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淅川朱宏遂：一位山村教师的从教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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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淅川朱宏遂：一位山村教师的从教之“道”　2012年03月29日　 作者：郭炳德　 　

一位山村教师的从教之“道” 每天放学，朱宏遂都护送路远的学生回家。本报记者 郭炳德 摄 朱宏遂给学生上数学课。本报记者 郭炳德 摄 　　之所以选择到河南省淅川县采访，是因为这里是河南31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之所以到淅川县寺湾镇陈家山村小学采访，是因为这里有一名朱宏遂老师。 　　56岁的朱宏遂，一人一校多年。从教36年来，朱宏遂总是孤独的时候多，热闹的时候少；清贫，艰辛，坚守。这便奠定了他这一生，必然是奉献得多，索取得少。 　　乍暖还寒的早春，沿着南水北调中线的路，从郑州出发，向南，再向西，我来到闻名遐迩的丹江口水库。再沿着丹江上溯，是莽莽苍苍的伏牛山区。我之所以不辞辛苦来到这里，是为了“问道”，潜心求“问”一位山村教师的从教之“道”。 　　—— 题记 　　■本报记者 郭炳德 　　一 　　3月15日，星期四，下午。 　　“惊蛰”已经过去10多天了，春雷也早已在中原大地上响起，可是，在横亘于豫西南的伏牛山区，依然带有浓浓寒意。天阴沉沉的，像是低了许多，几乎是靠伏牛山的几座高峰在支撑着，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坐落在伏牛山中的河南省淅川县寺湾镇东山区陈家山村小学，送走了放学的学生，两名代课教师离校之后，就剩下校长兼教师朱宏遂和我，学校有些寂静。 　　山区的夜来得早，来得快。校园里没有电灯，胡乱地对付了晚饭后，我便和朱宏遂抵足而卧在那张一晃动便“嘎吱嘎吱”响的木床上。 　　窗子后边是一个小山岗，山岗上有一片小松林，一阵紧似一阵的松涛声传进耳朵，让人犹如走进了一个故事。带着哨儿的西北风不断击打着窗棂，让我扯紧已经不能再紧的被子。 　　于是，在天南海北地闲话了一会儿后，我便有意转入正题，倾听床的那头——一位在山区村小工作36年的老教师，平静地讲述他平凡而又艰辛的教书生涯。 　　二 　　自1990年调入陈家山小学至今，朱宏遂在这里度过了22个年头。 　　在此之前，身为民办教师的他，辗转在本乡的几所小学，月工资由6元、8元到十几元、几十元。虽说是布衣素食，几乎是与世无争，但“让山区孩子凭借知识走出大山”的信念和期盼“转正”的愿望，使他由20岁风华正茂的青年，一直“熬”到如今的年近花甲。但他说，自己“一点儿也没有后悔过”，“山区娃子们苦，相比城市或平原农村的孩子，能奔出去更不容易”。 　　说到这里，朱宏遂突然“噌”地掀开被子，一个转身便跳下了床，穿上鞋子，手握木棍，脚不带声地蹿了出去，吓得我一个激灵，也下意识地跳出了被窝。 　　而这时候，外间屋里已经“梆当”一声炸响，电灯也拉亮了。 　　我正要询问是怎么回事，朱宏遂却过意不去地把我让回了里屋，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只顾说话，忘了盖好面条，老鼠又在钻空子啦！” 　　一阵虚惊，让我不能入眠，干脆静下神来，琢磨着山风的方向，寻找着松涛的节奏，继续运用“询问”、“启发”、“诱导”等手段，让朱宏遂打开“话匣子”，倾听他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般述说着自己的从教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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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76年，正值“文革”后期。
　　20岁的朱宏遂中学毕业，成了一名“回乡青年”。因为有了一些知识，“便被派上了用场”。村里的小学缺教师，他便走进了教师的队伍。“那时候，月工资6元，每天记10个工分”。
　　1990年，当34岁的朱宏遂调到陈家山小学当校长时，已是年富力强的“老”教师了。走进校园，看到砖木结构的教室墙上有裂缝，屋顶漏雨，于是便没有含糊地挑起了筹建新校舍的重任。（下转第四版）
　　“一边找村里、跑乡里，争取上级和村里的支持，一边动员群众捐资助学。到了1995年，建新校舍的筹备工作才算有了些眉目。”在那个时候，村民们没有钱，但听说是修学校，仍然你家三十、我家五十地凑着，上级拨付的5万元建校款，也只是解决了楼板、门窗等材料。“可是，再也不能让娃子们在危房中上课了”，朱宏遂果断决定，暑假一定要开工建校。
