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不趕時髦 寫文章要補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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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不趕時髦　寫文章要補空白

作者：黃永年
文章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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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呂思勉的學生，童書業的女婿，沐浴一代學風。

●　他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寫文章與陳寅恪商榷，後有書信之交。

●　他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建樹，著作等身。

●　這次專訪完成于一月前。2007年1月16日，黃永年先生逝世。
　　
　　　　
〔編者按〕　2006年12月7日，黃永年先生在西安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李懷宇的專訪。儘管身體欠佳，聲音微弱，但他仍認真傾聽記者的問題，並耐心作答，從容講述自己的經歷及與昔日師友的交往。而這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2007年1月16日，黃永年先生逝世于西安。今日本報刊發此文，以志懷念，遙托哀思。

黃永年小傳

黃永年，江蘇江陰人，1925年10月出生，2007年1月16日逝世。1950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為陜西師範大學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曾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等。著有：《唐史史料學》、《唐代史事考釋》、《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論》、《古籍版本學》、《古文獻學四講》、《學苑零拾》、《樹新義室筆談》、《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等。
　　
2006年12月7日，農曆大雪。西安的早晨很冷，進入黃永年先生的家，有書，有微笑，有平常談，頓覺一室皆春氣也。

黃永年先生的聲音很微弱，有些談話需要他的兒子黃壽成在一旁解釋才能聽清。談起童年舊事，似有無限嚮往。對自己的學術成就，則只是輕輕帶過。偶爾談及學界中看不起的人事，言語頓顯鋒芒。談得最多的是昔日師友：呂思勉、顧頡剛、童書業、啟功，這些現代文化史上響噹噹的人物，盡在追思裏。

在黃永年看來，呂思勉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師，是把我真正引進學問之門的導師”。他專門提到自己的新著《學苑與書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版)的第一篇：《呂思勉先生〈古文觀止〉評講錄》。這份看似平常的評講錄，在黃永年心中並不平常。“我記得上第一堂‘國文’課，呂先生就宣佈用《古文觀止》作教本。我當時聽了大吃一驚。《古文觀止》我在十三四歲時就選讀過，不久買到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又有了點文學史的知識，早薄《古文觀止》為村塾陋籍。何以呂先生這位大學者忽然要用這種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著呂先生就作解釋了，呂先生說：所以用這部書，正是因為它選得壞。”經呂思勉一一評講，黃永年有茅塞頓開之感，因而在幾十年後，還把當年的講課筆記印出。

對“疑古派”創導者顧頡剛，倒未及細談，黃永年只說：“顧先生是我的老師，他的學問我很佩服。”而對有學者提出“走出疑古時代”，黃永年頗不以為然，曾寫文章商榷，言談中又多次提起。

童書業是黃永年的岳父。黃永年的回憶文章裏曾有妙筆：“有一次我和他到光華大學宿舍去看呂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來，原來褲帶斷了，我一看，已爛得無法接，好在不在大馬路上，趕快到附近小雜貨店買了一條給他換上。不過他對我卻還關心，我每次去看他，談到中午，總是請工友從附近飯館裏買一客茄汁牛肉飯給我當午餐。每次都不變，因為他愛吃茄汁牛肉，以為我一定也愛吃。”黃永年也談起啟功：“啟功和童書業是朋友，我稱他為世叔，他總是把我當成朋友，所以我請他題什麼東西都很方便。”邊說邊取出啟功題簽的《文史探微》。

黃永年擅書法，愛刻印。他說：“書法是小時候學起，到了中年，看看清朝人的字，能寫幾筆文人字，不難看。刻印是小時候刻著玩的，又向郭則豫先生學習，後來出了《黃永年印存》。”黃永年買書有一習慣，不想讓服務員在書上蓋圖章，他笑道：“像在豬肉上蓋圖章一樣。”

晚年，黃永年很少出門，每天在家看閒書，最愛看回憶錄。生活上不講究，近年喜歡吃點北方食品，尤其是麵食。我望著家裏珍貴的古書問：“這些書以後怎麼辦？”他淡淡地說：“不考慮。我的兒子也是搞這種東西，他還可以用。”

