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无过《瘗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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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无过《瘗鹤铭》”
《瘗鹤铭》是南朝最富盛名的碑铭石刻之一，是所谓的黄锺大吕之作，是大风之歌。据宋人黄伯思在《东观馀论》卷下《跋〈瘗鹤铭〉后》中考证，为梁陶弘景所书，刻于天监十三年（514年），为摩崖题铭，原石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壁上，宋时遭雷击，崩落入江中，碎为五块，常年没于水中，惟水枯时方能见到。清朝康熙年间曳置山上，后将残石数段砌入壁中，陈列于焦山宝墨轩院中，有90余字，“经人剜刻，神理全失”。
北宋时《瘗鹤铭》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最早收录此铭的当是北宋欧阳修，原石所刻华阳真逸撰文和上皇山樵书丹，皆是化名，真正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从年代上说，有东晋、梁、唐之说，从书者上看，有王羲之、陶弘景、顾况、王赞、颜真卿之谓，二目今以陶弘景书于天监年间者为最多，故从。陶弘景生于456年，卒于536年，字贞白，梁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道教思想家，传有《上武帝论书启》五则，唐代张彦远《书法要录》卷二，朱长文《墨池编》卷二均有收录。
南朝可谓是书法名家辈出，但多数未能跳出二王父子的樊篱，独《瘗鹤铭》为出格之作，名震于世，突显出了极高的艺术性，它意态雍容，具有高雅的格调，堪称逸品，黄庭坚赞曰：“大字无过《瘗鹤铭》”。曹士冕《法帖谱系》说其：“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明人王世贞说：“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故书家之雄”。清人刘熙载《书概》中认为：“《瘗鹤铭》有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可见古人对其评价是何等之高。
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两个人的评论最值得我们研究，一个是被后世认为书风颇受《瘗鹤铭》影响的黄庭坚，另一个则是金石家叶昌炽。
北宋人面队《瘗鹤铭》曾有“游僧谁渡降龙钵，过客争模《瘗鹤铭》”的诗誉，而在北宋名士、大家中对《瘗鹤铭》最为看好的就只有数鲁直黄庭坚了。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乐毅论〉后》云：“大字无过《瘗鹤铭》”，又在《题〈瘗鹤铭〉后》中说：“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非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当然，我们不能说颜真卿书有似《瘗鹤铭》者，就一定认为是鲁公学过或见过《瘗鹤铭》，然而就黄庭坚之论，我们认

为是极为妥帖的，即其所谓的“大字无过《瘗鹤铭》”。对这句话，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些误解，因为从字面上看，它的确显示不了宋人的深厚学问。因为在书法史上如此浩瀚的作品序列中，论大字，《瘗鹤铭》决不是最突出的，如汉碑之大者，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那么，是黄庭坚眼界之狭窄做了错误的评论吗？不！我认为应该不是。在同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人们对黄庭坚与《瘗鹤铭》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释，如郝经在《陵川集》卷二十中认为黄庭坚是“陶弘景之流”，并说“山谷谓《瘗鹤铭》乃大字之祖，为不诬矣”。从黄庭坚的书迹看，其大字行书的确接近《瘗鹤铭》，加上他又十分推崇《瘗鹤铭》，故有人评论说：“山谷擘窠书学《瘗鹤铭》，瘦劲清栗，真出铁石手腕”，以黄庭坚对《瘗鹤铭》的理解，他所谓的“大字无过”其右，事实上是指《瘗鹤铭》在气格和艺术审美上的至高境界，而绝非是指字体之大小，不仅如此，其结体宽绰，在大字中“隐通篆意”，亦有小字之自然生动的效果，可谓体格弘逸，潇洒而淡雅。
与黄庭坚不同，几百年后，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陶贞白，书中之仙也，焦山《瘗鹤铭》如天际真人”，另外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亦云：“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这两位都将《郑文公碑》与《瘗鹤铭》相比较，且表示这都是神品，只是体貌风格不同。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极为不妥切的，在南北朝作品中，《郑文公碑》具有明显的理性性格，其结体线条开启了尚法之先河，与闲云野鹤、仙风道骨般的《瘗鹤铭》相比，艺术格调应该低些。相反，叶昌炽将郑氏说成是书圣，而指陶氏为书仙，似有道理。论格调，将《瘗鹤铭》与《石门铭》相比照，或许才算公允，因为，他们才是无上的神品，闲逸的散仙之作。

                                                                                                                 王   景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堰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