朱涛在随后的引言中，同样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发人深省。 两个关于传统现代化的故事 对于这一个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作为论坛首个演讲嘉宾的龙应台，无疑是很好的解题者。当天的龙应台短发、白衫、黑裤，一如既往地干练。她一登台，先不忙着开始演讲，而是提了两个建议，一是恳请主办方在消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徘徊在讲堂外的观众都能进来；一是招呼于讲台两侧席地而坐的观众们往中间坐，以便看清演讲中播放的画面与视频。龙应台的周到与体贴，引来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龙应台的演讲题为“谁来解释我的现代——以台北宝藏岩为例”，她用讲故事的方式从香港的调景岭讲到了台北的宝藏岩——一个略带悲伤的但又无比真实不容忽视的“故事”：“香港有个地方叫调景岭，以前叫‘吊颈岭’，是片荒山。1950年代初，港英政府把大概6000多名难民运输到那里，而现在，那里到处是高楼大厦……台北的宝藏岩也是这样一个山头，这里从1949年开始住进‘老兵’，说是‘老兵’，其实他们很多人当时才14、15岁，正是青春少年，但他们一辈子被人称为‘老兵’，他们是台湾社会的边缘人，是社会底层，是最没有资源、最没有声音的人……” 龙应台所说的宝藏岭是台北有名的“贫民窟”，“它在台北都市的边缘，一座小小山头，高高低低满布陋屋，陡峭的山道，歪曲的水沟，乱七八糟的电线……”侯孝贤等台湾电影导演，都曾把镜头对准这个“台北的边陲”，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通过宝藏岩记录了几代台湾人的旧时记忆——流离、贫穷。1993年，宝藏岩被台北定为公园用地，决定强势拆除，当地的居民无奈之下只有抗拆，一位老兵还为此上吊自尽，这件事对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 1999年11月，旅居德国的龙应台回到台湾，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在任上的三年半时间里，龙应台和一众知识分子、媒体人士为保护宝藏岩煞费苦心，即使是她离任后，也一直在为保护宝藏岩尽自己的力量。最终，宝藏岩于2010年10月变成了艺术村，原住居民在整个山坡结构重建后又搬了回去，而村中的一些房子也成为年轻艺术家们的展演区和工作室。龙应台说，“宝藏岩最终留屋留人、改造完善等现代化的改变，结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它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需要市民、知识界、社会力量、政府官员共同努力的事。” 传统不是怀旧，而是生存的必要 龙应台的娓娓道来，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传统如何“现代化”的故事：“我们讲传统跟现代的关系，传统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到底是谁在做决定？传统跟现代又怎么接轨？如果我们对传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那未来我们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曾经都是荒山，可如今香港的调景岭高楼林立，而台北的宝藏岩则在满足原住居民的同时又更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样，到底哪一种“现代化”更好呢？龙应台最后给出的答案让人出乎意料：“我并不能肯定宝藏岩现代化的今天就一定是完美的”，她认为所谓现代，就是“公民有权解释自己”。 在龙应台演讲之后，赖德霖、赵辰、王维仁、王澍、刘家琨等知名学者、建筑师也依次登台演讲。赵辰认为，早期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为建立民族主义的建筑史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宫殿、庙宇等能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对应的类型，而相对轻视了这种民间倾向的“土木/营造”。他指出，“直至今日，国际建筑理论已突破西方古典主义的桎梏，得以对非古典的民间建造体系、聚落、市政建筑加以尊重，但中国建筑学界对此并未有深入而清晰的认识，这导致今天中国建筑界与国际建筑理论存在隔阂。” 在当天论坛结束之际，主办方还举行了汇聚前两届论坛精华和成果的《走向公民建筑2007-2010》一书的发布式，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结束对该论坛一天的采访，有一个似乎最基本的问题仍让记者困惑——到底什么才是传统呢？也许，龙应台一篇《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旧文会让我们找到答案：“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是的，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晶报首席记者 刘忆斯/文 张定平/图）

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深举行 龙应台在演讲 12月18日，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深圳举行，龙应台、王维仁、刘家琨、梁文道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学者和建筑师共聚一堂，以“传统与我们”为题，反思中国建筑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历程，探讨中国建筑传统与当代建筑文化乃至建设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谁是我们？什么才是传统？ 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于2007年举办首届，其提出的“走向公民建筑”理念，已在中国建筑界、思想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本届论坛举行当日，深圳数百名热心观众让音乐厅小剧场座无虚席。毕竟能在一天内聆听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助理教授赖德霖、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王维仁、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教授王澍、建筑师刘家琨等知名学者和建筑师演讲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的。而这些演讲者中最有号召力的，还是台湾著名作家、学者龙应台。 作为该论坛前两届的主持人，著名媒体人、评论家梁文道今届再度担纲主持，他首先以自己的见闻巧妙带入今届论坛的主题“传统与我们”。梁文道说自己以前每到吉隆坡，必去那里已有百年历史的“陈氏书院”，这座由中国广东移民兴建的书院，颇具岭南建筑风格，宛如“广州‘陈家祠’的微缩版”。可吉隆坡市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对这座书院重新修葺时，请来了一批来自北京的建筑专家，这些专家将书院原有的岭南陶塑统统去掉，镶上了北京故宫式的琉璃瓦。