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世界？

教师之友网

我们能否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世界？
李云雷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3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最近30年，从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中国不仅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晚清的“三纲五常”与传统伦理，到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到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那么激烈的转变，可以说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内心都是动荡不安的，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心灵史”。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很多曾经坚信不移的人生信条都已成了明日黄花，而在纷繁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之中，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该怎么说与怎么做？我们如何将那些价值的碎片重新凝聚为坚定的价值观？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梳理我们的心灵史，而且需要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思考与选择，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寻求内心安宁的过程，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一个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过程。影视剧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灵生活的表现，也塑造或影响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从影视剧入手，探索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问题。


1、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与重建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数千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也是社会秩序与人生行为的基本准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皇权观念、家族观念、等级观念，以及对妇女的歧视等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得到了批判与改造，“自由、平等、博爱”等来自西方的观念注入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内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可能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需要继承与转化，比如在去除了忠君思想中“皇权观念”的因素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在去除了“家族观念”中的压抑性机制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家庭内部的和谐与人情的温暖，在去除了“等级制”中的尊卑观念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各司其职的职业伦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既“现代”又“中国”的新文化与新价值，这种新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融汇创新出来的“新的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样的“新文化”尚需要我们去创造。
     在陈凯歌的《赵氏孤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忠”这一传统价值中核心观念的质疑与反思，在影片中，程婴的救孤行为带有相当的偶然性，他既非赵朔的门客，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只是出于一个医生对庄姬遭遇的同情和对无辜婴儿的悲悯而施以援手，程婴几乎是被动地卷入了这段历史，他也没有想到这会使他付出妻儿生命的惨痛代价。影片以现代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改写了这个传统的忠义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以及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的复杂关系与命运悲剧。我们可以看到，陈凯歌试图讲述一个可以被当代观众所理解的故事，但是对历史复杂性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忠”的偶然性及其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脆弱性。
在陈可辛的《投名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故事，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义”作为一种兄弟关系与江湖道义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投名状》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道义被践踏与撕裂的过程，姜午阳、赵二虎本为草莽，在一次争斗中与庞青云结识。三人惺惺相惜，结为异姓兄弟。不料日久生变，赵二虎的妻子莲生爱上了大哥庞青云，庞青云也对莲生心生爱慕。不久后，庞青云升为两江总督，欲望逐渐膨胀，变得心狠手辣。他的道德防线也逐渐崩溃，霸占莲生，还要对兄弟下手……，影片在三兄弟自相残杀的过程中，展现了“义”的伦理观以及江湖世界的崩溃。
吴宇森的《赤壁》改编自我们熟悉的三国故事，但影片改变了故事的结构，使这一故事更像是一个西方的海伦故事和“特洛伊”故事，而在价值观层面，影片虽然没有颠覆“忠义”的传统，但对男女之情与兄弟之情的过度渲染，使影片的表达较为错乱，此外《关云长》重点表现的是关羽的勇武而非“忠义”，《战国》以一个女人的爱情结构孙膑和庞涓的故事，都显示了对传统价值观的疏离或隔膜。
在当前的电视剧中，家庭伦理剧的兴盛可以说是一大特色，《金婚》、《中国式离婚》、《媳妇的美好年代》、《老大的幸福》等一系列电视剧的热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代的继承与转化。这些电视剧所注重处理的是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等伦理关系，对伦理关系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与传统文化的伦理规范相比，这些电视剧中所表现的伦理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1）伦理关系已经大为简化，如果说传统伦理规范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那么当今的伦理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的伦理关系已很少再关注妻妾、主仆、妯娌以及家族兄弟关系，这当然是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结果；（2）伦理关系注重平等，强调“相互理解”，与传统文化中强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平等关系不同，现代伦理关系强调家庭内部人与人的平等；（3）伦理关系与当代社会结构密切相连的复杂性，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两端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遵从着不同的伦理与价值观念。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今天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忠孝仁义”的价值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我们需要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汲取这些价值碎片的合理性因素，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与价值体系。
   
