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成都茶馆的十三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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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成都茶馆的十三个角度

冉云飞

    冉按：有几个朋友来信让我说一下茶馆到底与四川尤其是成都有什么关系，这里面至今仍有什么文化影响，当然这不是个容易说清的问题。据说学者王笛有一本研究成都茶馆的专著，但我尚未看到，但可以肯定的是，成都茶馆对成都人生活的影响，像空气一样重要。我曾在《成都的民间土壤与精神记忆》一文里说，茶馆使人交流起来很方便很惬意，也很容易找到世俗伴侣——吃喝闲赌，亦容易找到精神同志——谈政论文，换言之，茶馆成都人的交流与生活方式。现贴上去年写的一篇旧文《观察成都茶馆的十三个角度》，以飨大家。

    没有都江堰，成都将不复存在；没有茶馆，成都只是一座死城。我们可以仿照苏珊．朗格“疾病的隐喻”，来言说一下茶馆或暗通成都款曲，或明达成都内里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家帕克的观点，来给成都安装我们的笼头；进而我们还可以用城市建筑专家林奇将城市建筑分为路径、边沿、地区、枢纽、地标的做法，来看看茶馆在成都城市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自然我们还可以从本雅明的角度来审视一番成都与闲汉、游荡者、诗人的瓜葛。经由如上的整合，再通过与茶馆有关的诸种语汇，勾勒出成都茶馆政治的大致面貌。

                                   四个动词

    近现代成都茶馆虽可称全国之冠，但可考历史并不是想像那般的久远，在清末以前的历史中并未见得有关茶馆的影子。关于成都茶馆的第一手资料，无非是傅崇矩的《成都通览》和一些当时的报刊杂志而已，而实际情形之研究一直付诸阙如。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对茶馆多有探讨，但现在所得成都茶馆的资料依旧非常有限，于是舍学术探讨而就印象评说。拟从一些大家习焉不察的语汇中切入，以便明了茶馆与我们诸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的关联。
    泡茶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被说成贪污和浪费是其他大队，这典型的四川人消解高强度语录的方式，真可谓百练钢化为绕指柔。时间多坚硬啊，一生对于不够进取的人来说太过漫长，一天对于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讲也实在太多，一个人像西人一样kill time，固然也不错。但对成都人来说，好像这样悄悄的“kill”不够隆重，于是上茶铺里，大家打伙着集体泡，就像北京人进澡塘里泡澡一样，已经成为一门行为艺术。泡妞是谁都知道的，但泡茶馆虽不及此事浪漫，在成都却也是经久不息。
    摆龙门阵。“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在害病，打发乌龟去检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这则成都民谣是许多成都人从小都知道的，从小就知道自己周围的人爱听龙门阵，但依旧常听不休。这民谣在对龙门阵的调侃中，虽不乏批评式的调侃，却也不无得意。摆龙门阵，如果用闲聊、唠嗑之类北方话中意思相同的说法，来做注释，那么丧失的精髓，是无法弥补的。摆字与泡字，都是极有趣味、极有杀伤力、极有比喻性的动词，远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在能“泡”的环境里，才能做出“摆”的动作。龙门阵是天南海北、云山雾罩的东西，无所不包，加之无所不谈的闲摆，因之闲适态度尽出。
    吃讲茶。吃讲茶有点公议性质，即产生利益误会与冲突的两家或者多家，不用法律的方式或者在进入法律解决之前，请双方都信得过的各行业头面人物，或者当地有名望的士绅，来主持一个公道的调解行为。这样的事，在民国的报纸里，在李劼人、沙汀的小说里都有完整的体现。吃讲茶就像办红白喜事一样，成都人一律可以搞出娱乐精神。死了人可以请人哭，红白事不免有混饭吃的，吃讲茶的时候，也不少了混着喝碗茶的，付茶钱的也不去计较这一切。茶烟酒，四川人都是喜欢用“吃”来搭配，还有年轻人去绕某个女孩子，亦即故意去讨好某个女孩子，常说的就是把她“打来吃起”。这个吃字的妙用，堪与“打来吃起”等量齐观，无限之意，尽在言外。
    掏耳朵。成都人在茶馆喝茶有许多附带消费，看报纸、擦皮鞋、听戏、打麻将、打望乃至吃饭，都是有可能的。但最能代表茶馆的附带性消费动作的则莫如掏耳朵，这在全国其它地方似乎并不多见。掏耳朵并不只是舒服那般简单，掏耳朵可看报可交谈，甚至可以偷听很远的谈话。而更直接的隐喻是，掏耳朵是使自己对各种信息的探听更为便捷，能听得更遥远的风声，顺风耳就是这样炼成的。

