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两极：城乡教育差距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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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两极：城乡教育差距的蝴蝶效应教育的两极：城乡教育差距的蝴蝶效应

   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官方文件中找到端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达到5836.99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
   它还可以在网络语言中被窥见大概。一篇流传极广的网文这样写道：“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文章标题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个命题可能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它往往意味着少油寡盐的饭菜，没有操场的校园和不那么耐心的老师，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忍受，那么，它所代表的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可能在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
   时间回到1999年。对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中心校校长郑化民来说，那是一分钱也要掰开来用的年代。
   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不过300万元。
   有一次，郑化民争取到了2万5千元钱拨款，给罗村中心小学布置了一个仪器室之后，所剩不多。在中心小学管辖内，还有26个村小嗷嗷待哺。他决定为其中一些添置课桌椅。这过程异常慎重：他去和意向村小的村干部们协商，“我们出5套课桌椅的钱，那你们是不是也配上5套呢?”
   那个时候，县、乡、镇和村共同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负有责任。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不过，乡、村两级的经费少得可怜，郑化民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时常敲开县市两级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的大门，“让上面对贫穷状况了解得更充分一些”。校长们摸清了不同领导的脾气——有的领导见不得老奶奶哭，有的领导则会对困窘自卑的农民兄弟心生恻隐——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好在年终工作总结的第一条写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助，大力改善教学条件”。
   2000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仅为17.71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为448.20元。相差达到25倍之多。另一个数字是，从1986年至2000年，失学小学生累计达3791.5万人。
   有学者认为，上述条例明显倾斜城市而歧视农村，将“义务”转嫁给了农村社会和农民，最终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和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的袁桂林教授说，在辽宁，有学校每天只给老师发两根粉笔，印卷子要向学生收钱。他至今记得，一所学校冬天没钱买煤，冷得像冰窖，等到太阳照进教室的十点钟，老师穿着皮夹克就开始上课;孩子们冻得不停跺脚，到下午两点，没有太阳了，便立刻放学。
   直到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对学校来说，这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郑化民说。
   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教育经费以更大的比例逐年增长。省际之间的各项相对差距，减小多于扩大。总体而言，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教学硬件设施等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善。
   云南省临沧市临沧一中校长高庆余对此感受强烈。1985年，他毕业后在临沧市凤庆县营盘小学当上了老师，只能在教室后面用竹子搭出一张床铺睡觉。2007年，他成为凤庆县教育局长，每年经手的校舍改造资金达5000万左右。
   然而，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提高幅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绝对差距却持续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经费统计年度公报，2005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达到1256.66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增至7940.77元;至2010年，这一数据在山西达到4049.34元时，上海却已达16143.85元。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还要缩小差距?这怎么可能?”说到这里，高庆余提高了音量，手指在办公桌上叩出了声。
  “只有锅巴没有饭”的农村教师
   5角钱可以做什么?
   在北京，它能买一个包子。
   在云南凤庆县农村，它是一位初中教师上一个半小时晚自习的津贴。
   在凤庆，晚自习津贴依次递减：县高中15元，县初中10元，农村小学初中一般5元钱以下，有的甚至分文不发。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这是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规定。25年前，高庆余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00多块钱，比政府公务员高20多块，心里颇为平衡。
   而如今，凤庆县老师工资月均只有2000元左右，低于当地公务员和外出务工人员，以至于当地形容教师的生活是“只有锅巴没有饭”，还流传着一句笑话，“春节过年回去了，别跟老师打麻将”。
   做县教育局长时，高庆余收到很多领导们的“小条”，请求将某某教师上调。他不得不办。结果，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县城及公路沿线。县城所在地的中心学校，最多的师生比例达到1比5，即一位教师负责5名学生，“差不多是带研究生的水准了”。在乡镇可能达到1比10，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编制严重不足。
   “很多教育资源说要平均分配，但实际上，到县里是分配不下去的。”高庆余说。
   面对这种状况，他无可奈何。虽然是教育局长，他被安排并考核的工作包括招商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入、争取项目资金，却没有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硬性指标。
   最后，像抽水机一样，农村学校有工作能力、有背景的教师几乎全被抽空。
   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鹏炜、司晓宏对省内36万多中小学教师调查后发现，城市初中教师本科率为73.81%，而农村初中教师本科率仅为42.19%，两者相差达31个百分点之多。城乡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等，都存在较大鸿沟。
   在重庆市酉阳县阳光小学，教师们之间不能实现大循环，也就是说，部分老师只能教一至三年级，另外部分教四至六年级。因经费不足，学校限制培训名额，食宿津贴每天120元，还要教师们自己掏钱，于是，有的老师10多年也出去不了一次。
   教师的低收入、低学历和低比例，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教育质量的下滑。
   向敏将传统课堂形容为，“死气沉沉的教学，教出了死气沉沉的学生”。前些年，学校担心学生安全事故，不敢组织春游、不敢野炊，就连校园运动会也不敢开。而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大多自卑、害羞而不敢表达，“从这一点上看，除非发生奇迹，城乡孩子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她甚至曾在一所分校上交的报名单据上，发现了一个意外的错别字——“收费”，竟被分校语文老师写成了“收废”。
   在山西石楼，有的小学请不到三年级英语老师，只能由语文老师每天用复读机放磁带教学。一堂实验课，“深浅颜色的衣服吸热不同”，老师完全按照教材将实验口头讲解了一遍，连讲台都没有下。
   欣喜于学校已解决温饱问题的郑化民，陷入更大的震撼。他发现，先富起来的城市学校，已经在校园管理和教学方法上领先一大截。
   在太原，他旁听了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的公开课。课堂前五分钟，学生自习后提出问题，魏老师将学生按前后座位分成4至6人一组，讨论交流。这种被称为“学导式”的教学法，要求学生独立活动的时间一定要多于教师引导、讲授、示范的时间。
   这种理念是颠覆性的——在大多数农村中小学课堂，老师能讲清楚、学生能听进去，已然不易，还敢组织讨论?老师没有能够驾驭这种课堂的自信。
   农村孩子的教育苦旅
   “如果我是哈利·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