2、如何重新讲述革命的故事？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将中国从一个落后、挨打的旧中国熔铸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曾经塑造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但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告别革命”的思想浪潮，20世纪中国革命所凝聚的价值与信仰却逐渐黯然失色。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与中国情势下，如何汲取革命传统的核心要素，凝聚成我们新的民族精神，是关系到未来中国命运的重要问题。
    “主旋律影片”一直试图重新讲述革命的故事，但如何在革命故事与当下生活之间构成一种有效的连接，从而使革命传统参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建构，却是一个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近年的《张思德》、《铁人》等影片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这些影片在市场上发行不利的状况，也使之并未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主旋律大片”，以“大片”的方式运作，在市场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影片独特的题材、垄断加市场的制作模式却使之难以复制，另一方面，影片的商业化运作也削弱了其历史与价值内涵。
冯小刚的《集结号》是一部从新的角度讲述革命故事的影片，影片以极具智慧的方式将两个相反的主题组织在一起，创作者宣称影片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不朽的”，而网友的概括则是“组织是不可靠的”，如果说前者是迎合“主旋律”的，那么后者则是反主旋律的——但却暗合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它在市场的“主旋律” 也斩获颇丰，影片在三重“主旋律”之间走着钢丝，并获得了成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极为聪明的影片，但就对革命价值观的传承上来说，却更多具有瓦解与解构的效果。
姜文的《让子弹飞》可以说是一部以隐喻的方式讲述革命故事的影片，影片讲述了革命起源的合法性，革命的狂欢化过程以及革命之后“革命者”无奈的处境。影片极具创作者个人的风格化色彩，以及第五代电影人擅长的隐喻、夸张、变形的艺术形式。但是影片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具有草莽英雄气质的土匪，并极力突出其个人英雄的形象，因而更多地只是表达或宣泄了一种情绪，而并没有触及到“革命”的深层次问题，但就隐喻所达到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说此部影片是对革命传统的一种抽象性继承。
姜伟的电视剧《潜伏》不仅创造了收视市场的奇迹，也是重新讲述革命故事的一部力作。《潜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既以曲折动人的故事讲述了革命者的信仰，又找到了一种当代观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这一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1）谍战题材的悬念与戏剧性；（2）办公室政治的明争暗斗；（3）“夫妻”二人的反差及其喜剧性。《潜伏》是一部从正面讲述革命者的信仰并获得成功的电视剧，这在当代是极为罕见的，而其成功恰恰在于对上述三个特点的出色运用。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办公室政治”的接受视角，在网络上曾有广泛的讨论，后来还曾出版过《“潜伏”在办公室》等实用性书籍，教人如何以“潜伏”的方式在办公室竞争中获胜。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在《潜伏》中，办公室政治只是实现理想与信仰的一种斗争方式，那么在当代社会的接受中，“办公室政治”则脱离了理想的光照，而成为了一种实用性的“尔虞我诈”的技巧，这一方面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理想与价值观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微观的权力斗争已构成了很多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目标。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理想与信仰，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重建一种整体性的价值观？如果我们需要重建，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革命传统及其凝聚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尊重并理解历史，并在现实的基础上寻找到一种重建的方式。


3、现实中的精神与道德困境


如果说《潜伏》“办公室政治”的接受视角折射了当代社会对权力斗争的想象，那么在以反腐倡廉、打黑除恶为题材的电视剧中，则更加展现了现实中权力斗争的严酷性，在《抉择》、《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浮华背后》等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反面人物的尖锐斗争，以及以正面人物胜利为结束的乐观结局。这一类电视剧不仅满足了观众渴望看到“内幕”与“真相”的心理，而且塑造了他们对政治斗争的想象。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类电视剧中，很多贪腐案的破除都是建立在更高层领导介入以及“偶然性”事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类电视剧所建立的叙述逻辑以及“正义必胜”的价值观是脆弱的，并非必然的，这也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破碎性。
电视剧《蜗居》向我们讲述了当代现实中的精神与道德困境，剧中的郭海萍夫妻感情甚笃，但因钱少难以在江州买房，只得暂住弄堂。海萍极力想改变困境，但苦于房价压力，即使生下一个女儿，也只得送回家乡由父母代为抚养。海萍的妹妹海藻大学毕业后，与公司职员小贝相恋，两人也感受到攒钱买房的辛酸。因为工作关系，海藻结识了市长秘书宋思明，后者对她一见倾心，并多次帮助海藻及其姐脱离困境。海藻为了报答，跟他有染，一发而不可收拾。期间，海萍曾多次劝说海藻，不要辜负小贝的一片痴情，但是海藻为了帮助姐姐达成心愿，还是委身于宋思明，做了他的情人。《蜗居》以当前的高房价为切入点，展示了一个女孩为生活所迫，放弃了自己的恋人而去做官员情人的过程，这是一个扭曲与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向现实屈服的过程，《蜗居》向我们揭示出，以“个人奋斗”与“自由恋爱”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在社会中已经濒于破产。值得注意的是，《蜗居》中的官员宋思明并非一个反面人物，而是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成熟的男人形象，一个“成功者”的形象，与之相比，海藻的恋人小贝虽然富有青春气息，但却是幼稚的、无能的，《蜗居》对宋思明这一形象的塑造既为海藻的选择提供了合理性，但在价值观层面，却缺乏对不公正现实的批判性，而只是呈现了现实中的道德困境。
电影、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都来源于同名畅销小说，徐静蕾版的电影只是提取了小说中的核心元素，王珞丹版的电视剧则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小说的内容：以杜拉拉在世界500强公司DB公司的升职经历及其爱情故事为主线，描述了一个白领的奋斗过程。这一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价值观是建立在“升职”基础上的，而“升职”除了地位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薪水的增加，从月薪3000到6000，再到1万，再到年薪23万，可以说是这是一种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小说《杜拉拉升职记》不仅仅是讲述故事，而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杜拉拉的成功经验，具有“实用性”的价值，因而此书的畅销与影视剧的热播，也向我们展示出，精神性与艺术性的文艺探索在社会领域已经越来越少人问津，而具有实用性的书籍则大行其道，或许这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一个侧面。
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小说”相类似的是“官场小说”，这类小说也是畅销书市场的一个重要类型，近年来每年可推出约200种，但较少改编为影视剧。但是我们在宫廷戏、穿越剧的忠奸斗争、妻妾争宠之中，也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官场智慧”或者计谋与机心，这类作品大多围绕权力与地位展开斗争，权位本身就构成了他们的最终目标，而缺乏一种更加开阔的精神上的追求与价值观。

    以上我们大体勾勒了影视剧中所存在的价值观及其中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讲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当代经验与想象的投射，在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支离破碎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变动中，我们尚未形成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价值观，我们仍然处在历史的巨大转型之中，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12-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