                                   两个形容词

    嘴巴狡。人的嘴巴除了吃饭、接吻外，生来就是为了说话，为了表达意见，与其他人沟通、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常说，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子嘴巴狡，很好地表达了这两座城市在针对利益诉求时的应对方略，前者以武力与实力为基准，后者以谈判与沟通为前提，所以才有两个城市的人不同的情状。嘴巴狡，是有闲，爱摆龙门阵的必然结果。讲道理里面也暗含着一些狡黠和机关，需要你切实的面对，不然嘴巴狡的一方必是注定的胜利者。
    很滋润。活水生香，对于茶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必像张又新的《煎茶水记》、田艺蘅的《煮泉小品》那样讲究，普通人也没有这个讲究的能力。滋润既是饮茶的实际功用，也是饮茶后的一种享受状态。上茶馆的因素很多，但解渴只是一个附带的功能，因为解渴的方式与地点不少，不择地之牛饮固多，就算是解渴也不必非得上茶馆不可。上茶馆本是有闲者的选择，但成都因为生活成本低廉造就了众多的有闲者，因之成都人泡茶馆的热情，空前高涨，为其他城市所不及。故对成都的生活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除了已到茶馆的，剩下的都是在去茶馆的路上。滋润作动词的时候，是茶馆的初级，作形容词的时候，也就是上茶馆的最高级别了。成都对一个人生存状态的最高赞美，便是“你活得太滋润了”。因为你有权、有钱、有闲，都有可能是活得滋润的要件之一，但这还不是滋润的全部内涵。

                                     三个名词

    行业茶馆。现代商业的发展，做生意形成了各个行当，社会造就了各个阶层，各个行当和阶层都需要聚会与交流之所，因之行业茶馆应运而生。鹤鸣茶馆是教师茶馆，因为民国以前教师实行聘任制，故大家于此交换信息，寻找教书的饭碗，其竞争还比较激烈，谓之“六腊战争”。因为六月和腊月都是发放下年聘书的集中时间，故有此称。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是雀鸟交易市场、中山街的茶园邻近鸽市，百老汇茶馆为鸟市等。行业茶馆变成解决行业利益之所在，也算政治之一端。
    公口茶馆。公口茶馆主要是袍哥组织所需，袍哥因派别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公口，便于谈生意、做交易、联络以保护兄弟、从事秘密政治等，1949年以前成都有袍哥公口130个，他们的茶馆一般以“某某社”为招牌。每个公口一般三天要议事一次，聚会的茶水免费，为之“茶哨”。这一点对四九年以前成都的政治形成过一定的影响。为了接头，其中公口茶馆还有“茶碗阵”，是为了预防探子告密，同时为了使活动更加保密。
    杯水风波。茶馆里的茶客当然可能谈国家大事，也可能有重要人物来接头，但多半是忙碌阶层（藉此做点小生意）、有闲阶层的民众，他们所聊虽然没有什么限制，但多是家长里短，类同于花絮的社会趣事。若其间不经意谈到稍微像样点的政治话题，未必不淹没在众多对日常生活的闲聊中。茶馆里的政治多半只是杯水风波而已。

                                            三种人物

    包打听。这种人在江湖上一定得有些人脉，相当于一个信息发布与传播中心，这中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家长里短，另一部分则是某些稍微有名之人的行踪以及某政策出台之始末，至于这消息是否可靠，很多时候是无法证实的。但谈言微中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因此他不会毫无信誉可言。这样的人，是茶馆政治中被官方控制的人物，也是一定意义上各方面人士争取的人。包打听的另一个说法是长舌妇，虽然他有可能不是妇女。
    坐庄茶客。茶馆的忙人我们估且不说，有闲的人，一定是有一定收入的，比如祖上所遗，或者开有铺子或有其它房屋出租，这些都是雷打不动的固定茶客。这样的茶客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普遍性。之所以谓之坐庄，表明其到哪些地点喝茶是有一定稳定性的。
    探子。民间的这种探子，或可采风；官方像这样的探子，或者是藉此整肃公共扬所之言论风气；而各行业的探子，是为了探寻竞争对手的虚实，以使自己对某事处于不败之中。在公口、行业喝茶的闲客，切莫等闲视之，因为他们是茶馆政治里的直接发起人和深度参与者。探子在四川称呼，另外还有钩钩针、屁眼虫、线人、崇奸婆等，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与发人阴私有些瓜葛的职业。