　　暑期，新校舍如期开建了。但墙垒到一半时，后续的砖块因资金问题没有按约定送到，眼看就有停工的危险。朱宏遂二话没说，回去把自家准备盖房、筹了多年的3万块新砖送到了学校工地。
　　妻子问朱宏遂：“娃们大了，咱家新房不盖了，娃的婚事咋办呢？”他却毫不含糊地说：“娃的婚事能拖一下，学生们的安全可再也不能拖啦！”
　　四
　　1995年8月上旬，陈家山小学新校舍封顶的关键时期。
　　这些日子，朱宏遂就像自家盖新房一样，吃住在工地现场，白天当总指挥兼小工，晚上又成了看护工地的保安。
　　一天上午，妻子突然托人跑到学校工地，说10岁的小女儿突发高烧不退，让他抽空把孩子送到乡里医院看病。
　　“工地这么一大摊子，这个时候我咋能走得开？”朱宏遂给来人掏出了100块钱，转告妻子赶紧把孩子送到村诊所看看。
　　下午，妻子又亲自跑到学校，哭着说孩子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家。也许是预见到了问题严重，朱宏遂把工地的事交代给其他人，一路小跑地赶到村诊所。可是，女儿的吊瓶已经拔掉——孩子早已停止了呼吸……
　　“孩子发烧几天了，看你忙，不敢打扰你。”善良的妻子一边掉泪一边埋怨，“她得的是急性脑膜炎，耽误不得的。可是学校再忙，咋着也得见孩子一面啊！”
　　“安葬了女儿后，我赶往学校的时候，陈家山村的男女老少，列队在校门外的大路上等着我。他们和我一同掉泪，一同为我10岁的女儿送行。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的闺女就是我的闺女。”朱宏遂一字一顿地说，“我能感受到，陈家山的群众和我一样为失去孩子而痛心。仅凭这一点，我也要对得起这里的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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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远处的山坳里传来了鸡鸣声和狗叫声，使和衣而卧刚刚迷糊过去的我一个激灵便睁开了双眼。没有窗帘，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外边已经灰蒙蒙的，天就要亮了。 　　一蹬脚头空荡荡的，才知道朱宏遂早已起床。我起身走出屋子，没有人影儿，但校园里已经不见了昨晚看得见的纸屑和杂物，显然，朱宏遂已经打扫了一遍。 　　走出校门，也不见人，我顺着绕墙的小路再往前去，只见远处麦田间的小路上，朱宏遂已往回走来。 　　“锻炼身体去了？”我远远地大声问道。 　　“你咋起这么早？昨晚唠了一宿，抓紧时间再补睡一会儿，免得孩子们来了，吵得你想睡也睡不着。”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起这么早，干吗去了？”我再问。 　　“那个小河沟里，有一块石头墩子不牢固，怕孩子们一会儿上学不好走，我去换了一块石头。”朱宏遂边说边回头指向远处。 　　“你每天都要检查道路吗？”我问。 　　“每天？不，周六、周日不查。”朱宏遂像是说给我，也像是自言自语，“娃子们小，不招呼好可不行。走，咱们回去弄点儿早饭吃！” 　　我转身朝远处的山村眺望，袅袅的炊烟已经升起，东方也泛起了鱼肚白。 　　六 　　在教室一角改造的“厨房”里，朱宏遂一边操持着早饭，一边有点儿眉飞色舞地说：“有了电磁炉，真可叫方便。早先做饭，烧煤球，早上一个人的饭，煤火得侍弄半天，往往是火上来了，又没有胃口了。还不如再早些年烧柴火，呛是呛了点儿，但是快。现在有了这家伙，想啥时候吃，一接电源，立马就好。” 　　“早餐，简单点呀！”我说。 　　“在我这里，想复杂也复杂不起来。”朱宏遂指着一堆带标签的食品，神秘地笑笑说，“你要‘走基层’，不让人陪同，县里、乡里便只好偷偷地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了。只这一宿你住这儿体验体验，今晚说啥他们也不让你住这里了，至少让你住镇上。” 　　“你在这里30多年都过来了，我们呆两三天就受不了了？”我有些不服气。 　　“山里人，厚道。宁愿自己吃苦，不能轻慢了客人。来来来，吃饭吃饭！一会儿村干部也要来呢！”朱宏遂边说边利索地摆好了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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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武胜勤是陈家山村支书，曾在乡镇企业工作多年，企业不景气后才回村当干部，沉稳干练，在村里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提起学校，提起朱宏遂，武胜勤就赞不绝口。
