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须弄清智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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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须弄清智慧的标准

许锡良

      有时我在我的教育博客上作一些教育批评，有人就借诸葛亮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义”一章里为自己辩护的一段话来批评我，一幅居高临下，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样子，很是可爱。其引用的这段话是这样的：“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人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手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言下之意，我就是这样的诸葛亮嘴里的小人之儒。这是中国人日后千年来用来取笑书呆子的一段最经典的话。被多少代人反复引用。问题是“小人之儒”固不足取，而“君子之儒”又怎样？其实也只是愚蠢，而且是更愚蠢。在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千年以来，我们其实正是一直把诸葛亮看成是中国人最高智慧的象征了。且不论诸葛亮其实神化得近乎妖，实际上《三国演义》里的近乎妖的诸葛亮几乎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世世代代津津乐道于诸葛亮的智慧。问题是即使是在《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里，被神话了的诸葛亮，能够那样神机妙算，也没有挽救蜀国灭亡的命运。
      现在我们撇开三国具体的情节来看看中国与西方智慧的标准问题。诸葛亮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即使是君子之儒，也不过是“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也就是忠君爱国正直，能够办事，并且留下芳名。就这一点来说，诸葛亮确实是做到了，就像中国当代某些教育改革家那样，相信不仅现在留下了名，而且将来也会在中国的环境下“名留后世”。不过，说来遗憾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君子之儒”，可以留名后世，却无法留点思想理论，或者发明创造给后世。那怕像亚斯多德那样留点在我们诸葛亮看来迂腐愚笨到了极点的逻辑三段论给后人琢磨琢磨也好啊。显然，诸葛亮是善于运用逻辑推理，而且精于心理学的，但是却没有一点理论贡献，也没有发明一点东西恩泽后世，据说他发明了木牛流马车，可惜也只是小说中的传说而已，到目前为止，考古仍然未有发现。他对自己的下属及自己的对手的心理简直如坐在他肚子里一样，令人惊叹。常常对方出一计策，诸葛亮这边同时就知道了，然后安排好对应的办法，一生中大概只有对马谡算是有点失误，因而失了街亭，要不是弄个“空城计”，怕是这个智慧的脑袋早就没有命了，但是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险着来凸显诸葛亮的智慧的。但是，这种智慧正是中国人千年来愚蠢落后挨打的原因。诸葛亮的智慧其实说白了就是善于揣测人的心理，善于玩弄计谋，与人斗不但其乐无穷，而且颇为工于心计。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是大大小小的诸葛亮。中国人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做人几乎要穷尽一辈子的时间精力及聪明才智，而且仍然无法“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只是圣人到七十岁时才做到了的，其他凡夫俗子可想而知。）这种心中有策，善于办事，却不善于改革，不善于发明创造的智慧，正是中国人命运的悲哀。
       如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等西方的大知大圣之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我以为用诸葛亮的“小人之儒”的描述来评价他们可能是最为合适不过了，他们于诸葛亮式的计谋与世俗的事务，正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手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尤其是那个苏格拉底，最后还无故地丢了自己的性命，连逃命的智慧都没有了。中国人的智慧标准是世俗的，功利性的，是与人斗的，自然是混世有术的，而西方人的智慧是要探求宇宙自然社会的奥秘的，即使研究人，也要研究出一个原理来，要将人放置到某个逻辑基点上来。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关于自然方面的学说，还是关于社会人文方面的学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空白，中国人能够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要莫是几个愚忠愚孝的典范，要莫是黑厚有术，通鉴有方，无论阳谋还是阴谋，都不过是几个宫廷政变的血腥故事而已。而这些所谓的智慧的计谋，也不过是谋人有术，治世无方。思想理论是没有的，发明创造也是没有的，制度设计方面也是一片空白。那个治人有术的人死了，那个时代才会结束，于是新的治人有术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如此数千年，直到人家的“坚船利炮”打过来了，我们此时才知道，用了数年的治人智慧，在这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没有醒悟过来。
       中国的教育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讲究最多的也就是那个修炼。中国智慧最高境界就是修炼有术。比如炼剑的人，要由手中有剑，到心中有剑，再到化有剑为无剑，剑术便是达到了极致。但是那样苦苦修炼，也还远不如发明一杆来福枪来得方便。隔个几百米，一枪就结束了。所以，即使中国人的所谓的武术，最后还得让位于人家拙劣的洋人，用了数天时间便学会的瞄准射击来得有威力。当初八国联军只是用了数千劣等的流氓无赖，便把中国修炼了几千年的武术精英打败了。这里面蕴含的思想智慧，确实是要每一个中国人好好思量一下的。
       现代法国政治思想家，著名的女学者西蒙娜．薇依在其《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西蒙娜．薇依著，徐卫翔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１月版，第２３４页。）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则印度故事，讲的是一个修行者，独自苦修了十四年以后，回去看望家人。他兄弟问他都学了些什么。他把他兄弟叫来带到一条河边，在他兄弟的眼皮底下靠双脚渡过了河。他兄弟叫来一个艄工，坐船到了对岸，付了一个铜板，并对修行者说：‘我付一个铜板就能办到的事，用得着去修炼十四年吗？”西蒙娜．薇依毕竟是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她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一个良好的制度与良好的文化传统，就可以轻松地解决一个问题，否则的话，就是修行十四年也未必能够好好解决。一个中国高明厨师就是学一辈子，也还是会有把饭菜烧坏的时候，但是，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发明了电饭煲后，即使是一个傻瓜也可以烧出一锅喷香可口的米饭来了。但是，我们的智慧是宁愿世世代代去用十四年的时间学会用传统的锅灶的烧饭技术，却不会用一年两年时间来发明一个电饭煲之类的工具。我们也宁愿去学诸葛亮那样神机妙算，并且自以为聪明，也不愿意去学学亚里多德弄一个逻辑学出来，或者像培根那样弄个“新工具”出来。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大智慧与小技巧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把数学的学习就是变成了运算的技能与技巧，而对于高度缺乏数学思维与数学问题意识却熟视无睹，安之若素。中国的教育将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都弄成了记忆之功，背诵之术，似乎这里只是一堆需要记诵的材料，只要记住了就行了。我们现在也还是把科学定为物理、数学、化学、生物之类的一门门具体的学科，却完全忽略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忽略了科学的生命在问题，在探究，在批判与发现。现在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思想智慧还是看他如何看待教育的思想智慧。因为这几乎就是一切思想智慧之母。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理解错了，我们走得越远，就离愚蠢越近，离智慧越远。
      转引自：http://blog.cersp.com/57248/1249094.aspx