                                       一条告示

    莫谈国事。茶馆里有许多展示性的东西，如茶联，如禁止赌博之类，等等。但其中最著名的一条便是“莫谈国事”，国事乃肉食谋之，小民又何间焉？因为言论不自由，所以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绝对是前辈和父母教导自己小孩的首选格言。
    但正如禁止赌博，其实很多人都在赌博一样，你越是不准谈的事情，越容易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混水摸鱼地谈。民众是你越不准他谈的，他越有兴趣谈。比如不准读禁书，他越有兴趣偷读；不准看毛片，越有人看；不准你偷食禁果，越有人以此为乐。凡是被禁止的，必被人挖空心思地去实行，因为凡被禁止的，那里面有绝大的乐趣与利益。
    茶馆之所以喜欢贴“莫谈国事”，一来是给当政者一个幌子，意谓我告诫过他们，出了漏子，与我无关；另外也在制止谈者的雅兴，如让你在那里聚谈无碍，便会招徕更多的大嘴巴，非但不是茶馆之福，说不定还有连带责任。因之，官家也用这种近乎连坐制度的方式，将茶客与茶馆捆绑在一起，所以茶馆一定会恭贴如仪，从而减轻自己受惩罚的程度。

                                  生活枢纽中的杂碎政治

    小道消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事实真相，但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的小道消息都变成事实真相，因为你无法保证小道消息变成真相的百分比。就像谣言和正式消息的发布渠道毕竟有所区别一样，茶馆里的议论话题，政治闲谈，只是有观察风向的作用罢了，连现代意义的民意都说不上。民意之展示得有民调之分析，而且得有茶馆阶层样本分析，且因调查样本格式的不同，亦有所不同。要言之，我们不可夸大茶馆的政治作用，有时茶馆里的谈论，相反倒是个泄洪闸，是个冲淡人民政治热情的处所。但不管怎么说，茶馆里的议论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哪怕是谣言，也不可去禁绝。要让谣言没有市场，只有言论充分竞争与透明，让民众有选择的权利，它才会没有市场。我们不可把制止谣言，建立在“谣言止于智者”的古老模式上，这样的模式是缘木求鱼，乃至南辕北辙的，因为要求所有人是智者，这本来就是不智的。
    茶馆虽是公共议事空间，但多是闲散，互不关联的信息，没有整体感的谈话与议论。不像有代表的议事那样可以争出个子丑寅卯，争出个议案，可以集中喊话，能达成各方利益在博弈之后的相对均衡，而茶馆议政一般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当然你可以把茶馆搞成个露天聚会，搞成一个类同于群众运动式的喊话行动，但这更像广场政治，与茶馆分散、切割、闲聊之类的议论无涉了。
    茶馆对成都人来说，是他们的情感与态度之所系，也是他们习俗和传统得以传承的道具。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帕克在《城市》一书里教导我们说：“城市……不只是一群人和社会设施（街道、建筑等）的聚合，……也不只是一组制度和管理（宫庭、医院、学校）。……城市毋宁说是一种心态，一套习俗和传统，一套有序的态度与情感，它们内在于习俗中，通过传统而传承”。喝茶在成都不仅是现实的生活，是习俗的一部分，而且还与悠闲的心态匹配。再者若以林奇的眼光来看，茶馆是成都人生活的枢纽，以它为生活半径，获得了生活的乐趣，形成了成都生活与其他城市不同的一种特质。作家老舍虽然写过《茶馆》，但泡茶馆并不是他的爱好。其子舒乙经过数学统计出老舍的十一种爱好里面并没有喝茶（《老舍的关坎和爱好》），可见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其他地区的人，对茶馆的热爱远不及成都。我曾说过，茶馆是成都人的空气。鱼离开水后能存活者并不多见，像鲶鱼这样的是少之又少。你不可想像成都没有茶馆，成都会变成什么样子。
    由于政治涉及许多人的权益，其严苛程度以及它的不好玩，使得大批的成都人对政治本身并不感兴趣。即便感兴趣者，也多从游戏态度出发，这就使得茶馆政治闲散到本身就是一种琐碎的声音，常常沦为一种谈资。这样的生活场景，倒是很能诞生本雅明意义上的浪荡者、闲汉与诗人，这也是成都既不是文化之都且僻处西部，却以中国诗人的重镇著称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