　　“我们这个山村，248户，952人，建一所学校吧，生源不足；全撤掉吧，小娃娃们咋办？”武胜勤说，“上级弄这个‘教学点’十分英明。让大娃子们到完小去上，小娃子们在村子里，这就省下了村民的麻烦。”
　　武胜勤又说：“可是，像我们这个小学校，一年级15人，二年级14人，三年级13人。朱老师是校长，包教三年级，可是那两个班咋办？早些年，他教复式班，教了一个班再教这个班。教完这个班，让孩子们到校园里玩一会儿，或者做作业，这个班教完了再去辅导第三个班。辛苦啊！这几年，他年龄大了，精力有限呀！我们请了代课老师。这样，朱老师实际上也成了两个代课老师的老师。”
　　八
　　即便在淅川，陈家山也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子，用村里人的话说，“没出过啥人物”。
　　武胜勤说：“朱老师是1991年到我们村小工作的。在这之前，全村只出了一名师范生。1991年以来的21年间，我们村考上专科以上的大学生18人，其中8个本科生，4个在读研究生，4人已经参加了工作。他们中间，都是从朱老师这里学‘大小多少’和‘一加一等于二’开始启蒙的。”
　　武胜勤有些自豪地举了赵耀这个典型。
　　赵耀是当年朱宏遂送走的五年级学生。大学学的是软件专业，曾在全国大学生软件设计比赛中获过奖。2010年毕业时在一次招聘会上，西安一家公司开出月薪6000元的待遇想邀赵耀加盟，但重庆一家公司开出的价码是月薪6000元，另加一套住房。后来，北京一家软件公司以月薪1万元，另加一套住房的“天价”挖走赵耀。
　　“现在工作学习都很顺心顺手，公司领导让我做一个部门主管。”武胜勤拨过去的电话那头，赵耀听说记者来采访他的老师，在免提键的扬声器中，他发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记者同志，您替我多谢谢朱老师，他是我们山区最好的老师！”
　　听到这儿，朱宏遂急忙向我摆手，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那是孩子们的勤奋加智慧！”
　　武胜勤说：“我们村有一个叫武鹏的孩子，也是朱老师送走的学生。他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在重庆一家银行工作。他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春节在那里过。可是武鹏今年过春节先回到村里，看望了朱老师后，才又去深圳和他的父母一起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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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山区学生艰苦，教师更艰苦。
　　城市学校教师学语文就教语文，学数学就教数学。但山区学校的教师，尤其是“民办”出身的教师，语数体音美，样样得拿得起来。虽说体育课可以带孩子们在外边做做游戏、跑跑操之类的，但音乐课就不得不靠那台旧得已经面目全非的录音机来代劳了。
　　“音乐课就是让孩子们听歌。”朱宏遂说，“至于美术课，也只能是靠老师找一些画作或书中的插图指给孩子们欣赏一番，要现场写生啊，线条、比例啊什么的，别说是孩子们，连我也是门外汉。”
　　我一时无语。山区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和城里孩子站在人生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呢？
　　“报告老师，他打我！”突然，一个流着鼻涕的孩子跑来告状。
　　“谁打你啦？怎么打的？打你哪里了？”朱宏遂急忙起身，把孩子拉出去询问。不一会儿，他又无奈地笑着进来。
　　原来，这个一年级的留守孩子近来非常敏感，谁和他玩，拉得紧一点儿，他便认为是被人欺负，心理非常脆弱。“爹妈外出打工，估计是爷爷奶奶在家还没有和他‘磨合’好，留有代沟呢！”能感觉到，朱宏遂的“实践性心理学”还是很管用的。
　　“老师，他又把我的衣服扣子扯掉了！”一会儿，又有孩子跑来“告状”。
　　“孩子们小，根本不懂得有客人了不能打扰的道理。”朱宏遂像是道歉，一边迅速地从抽斗里拿出针线，走出门又折返身回来拿出老花镜，快速朝门外走去……
　　十
　　正说着话，“嘀铃铃……”朱宏遂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号码，迅速挂上了。几乎是立即，手机又响了。
　　“难道是有急事？”朱宏遂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接通了电话，“老伴儿打来的，她在天津。”
　　电信部门配的老年人手机，字大声响。接通了电话，犹如打开了收音机。我们干脆都停下来，听朱宏遂接电话。
