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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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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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赶时髦喊口号很起劲，连什么是智慧都还没搞清，很多城市已经喊出建设“智慧城市”口号了。智慧（Wisdom）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不只是情感和愿望，更是指对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显然，智慧是一个现代人应对高速变化的社会的基本智力和能力，把城市的信息化网络化定义为“智慧城市”，除了商家的哗众取宠，也暴露出城市管理者的急功近利与对“智慧”的无知，或者说，把“智慧”的地位看得太低了。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首先表现为精英的落后，精英的落后又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落后。具体而言，中国人有五大思维缺陷：一是不读书不学习，爱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二是严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常使他们利令智昏。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五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使这个社会自由、公正、高效率的规则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陷于内耗和动荡而不能自拔。其中最要害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匮乏。

    中国人爱耍小聪明而不注重大智慧。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中国是个酒肉之国而非阅读之国，甚至有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酒肉过多而“为革命伤身体”。人的差别在业余时间，尤其是晚上8：00到10：00。但中国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数业余时间耗在吃喝、打麻将等应酬上，那是为了结交关系。向复杂的人际关系借力，而不是向知识、智力、规则、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借力，属于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

    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民族，就是遍地博士也改变不了低智商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这个国家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位于世界尖端的IT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十分了得。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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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努力招商引资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印度却在那儿悄无声息地为世界“生产”一流的智慧和大脑！印度的秘密在于，教育首重逻辑，从小到大，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方式，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培养完整的思考能力及逻辑方法。在印度，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课程，考试的方式一律都是申论题。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对于印度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极度陌生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谈美式教育时也认为，思辨能力的训练才是美式教育的灵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早在一百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就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明，首先就要从逻辑开始！

    一个人失去逻辑思辨能力，一个人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逻辑思辨能力，这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

    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经常使得他们利令智昏。中国人多爱贪占小便宜，尤其是占公家便宜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开着宝马奥迪住经济适用房毫无愧色。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贪占便宜心理和“救世主”情结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说。房价高，他们就一再呼吁政府提高越来越多的保障房，然后挖空心思申请或者骗购到一套远低于市场价的保障房。他们总希望有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德的神替自己安排好一切。这叫利令智昏。他们不去想另外的问题，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只分配财富，政府掌握的分配权力越大，腐败可能也越烈：同时政府分配还要大量行政成本，这一切都要摊在纳税人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这里点了点小便宜，一定在那里被政府收了更多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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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似乎都是贱骨头，受虐狂。物价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食品安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环境污染，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总之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是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神。其实多数时候，政府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和问题的解决者。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是必要的恶而不是必然的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实证：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推算，中国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此数据量化了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首先是要全社会盯紧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让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让权力来处处钳制市场和民众。

    社会遇到危机，个人遇到麻烦，老百姓首先就会想求救政府。这种思维定势只会加剧权力的扩张，只会使市场和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小，如哈耶克说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鲁迅说的是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中国还有一句普遍到近乎口头禅的话，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总把责任推给“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管不过来。”典型的受虐狂特征。试想，既然管不过来，那么把国家整成邦联制如何？再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论人口多少，官员都只能是少少数，所谓管，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一个人一辈子都有无数种活动，都需要官员来“管”，哪里的官员管得过来？还别说官员并不是道德高尚的天使，反而是所有人都是“一有权就变坏”的魔鬼！

    中国人第五大思维缺陷，是价值观混乱，有奶便是娘；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对于“打工皇帝”唐骏假学历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够成功了，成功到可以不必理会此类质疑。说到底还是胜王败寇。对张悟本伪造履历，人们戳破脊梁骨；对“够成功的唐骏”，许多人又是另一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