“难道只有故宫风格才能代表中国建筑的传统？”梁文道进而发出了牵扯到身份认同的疑问：“谁是我们？而什么才是传统？” 诚然，远离传统，我们便无法看清当下。“一个如此热衷于在哲学上谈论‘天人合一’的国度，为什么会在今天制造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生活环境？一个号称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什么会时常表现得如此缺乏历史意识？为什么我们会轻易抹除有着千年历史的家园和记忆？”论坛学术召集人朱涛在随后的引言中，同样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发人深省。 两个关于传统现代化的故事 对于这一个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作为论坛首个演讲嘉宾的龙应台，无疑是很好的解题者。当天的龙应台短发、白衫、黑裤，一如既往地干练。她一登台，先不忙着开始演讲，而是提了两个建议，一是恳请主办方在消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徘徊在讲堂外的观众都能进来；一是招呼于讲台两侧席地而坐的观众们往中间坐，以便看清演讲中播放的画面与视频。龙应台的周到与体贴，引来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龙应台的演讲题为“谁来解释我的现代——以台北宝藏岩为例”，她用讲故事的方式从香港的调景岭讲到了台北的宝藏岩——一个略带悲伤的但又无比真实不容忽视的“故事”：“香港有个地方叫调景岭，以前叫‘吊颈岭’，是片荒山。1950年代初，港英政府把大概6000多名难民运输到那里，而现在，那里到处是高楼大厦……台北的宝藏岩也是这样一个山头，这里从1949年开始住进‘老兵’，说是‘老兵’，其实他们很多人当时才14、15岁，正是青春少年，但他们一辈子被人称为‘老兵’，他们是台湾社会的边缘人，是社会底层，是最没有资源、最没有声音的人……” 龙应台所说的宝藏岭是台北有名的“贫民窟”，“它在台北都市的边缘，一座小小山头，高高低低满布陋屋，陡峭的山道，歪曲的水沟，乱七八糟的电线……”侯孝贤等台湾电影导演，都曾把镜头对准这个“台北的边陲”，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通过宝藏岩记录了几代台湾人的旧时记忆——流离、贫穷。1993年，宝藏岩被台北定为公园用地，决定强势拆除，当地的居民无奈之下只有抗拆，一位老兵还为此上吊自尽，这件事对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 1999年11月，旅居德国的龙应台回到台湾，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在任上的三年半时间里，龙应台和一众知识分子、媒体人士为保护宝藏岩煞费苦心，即使是她离任后，也一直在为保护宝藏岩尽自己的力量。最终，宝藏岩于2010年10月变成了艺术村，原住居民在整个山坡结构重建后又搬了回去，而村中的一些房子也成为年轻艺术家们的展演区和工作室。龙应台说，“宝藏岩最终留屋留人、改造完善等现代化的改变，结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它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需要市民、知识界、社会力量、政府官员共同努力的事。” 传统不是怀旧，而是生存的必要 龙应台的娓娓道来，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传统如何“现代化”的故事：“我们讲传统跟现代的关系，传统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到底是谁在做决定？传统跟现代又怎么接轨？如果我们对传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那未来我们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曾经都是荒山，可如今香港的调景岭高楼林立，而台北的宝藏岩则在满足原住居民的同时又更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样，到底哪一种“现代化”更好呢？龙应台最后给出的答案让人出乎意料：“我并不能肯定宝藏岩现代化的今天就一定是完美的”，她认为所谓现代，就是“公民有权解释自己”。 在龙应台演讲之后，赖德霖、赵辰、王维仁、王澍、刘家琨等知名学者、建筑师也依次登台演讲。赵辰认为，早期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为建立民族主义的建筑史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宫殿、庙宇等能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对应的类型，而相对轻视了这种民间倾向的“土木/营造”。他指出，“直至今日，国际建筑理论已突破西方古典主义的桎梏，得以对非古典的民间建造体系、聚落、市政建筑加以尊重，但中国建筑学界对此并未有深入而清晰的认识，这导致今天中国建筑界与国际建筑理论存在隔阂。” 在当天论坛结束之际，主办方还举行了汇聚前两届论坛精华和成果的《走向公民建筑2007-2010》一书的发布式，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结束对该论坛一天的采访，有一个似乎最基本的问题仍让记者困惑——到底什么才是传统呢？也许，龙应台一篇《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旧文会让我们找到答案：“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是的，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晶报首席记者 刘忆斯/文 张定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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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木欧洲石 东西方建筑背后的文化差异

永定土楼 2500年前，希腊建筑告别木结构，进入石头时代。2000年前，罗马人运用石拱券结构，完成了古典建筑的整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提出著名的建筑三原则，“适用、坚固、美观”。然而中国建筑却始终停留在“土木”时代。中国建筑为何没有向石材阶段演进？ 中国没有石建筑吗？ 中国古建筑并非全然不用石材,文献中常用“玉”为边旁的字来说明宫殿的奢华，《竹书纪年》：“桀（筑）琼宫，饰瑶台，立玉门。”“帝辛受居殷。作琼室，立玉门。”在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已被发现，出土有石料、石材半成品以及石加工工具。 战国时期，工匠就已初步掌握砖石拱券的砌筑法，并运用于地下墓室。墓葬在意象上关乎永恒，在功能上则有坚固耐久的需求。东汉前，拱券一直藏于地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砖石佛塔的门窗横楣之上得到局部采用。南宋时火药频繁使用，为了加强城防，砖石拱券逐渐推广到城门的横楣之上。