2007年1月16日，黃永年逝世。
　　
師從學者呂思勉

黃永年童年在常州讀書。抗戰之初，他在常州地攤上買到呂思勉的著作《經子解題》，大受啟發。初中讀書時找些古書自己看，學做文言文。高中二年級時考入蘇州中學常州分校，有幸聽了呂思勉講授的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四門課，等於上了一次大學：“呂先生給我們整整講了一學年。後來才知道在大學裏也很難有機會聽名教授講那麼多鐘點。”到了改革開放之初，黃永年執教陜西師範大學，他感慨：“現在，我也是五十好幾的人，已接近當年呂先生給我們講課時的年齡了，也勉強在大學裏帶著幾位唐史專業研究生。可是撫心自問，在學問上固不如呂先生的萬一，在為人處世上也深感呂先生之不易企及”(《回憶我的老師呂罩�(思勉)先生》)。

南方都市報：常州百年來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像瞿秋白、趙元任，還有在世的周有光先生。

黃永年：我是江陰人，從小在常州長大。常州比較大，原來是一個府。我家在農村，屬於江陰。我老家也可以講兩句，這在我講課時也講過。中國過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領主，歐洲過去是封建領主，是世襲的，中國的封建地主是經常變的。我出世的時候，祖父已經歸天了。據說，他在太平天國時是沒有財富的，只有一頭牛，他牽著牛逃走，也不參加革命。太平天國平定以後，他變成三千畝的大地主。有種種傳說，有一種說法是，我祖父是“鯊魚精”轉世，他是經營江邊的沙田，這當然是胡說八道。還有一種說法是，他挖到太平軍留下的金銀財寶，這個也有可能。

南方都市報：你小時候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

黃永年：完全是新式的。和一般的小朋友一樣，不讀古書的。後來請了一位懂古文的先生，那位先生可能是中過秀才，就開始讀《孟子》，對古書感興趣。

南方都市報：你12歲時抗戰爆發了，生活有什麼變化？

黃永年：當時是小孩，最恨的就是東洋鬼子，跟現在不一樣，現在好像提到東洋鬼子沒有什麼仇恨了。

南方都市報：現在是“哈日”。

黃永年：我們當時提到東洋鬼子是深仇大恨。淪陷以後，我就逃難。

南方都市報：逃到哪？

黃永年：逃到家鄉農村，在一個江心沙洲上。後來到常州城裏安定下來。東洋鬼子一佔領是殺人放火的，但也不能天天殺人放火，他們自己也收刮民脂民膏，要吃飯，就平定下來。我就回來唸書，當然那些學校都是在東洋鬼子控制之下，但是學校裏沒有一個老師說漢奸話。

南方都市報：接受的是中國式的教育？

黃永年：是的，唯一不同的是，加了一門日語，日語老師是中國人，到日本留過學，他要我們知己知彼，反對日本也要了解日本，所以我學日語倒是認認真真學的。學校是東洋鬼子統治的，但是實際上東洋鬼子也管不了。這些老師從現在的角度來講，還是不錯的。我自己還是用功看書的。

南方都市報：什麼時候開始讀呂思勉先生的《經子解題》？

黃永年：看呂先生的書是在常州城裏稍為平靜了，當然還是東洋鬼子統治的，那是上初中一二年級的時候。我是在地攤上買到《經子解題》，5分錢，一看，做學問應該這樣做。這以後，就看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這時候就知道要讀些什麼書。自己看了不少古書。這些古書不是從頭到尾讀，但是至少要翻一翻，所以我買的古書都翻過的。上初中自己作文，都是文言文，基本上文言文是過關的。眼光比較開闊。

南方都市報：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呂思勉先生到常州來教書了。

黃永年：我聽到很高興，因為之前我已看了呂先生的《經子解題》。這樣我聽了呂先生一年的課，現在可以說沒有一個大學的教授有這樣的水準。呂先生給我們開課，是“國學概論”、“中國文化史”，另外是“國文”、“本國史”。

