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叶圣陶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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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和叶圣陶论考试

北京 智效民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会考制度。该制度规定中学生在毕业考试合格后，还必须通过省、市主管部门组织的统一命题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书。在当时，这种统一命题的考试被称为“会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制度。
    对于这样一种制度，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是极力反对的。1934年6月1日，他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为题，对会考制度进行批判。陶行知首先指出：自从会考令下达之后，中国教育界就出现了一幕幕“滑稽的悲剧”。这种“滑稽的悲剧”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紧接着他对会考制度作了如下分析：由于会考是关系到能否毕业和升学的大事，因此它势必成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也就是说，会考要考的内容，老师就教；会考不考的内容，老师就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陶行知认为：由于会考制度的存在，所谓教育就等于读书，所谓读书就等于赶考，所谓“学生学会考、教员教会考、学校变成会考筹备处”的局面，就会形成。
    另外，为了应付会考，在会考中取得好成绩，许多中学生只好加班加点，减少睡眠。有些“会考呆子”在“茅厕里开夜车”之后，还会自嘲地说：“不闻臭中臭，难为人上人。”
    陶行知说，由于毕业考试以后是会考，会考以后是升学考，因此中学生只能是“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他还说：“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正因为如此，陶行知认为这种杀人的会考是变相的科举，是在大规模消灭民族的生存力。
    令人奇怪的是，当陶行知与主考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主考官没有一个相信会考”。这就是说，“他们是不相信会考而举行会考”的。为此，陶行知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杀人的、“毁灭生活力”的会考制度。
    1934年11月，陶行知又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中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两种吃人的手段：一种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二种是“教学生吃别人”。所谓“吃自己”，是指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如果只会读死书，死读书，十几年下来，就“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就叫读书死”，也就是“吃自己”。所谓“吃别人”，是指如果一个人求学的目的是升官发财，那么当他学成以后，就会“发农人、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人、工人血汗”，这就是“吃别人”。看到这里，我难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心存忧虑。
    陶行知还说，他所谓生活教育有两大特点：第一，生活教育是教人生活、教人做人、不教人赶考的教育，是一种“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教育。第二，生活教育不教人升官发财，只教民众“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这就是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
    相比之下，叶圣陶对考试制度也有严厉的批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而是在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以后。
    许多人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它在选拔人才方面所表现的公平性和高效率却无法替代。其实，考试只是对知识教育的一种检查，而教育的本质不仅是知识的汲取，更是习惯的养成。因此，当叶圣陶看到许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而增加学生负担时，便忧心忡忡地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习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好习惯。”
    叶圣陶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考试而忘记教育的本质。但是，这位教育部顾问的话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许多学校甚至从高二年级就文理分科，为准备高考而放弃正常教学活动。不久，叶圣陶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发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于是他在《学习不光为了高考》一文中写道：“难道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难道国家办中学就是为了给大学供应投考者？……如果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极小一部分考进大学去了，极大多数没考上的不都成了废品吗？”
    随后，叶圣陶又撰写《考试》和《再谈考试》两篇文章。他在前一篇文章中说：学校为什么要考试？无非是为了检查学生学习的成绩怎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只要“有个期终考试，或者加个期中考试，就够了”。但是如今的考试却有许多名堂，比如摸底考试、模拟考试、分片会考、全区会考等等，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至于“这些考试目的何在，要考查什么”，就连他这个教育部的顾问也不清楚。
    他在第二篇文章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成效的一种手段，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作为一种教学活动，考试应该和课堂提问、课外练习一样，在“活泼、平静、没拘束、不紧张”的情况下进行。但由于老师的重视、家长的督促，致使考试和分数成了学生最看重的事，于是就产生“为考试而学习”的怪口号。这样一来，学生就会压力很大，就会把所学的知识当作敲门砖，一出考场就完全忘掉。此外，这种情况还可能诱使学生在考场上作弊。
    当时除了文理分科之外，重点学校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许多文件和报道都在鼓吹“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为此，叶圣陶于1980年4月在《“非重点”》一文中说：“提出重点学校的办法……就是通常说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意思”，这也许是一种快出人才的“好谋略”，但是这样一来，我对“非重点”学校却难免有些担忧。他指出，“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这句话的背后，似乎隐含着如下含义：对非重点学校可以要求从宽，办好办不好都无所谓。现在看来，当年办重点学校的做法，真是后患无穷。
    八十多岁高龄的叶圣陶为什么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撰写一系列文章批评应试教育呢？这与他对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有关。早在1915年叶圣陶还是小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倡要根据孩子的求知心理，“采用自学辅导主义”。1919年，他又把学生比作植物，把教师比作种植家。他认为有些植物之所以不能很好生长，一是与遗传或环境有关，二是种植家扼杀了植物生长的可能性。过去我们把教师比作园丁，不知道是不是叶圣陶的发明。
    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晚年的时候，听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时，好像又一次找到知音。他说：“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为此，他还想起丰子恺画过的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上有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认真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叶圣陶说：“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傅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大概是出于同样的担忧吧，冯友兰在1981年也指出：“大学教育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是早就应该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遗憾的是当年叶圣陶等人的批评和担忧，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因为如此，那种硬要把“生命的泥团”往考试的“模子里按”的教育，就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