采用砖石拱券之后，作为木结构符号的梯形仍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元代居庸关的石拱券城门上，就能见到这种梯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菲尔铁塔，其基部四面都做成圆弧形。其实，就铁材质而言，作为拱券符号的弧形已不具实际意义，但作为文化符号却根深蒂固。 明代制砖业极其发达，砖拱券建筑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地上，常用来存放皇室档案或佛经。但这些建筑的外部依然维持木结构的传统形象，梁、柱、枋、椽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建筑都有具体的名称，但又有一个相同且更为人所知的别称——“无梁殿”。不经意中，这个名称透漏出一个重要信息——“梁”在中国建筑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桥梁同样要求坚固、防火和防腐，因此自东汉始就开始采用石拱券结构。可是直到明清，木结构桥梁的弦歌不断。实际上，梁是桥的古称，水平静态的梁在中国人内心中是那么地难以割舍。北宋时，为了安全地上行车马、下通漕船，木结构的叠梁拱桥横空出世。这种桥的外观为割圆拱形，而结构要素仍然是静定的简支梁。叠梁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妙不可言的结构处理，散发出鲜明的中国式智慧，《清明上河图》中心就是这样一座木拱桥。 雅典帕提隆神庙立面 资料图片 石材为何没有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 纵观历史，欧洲建筑一直处于演进中，其结构技术与造型艺术持续发展；中国建筑却因循沿袭，几乎成为保守落后的象征。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没有“建筑学”，只有“土木”，而“土木”没有思想，“土里土气、木头木脑”。 中国建筑历史的低调，令很多学者备感困惑。一般认为，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可为什么在东西文明并驾齐驱的整体框架中，建筑领域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中国古建筑为何没成为正确记录历史的书？没有担当文化载体的重任？ 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缺乏石材。目前已经探明，中国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材的总储量居世界前列。其次，有关石材的加工技术并非落后，先进的玉文化就是明证。《说文》中这样记载：“玉，石之美者”。在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对白玉玦；在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过玉猪龙、玉鸟、玉龟、玉玦、玉璧等。 有人说原因在于没从土木走向砖石，可深层问题随即出现：为何如此？梁思成曾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为什么“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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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内在哲学支撑
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性”出发的。中国建筑对于石材以及拱券结构的排斥，有其哲学的内在支撑。
首先，说说为何排斥石材。儒家赞许适度、道家称道简约、佛家宣扬无常。每当君主大兴土木之时，总受到严厉批评。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圣主明君的赞美，首先着眼于宫室的简朴。《论语·泰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夏商时期，奢华石建筑的夏桀和商纣，皆为千夫所指的亡国之君。
其次，再来说说为何排斥拱券结构。与柱梁的静态结构不同，拱券自身并非稳定，必须对其施加外力才能平衡整体。这种充满矛盾的动态结构，被华夏民族所排斥并不奇怪。根据微积分原理，弧形的拱券可由多个直线部件组合而成，部件之间的应力相互作用，其极简形式就是两根直线倾斜地对立相交，如三角桁架。从结构上看，三角桁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它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部件的力学性能，弊病则在于一旦局部破坏随即导致整体崩溃。中国先哲将三角形贬称为“抵牾”，可能就出于对其内在矛盾以及整体崩溃之防范。由此着眼，汉唐时发挥作用的“叉手”和“托脚”，宋代以后被逐渐摈弃。中国殿堂的正立面通常采用水平的横向形态，排斥三角形的“山花”，而后者从来就是欧洲殿堂所采用的形态。
同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许多发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轻易地得而复失。建筑技术和艺术长期停滞的现象，只是物质发展史的片段之一。抚今追昔，我们痛惜“重道轻器”的观念失误，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曾让中国人深受苦难，甚至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我们必须给予同情与理解，必须从历史角度给予整体的认识。
可持续发展，“土木”仍有优势
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技术创新给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可是向地球持续的过度索取，终于引发了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在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面前，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土木的优点。
中国典型的四合院建筑，源于北方古老的下沉式窑洞。现代建筑中极受推崇的空间理论，与老子关于窑洞的认识不谋而合。《道德经·第十一章》：“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土与木有机地合为一体，成就了中国特色的巅峰之作——福建土楼。2008年，“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土木获得了全球普遍的认可。
195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设计工作的决定》，提出在“民用建筑的设计中，必须全面掌握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然而面对当代危机，这种认识不失其正确性。我们不能否认鸟巢和大剧院等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但“节俭”，更能体现以人为本、全面、谐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作者：方拥 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