南方都市報：呂思勉先生上課的風度如何？

黃永年：我聽呂先生的課，簡直是一種學問上的享受。呂先生當時已經五十幾歲了，但是在課堂上從來不坐著，總是站著在黑板上寫一段，然後從容不迫地邊踱方步邊講課。他沒有叫我們買教科書，也沒有專門印發講義，但把每次寫在黑板上的內容抄下來，就是一部好講義，現在我的著作《學苑與書林》中收了我抄寫呂先生《古文觀止》評講錄的內容。
　　
緣係童書業千金

師從呂思勉後，黃永年在閒談時向呂思勉請教：“《古史辯》這本書怎樣？”原來此前黃永年聽說《古史辯》把治水的聖人大禹說成一條蟲。不料呂思勉卻回答：“此書頗有道理”。並說此書的第七冊是他和童書業合編的。黃永年馬上向母親要了錢，寄往上海，託人到開明書店買了一部《古史辯》第七冊來細讀。後來認識童書業，黃永年執弟子禮，他回憶：“童先生有個習慣，喜歡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講給別人聽，雖然有時不擇對象，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但我認為總比某些人喜歡在學問上、資料上留一手好得多。”黃永年入讀復旦大學歷史系後，時常向童書業問學，後來更有緣分：“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當時已在博物館工作的承名世兄作媒把他的大女兒教寧介紹給我。我和教寧沒見過面，但馬上表示同意，不過說要請示母親。童先生就在抽鬥裏翻了半天，翻出一張教寧十二三歲小姑娘時候的照片，讓我寄到常州給我母親看，我母親也居然回信滿口同意。解放後不久，我們結了婚。從此童先生和我除師生外又加上一層翁婿關係。他沒有兒子，所以後來還把我當親兒子看待(《記童書業先生》)。”

南方都市報：怎麼認識童書業先生的？

黃永年：我一個在念劬中學讀書的老同學介紹的，童先生在那兒教過書。我在家裏請他吃過飯，這以後，我就稱他為老師，他也稱我為學生。就在這時候，我把《古史辯》看了。呂先生講課的時候告訴我，《古史辯》的第七冊是他和童先生合編的，我就買來看。現在有些人把“三皇五帝”抬出來，是反動的，拍做官人的馬屁，不要臉！我對趕時髦的東西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好話。

南方都市報：後來如何和童書業先生的女兒結婚？

黃永年：這是童先生主動提出來，請另外一個朋友作媒，當時我在上大學三年級，她上蘇州女子師範學校。大學畢業以後才結婚。

南方都市報：你讀大學經歷了一番曲折？

黃永年：本來我不想讀大學，大學有些東西不見得高明。原來有人給我介紹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憑，不行。高中文憑只能當助理員，去助理誰呢？老子不幹！後來去讀大學，本來想讀北大。結果沒有去，只讀了一段時期的中央大學，偽中大。(笑)

南方都市報：為什麼當時沒有讀北大？

黃永年：當時已經打內戰了，我媽媽只有我一個兒子，不放心。我想讀光華大學，因為呂思勉先生在那裏當系主任，光華大學是私立學校，貴得不得了。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考復旦大學呢？我說復旦算什麼。以前我媽媽她們講到復旦大學是非常鄙視的，因為復旦大學抗戰前是私立學校，說它是野雞大學。光華的學費很貴，我媽媽借了點錢，東拼西湊。人家跟我說，復旦大學現在是國立大學，不收學費。我一聽，這還不錯，所以讀了復旦大學。

南方都市報：復旦大學裏的老師有蔣天樞先生。

黃永年：他是中文系的。還有陳子展，我的國文考卷是陳子展批的，給了100分。

南方都市報：蔣天樞先生是陳寅恪先生的學生。

黃永年：是的。他教我“大一國文”，我為什麼選他的課呢？因為我高中時看過他寫的《全謝山年譜》。

南方都市報：你在年輕時對陳寅恪先生的著作看得多嗎？

黃永年：我買過陳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當時讀不懂。後來才慢慢領會。陳寅恪先生的書我都看，就是《柳如是別傳》沒看完，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

南方都市報：你寫過和陳先生商榷的文章。

黃永年：看了之後，有不同意見寫文章商榷是很正常的。就是《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係》，他有錯誤的地方。我寫的東西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人家沒有講過、而那個東西又比較重要的，我填補空白；還有一個是人家講錯的，我加以糾正。如果是人家講過的，我再講一遍，不是等於公共汽車上當扒手嗎？這種事情不能做。