　　“娃又跟我要钱了，这个月我们工地没有开支，你先给他寄去500块钱吧！”朱宏遂的妻子先说“正事”，然后又嘱咐“年岁大了，别充小年轻”、“心脏病药又该用完了，记着去买”之类的“闲事”。
　　接完电话，见我有些纳闷，朱宏遂急忙解释：老伴跟着村里的一个建筑队在天津打工，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年龄大了，工头照顾她，让她招呼开卷扬机的电闸。活儿虽不重，但心细最关紧，自己也一直担着心。
　　武胜勤告诉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宏遂患了高血压、心脏病。2010年9月，他正上课时犯了心脏病，倒在了课堂上，吓得孩子们哇哇直哭。正巧镇上的罗校长来学校检查工作，赶紧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治了两个月才把命给捡回来。
　　“得场病也值得，趁机会去了趟大城市。”朱宏遂笑地说。
　　“我陪着朱老师去南阳看病，南阳是朱老师这辈子去过的最远、最大的地方。”武胜勤说，朱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1700多元，孩子还在上学，他在学校经常自己掏钱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品，孩子病了，医药费也是他先垫上，好多他都不让还了。“中午还要管路远孩子的饭，一遇到下雨天，在他这里吃饭的孩子都排长队。”
　　“要不是村里穷，真该补贴一下朱老师。”武胜勤有些愧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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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一名山村小学教师，究竟有多苦，有多累，要付出多少心血？从村民任文化讲述自己女儿的转变过程中，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60多岁的任文化其实没有文化，现在就读小学的女儿任玲玲是他的“老来生的闺女”，但因为妻子过分溺爱，导致孩子养成了爱吃穿、贪玩耍、怕吃苦等坏习气。任文化曾绝望地认为，闺女恐怕要走他没文化的老路了。
　　朱宏遂是在任玲玲上三年级时接手当班主任的。他知道年长自己几岁的任文化，对这个“老生闺女”寄托了多大希望。那一年，朱宏遂除了在课堂上对任玲玲格外关心，如多鼓励、多提问、多帮助之外，还用大部分业余时间给她补课，甚至从一、二年级最简单的知识开始，给这个几乎荒废的孩子“开小灶”。
　　“有几次，孩子亲眼看见我为她补课累得犯病，满头大汗，不得不吃了急救药，吓得孩子连声说：‘老师您歇歇吧，我自己学习。’打那之后，任玲玲真的很争气了，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朱宏遂说。
　　“玲玲现在上完小五年级，老师说她的成绩在班上排前三名。”没有文化的任文化一提起女儿的学习，对朱宏遂满是感激，“俺闺女这辈子要是有个啥出息，头一个要孝敬的不是我，是朱老师！”
　　任文化的这番话，让我读出了一个山区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更读出了老百姓对人民教师真切的感激之情。
　　十二
　　这次“走基层”之前，我曾经以为农村学校班额小，校园安全问题少，但是在朱宏遂这里，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在山区任教的艰辛。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民教师”这个称谓的内涵。
　　一名教师在条件艰苦的深山区工作一年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扎根在这里，只有付出，不求索取……
　　也许，对于大山外的世界来说，在这个连绵起伏的深山中默默无闻地工作36年，只是倏忽的一瞬，但对于一个人而言，却是他的青春，他的健康，他的幸福，他的一切。
　　“再过4年我就该退休了。”朱宏遂似乎是进入了畅想的状态，“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心甘情愿来这里工作的人接上我这个茬。如果我身体许可，如果他愿意，我会在这里做他的助手，直到最后一口气！”
　　听到这里，泪水布满了我的脸庞……
　　《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29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