南方都市報：陳先生看了文章之後還請他夫人代筆給你回信？

黃永年：頭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寫的，字比他寫得好。按現在做法，他本來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還送給我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的《長恨歌箋證》。
　　
潛心治學讀好書

1950年，黃永年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從統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學任政治課助教。1956年隨校遷至西安。第二年因反對學生鬧事，主張深入群眾化解矛盾被劃為“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圖書館工作並摘帽。1978年調入陜西師範大學。1979年起，黃永年招收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向碩士生，1982年起，招收歷史文獻學碩士生，先後開設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文史工具書簡介、古籍整理概論、唐史史料學、舊唐書研究、太平廣記研究、吳梅村詩研究等課程。他認為：“這些課程和學問都不是當年哪位老師直接傳授的，而是憑多年自學而自行建立體系的。”在學術研究上，他主張“人活著總得幹點有益的事情”，而過於在名和利上計較實無多大意義。再是研究歷史主要得把史實弄清楚，在此基礎上能找出點規律性的東西自更好，而嘩眾取寵或賣論求榮者終將經受不起時間的考驗。

南方都市報：在復旦大學畢業之後，你怎麼到了上海交通大學教書？

黃永年：是統一分配的，教政治課，當時當然不願意幹，但是沒有辦法。當時的情況跟現在不一樣，不服從分配是不行的。教了幾年，到了打成“右派”，就不叫我教了。

南方都市報：1956年從上海到西安來了？

黃永年：到西安來，我是很贊同的，因為對上海也沒有什麼留戀。上海有什麼好？都是玩的地方，而這些地方我是從來不玩的。我到現在不會跳交際舞，對電影也沒有什麼興趣，上海還有什麼呢？

南方都市報：但是50年代在上海買了很多古書？

黃永年：這倒是，當時古書實在便宜。當時我一個月80多塊，我記得在學生食堂吃很好的飯，一個月才12塊錢，所以可以買書，一本明版書3塊5塊就可以買。我看著實在便宜，買著玩。當時幾塊錢的書現在漲到幾萬塊了。當時沒有做生意的頭腦，如果有的話，現在發大財了。(笑)現在這點書也不賣，留著玩玩吧。

南方都市報：後來這些在上海買的書都搬到西安來了嗎？

黃永年：都搬來了，打成“右派”以後賣掉一些。一些自己留著。

南方都市報：這些書對你後來研究有沒有影響？

黃永年：沒有關係，買這些是玩的。

南方都市報：1956年搬到西安，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

黃永年：當時有一些學生、教師鬧著要回去了。我是不主張回上海的，明明是“左派”，最後把我打成“右派”，當時沒有道理好講的。

南方都市報：打成“右派”以後做什麼？

黃永年：到農村去勞動改造。他們說，老黃不是壞人，是好人。前前後後勞動了四年，先是在農村改造了兩年，回來以後在學校當工人，幹了兩年。後來放到圖書館。

南方都市報：勞動改造那幾年能看書嗎？

黃永年：可以看書，自己偷偷摸摸看。

南方都市報：回來以後，到圖書館裏幹什麼？

黃永年：就是一般的工作，在圖書館裏也沒有什麼書可以看。

南方都市報：“文革”結束以後到陜西師範大學開設了那麼多方向的課程，這些學問從何而來？

黃永年：學問是自己弄的，一個是靠呂思勉先生的引導，第二是靠自學。我在圖書館工作到改革開放，從西安交通大學調到陜西師範大學，當時西安交通大學還不放呢。來到陜西師範大學以後，史念海先生和我合招唐史研究生。

南方都市報：你在學術研究上的重點是什麼？

黃永年：我有幾個東西可以成為代表作的：《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學苑零拾》。重點是研究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因為人家研究有很多錯誤。另外有一點是版本目錄，這個完全不是老師教出來的，完全是泡書店泡出來的。懂線裝書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買書的，一種是賣書的。賣書的如果不懂，不到幾個月就關門大吉了；買書的，太多錢不行，沒有錢也不行，一定要稍微有一點錢。我就是這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